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拼音
原圖鏈接 來自昵圖網

拼音，是拼讀音節的過程，就是按照普通話音節的構成規律，把聲母、介母、韻母急速連續拼合併加上聲調而成為一個音節。

漢語拼音(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s，Chinese Pinyin)，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漢字拉丁化方案，於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時被原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現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研究制定。該拼音方案主要用於漢語普通話讀音的標註，作為漢字的一種普通話音標。1958年2月11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公布該方案。1982年，成為國際標準ISO7098(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部分海外華人地區如新加坡在漢語教學中採用漢語拼音。2008年9月，中國台灣地區確定中文譯音政策由"通用拼音"改為採用"漢語拼音"，涉及中文英譯的部分，都將要求採用漢語拼音，自2009年開始執行。漢語拼音是一種輔助漢字讀音的工具。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十八條規定:"《漢語拼音方案》是中國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獻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並用於漢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領域。"根據這套規範寫出的符號叫做漢語拼音。]

漢語拼音也是國際普遍承認的漢語普通話拉丁轉寫標準。國際標準ISO 7098(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58年2月11日)正式通過的漢語拼音方案，被用來拼寫中文。轉寫者按中文字的普通話讀法記錄其讀音。"

詞彙解釋

【英語】 [pinyin]

【拼音】[pīn yīn]

【法語】[Ruby]

【日語】[ピンイン]

方案歷史

20世紀初期中文主要的音譯系統是由19世紀中葉時英國人威妥瑪創建的威妥瑪拼音系統，該系統是一應用於拼寫中文普通話的羅馬拼音系統。中國民族知識分子採用拉丁字母設計漢語的注音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和1908年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書》，還有1926年的國語羅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新文字。所有這些漢字拉丁化方案都為漢語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礎。

1936年埃德加·斯諾訪問陝北時，發現徐特立正在蘇區進行漢語拉丁化拼音方案的試驗，並稱這套方案基本能滿足漢語拼音化的改革。此事被記入《西行漫記》一書，這套拼音方案也成為194

9年建國後大陸文字改革的基石之一。

根據毛澤東關於制定民族形式的漢語拼音文字方案的指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從1952年3月開始了以制定漢字筆畫式拼音方案為主的研究工作。

1954年10月，周恩來提議設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並指示:拼音方案可以採用拉丁化，但是要能標出四聲。

在試製民族形式的漢語拼音方案前後，1950年到1955年，全國各地和海外華僑共633人寄來了655個漢語拼音文字方案，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從中選擇了264種，編印成《各地人士寄來漢語拼音文字方案匯編》兩冊，作為制定漢語拼音方案的重要參考資料。

漢語拼音文字方案大致有這樣幾種形式:漢字筆畫式、拉丁字母式、斯拉夫字母式、幾種字母的混合形式、速記式、圖案式、數字形式。

1956年9月26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關於中國文字改革問題》的發言。發言指出，漢語拼音方案，採用羅馬字母，這是確定了的。因為拉丁字母是現代大多數的民族語言中所公用的字母，並且是為中國知識界所已經熟悉的一種字母。……拼音方案，在目前主要的用途，是為了給漢字注音和用作教學普通話的工具。

1957年11月1日，國務院全國會議第六十次會議通過《關於公布〈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決議》。

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經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提出後，兩年來，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和各地方協商委員會組織了廣泛的討論，並且由國務院組織漢語拼音方案審訂委員會加以審核修訂，最後又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加以審議，現在由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準備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下次會議討論和批准，並且決定登報公布，讓全國人民事先知道。 應用漢語拼音方案為漢字注音來幫助識字和統一讀音，對於改進學校語文教學，推廣普通話，掃除文盲，都將起推進作用。對於少數民族制定文字和學習漢語方面，也有重大意義。因此，這個方案草案在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和批准之後，可以在師範、中小學校，成人補習學校，掃盲教育和出版等方面逐步推行，並在實踐過程中繼續求得完善化。具體辦法，將由教育部、文化部及其他有關單位會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分別擬定，報告國務院批准施行。

--《關於公布〈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決議》

1958年1月1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舉行報告會，周恩來作了《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重要報告。報告規定了中國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是: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並指出:漢語拼音方案是用來為漢字注音和推廣普通話的，它並不是用來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

1958年1月27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開始討論《漢語拼音方案草案》。2月3日，吳玉章在第一屆第五次會議上作《關於當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漢語拼音方案的報告》。經過討論後，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准《漢語拼音方案》，並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漢語拼音方案的決議》。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討論了國務院周恩來總理提出的關於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議案，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吳玉章主任關於當前文字改革和漢語拼音方案的報告，決定:一、批准漢語拼音方案。二、原則同意吳玉章主任關於當前文字改革和漢語拼音方案的報告，認為應該繼續簡化漢字，積極推廣普通話;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幫助學習漢字和推廣普通話的工具，應該首先在師範、中、小學校進行教學，積累教學經驗，同時在出版等方面逐步推行，並且在實踐過程中繼續求得方案的進一步完善。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關於漢語拼音方案的決議》

196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測繪總局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於聯合頒發了《少數民族語地名的漢語拼音字母音譯轉寫法(草案)》。

1977年9月，聯合國第三屆地名標準化會議根據"名從主人"的原則，通過了《聯合國第三屆地名標準化會議關於推薦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寫中國地名作為中國地理名稱羅馬字母拼法的國際標準的決議》。大會認識到:《漢語拼音方案》是中國法定的羅馬字母拼音方案;中國已制定了"中國地名漢語拼音拼寫法";注意到:《漢語拼音方案》從語言學的觀點來看是健全的，也極宜作為中國地理名稱羅馬字母拼寫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漢語拼音版)》、《漢語拼音中國地名手冊(英漢對照)》以及其他資料已經在中國出版;《漢語拼音方案》已經有了廣泛的應用;考慮到:經過一個適當的過渡時期後，在國際上採用漢語拼音作為中國地理名稱的羅馬字母拼寫依據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推薦:採用漢語拼音作為國際上用羅馬字母拼寫中國地理名稱的(惟一)系統。

1978年9月26日，國務院批轉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國家測繪總局等單位的《關於改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的報告》，從1979年1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對外文件、書刊中的人名、地名的羅馬字母拼寫，一律採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寫。"……改用漢語拼音字母作為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法，是取代威妥瑪式等各種舊拼法，消除我國人名地