檢視摊丁入地的原始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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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 #008080" align= center|  '''<big>摊丁入亩</b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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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丁入亩，又称作摊丁入地、地丁合一，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是清朝政府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标志着中国实行两千多年人头税（丁税）的废除。

是康熙皇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雍正时期开始实行。这一制度的实行，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促进了人口增长。劳动者有了较大的人生自由，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赋税规则的简化减少了官府打马虎眼任意加税的可能。

摊丁入亩的实施，直接导致中国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从乾隆六年（公元1740年）人口突破1亿，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突破3亿，再到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全国人口突破4亿，占世界人口超40%（1830年全世界人口为10亿），奠定了中国人口大国的基础。

'''中文名'''：摊丁入亩

'''别名'''：摊丁入地、地丁合一

'''时间'''：[[清朝]]

'''开始时间'''：1712年4月4日 (农历二月廿九)

=='''背景'''==

'''原有丁银制度'''

清代的[[丁银]]是沿袭明代的丁银而来的，但丁银编征作为中央政府[[赋税]]征解的内容，则是清代的事情。在明代，丁银与[[里甲]]、[[均徭]]等四差银一起，都由地方官员征用，并不上缴明中央政府，实际上这项收入多落入官吏的私囊。在明朝中央政府那里，也没有全国丁银的统计数字，只有户丁的总数，在行政及政策制定方面，中央政府也未涉及丁银的处理以及如何支配的问题。

清朝定鼎北京后，以加强中央集权和筹集军饷为中心，同时强化对地方财务的管理。大致说来，自顺治二年始，清朝中央政府命令地方官将丁银随同田赋一起上缴，同时对于人丁的编审也逐渐制度化，以保证丁银的征解。清初原定三年一编审，顺治十三年改为五年一次编审人丁。顺治十五年，清廷命令各直省将编审人丁造册送部。十七年覆准，“直省每岁终，各将丁徭赋籍汇报总数，观户口消长，以定州县考成”。通过这些措施，在剥夺地方官任意支配和使用丁银权力的基础上，清朝中央政府直接征用丁银。

顺治十八年，清朝中央政府首次公布了全国丁银的统计数字，“直省徭里银3008900两9钱，米12570石1斗”。丁银成了清朝中央政府赋税征收的重要内容。

'''丁银制度的弊端'''

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在奏折中说：“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

丁银的编征自始就存在着弊端。康熙初年曾任直隶灵寿县知县的陆陇其对此曾分析说：“查旧例，人丁五年一审，分为九则，上上则征银九钱，递减至下下则征银一钱，以家之贫富为丁银之多寡，新生者添入，死亡者开除，此成法也。无如有司未必能留心稽查……且又相沿旧习，每遇编审，有司务博户口加增之名，不顾民之疾痛，必求溢于前额，故应删者不删，不应增者而增，甚则人已亡而不肯开除，子初生而责其登籍，沟中之瘠犹是册上之丁，黄口之儿已是追呼之檄，始而包赔，既而逃亡，势所必然。”这种户丁编审中的虚报和浮夸之风在很多地区都存在。

而官员绅衿利用优免特权隐漏人丁，奸猾之徒又托为客籍以为规避，而丁银项目仍然存在，结果便落在贫苦农民的身上。其中在实行户等编审制的地区，出现了利用户等进行放富差贫的现象。如山东曹县，“豪强尽行花诡，得逃上则；下户穷民置数十亩之地，从实开报，反蒙升户”，结果“其间家无寸土，糊口不足，叫号吁天者，皆册中所载中等户则也”。这样一来，一方面，封建官府为追求溢额在编审时多行虚夸；另一方面舍富就贫，丁银溢额增多的结果便是使中下层民众承担起更多的丁银来，饱受“代纳”和“包赔”之苦。

这样一种丁银编征，使得阶级矛盾更趋激化。对于丁赋的征收来说，其结果是“在民有苦乐不均之叹，在官有征收不力之参，官民交累”。

'''决心改革'''

康熙时期解决了长达八年的吴三桂等三藩的分裂战争，收复了被郑经割据多年的台湾，驱逐了占据我国黑龙江地区的沙俄势力，又出征蒙藏平定准噶尔部蒙古贵族分裂势力的动乱，连年的征战耗费大量财力再加上各级官员贪腐，老百姓过得很苦。康熙帝本人亲民爱民、常自觉民间疾苦，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说：“朕四次经历山东，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东省与他省不同， 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 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强壮者流离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次年，康熙帝又说：“为民牧者若能爱善而少取之，则民亦渐臻丰裕。今乃苛索无艺，将终年之力作而竭取之，彼小民何以为生？”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下旨“永不加赋”。

后来全面行摊丁入亩的雍正帝也常禀承先皇遗训，曾多次面谕群臣要勤政爱民，说他自己“勤求民瘼，事无巨细，必延访体察，务期利民。而于征收钱粮尤为留意，惟恐闾阎滋扰，此念时切于怀”。雍正在其继位之初就曾向各省督、抚、司、道及府州县各官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把钱粮征收放在所负之责的首位，不得任意苛索。且对直接征收钱粮的州县官谕令尤严，指出：“州牧县令，乃亲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至于钱粮，关系尤重，丝毫颗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累，减一分则民沾一分之泽。前有请暂加火耗抵补亏空帑项者，皇考示谕在廷，不允其请，尔诸臣共闻之矣。今州县火耗任意增加，视为成例，民何以堪乎？ 嗣后断宜禁止，或被上司察劾，或被科道纠参，必从重治罪，决不宽贷。”这就是说，除了确保国家财政足额，亦强调其社会公正的维护和社会心理的引导，也就是通过宽免赋税的的政策来营造人心思定、人心思安的社会氛围。

=='''经过'''==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废除了新生人口的人头税。

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普遍推行“摊丁入亩”，把固定下来的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

=='''内容'''==

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

政府放松对户籍的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从而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

各省地方政府，查清各处地亩多少，按亩均摊税赋。

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

=='''结果'''==

[[雍正]]皇帝实行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丁银与田赋以田亩多少为征收依据，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这样的改革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释放社会活力、促进生产发展。

=='''影响'''==

'''积极'''

摊丁入亩结束了地、户、丁等赋役混乱的现象，完成了人头税并入财产税的过程，彻底废除了自西汉以来的人头税；由于征税的对象是土地，政府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增加了大量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对活跃商品经济起来推动作用；无地少地的农民摆脱了丁役负担，不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进一步松弛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摊丁入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官绅地主。不知给多少穷人卸下了沉重的枷锁，铲除了多少官员的摇钱树。

=='''评价'''==

浙江《嘉兴府志》评价说：“田亩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须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无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到雍正末年，国家库存银两由康熙末年的800万两增加到6000多万两。全国人口更是由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1913万人猛增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3.01多亿人。中国封建社会由此出现了最后一次盛世——“康乾盛世”。

乾隆《济宁州志》在评论“摊丁入地”的意义时说：“济之改九则即三等九则制行条鞭已百年矣。……然时役在赋中，时或役在赋外。《会典》云：直省丁徭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者，有丁随甲派者，有丁从丁派者，一省之内，则例各殊。……至此始归划一，从古未有之善政也。”

中纪委刊文：实行“摊丁入亩”之后，土地多的多交，土地少的少交，没土地的不交，不知给多少穷人卸下了沉重的枷锁，铲除了多少官员的摇钱树。对地主老财和贪官来说，这当然是“严苛”！

“摊丁入亩”政策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缓和了社会矛盾，加强了封建统治，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轻微改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看，摊丁入亩政策有明显的局限性。它没有消除反而加强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社会中的阶级矛盾。从根本上讲，它维护的仍是统治阶级的利益——长久统治，牢固统治的利益。它使封建统治更加牢固。事实上，摊丁入亩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首先是千百万劳动人民反抗赋役不均所进行的激烈斗争的结果；虽然名义上陆续在各省实行，但不可能持久认真地贯彻执行。<ref>[https://cul.qq.com/a/20151027/043136.htm   它常被当成杂草，农民见了连根拔，却不知是珍贵的“叶里藏珠”],腾讯, 2015-10-27</ref>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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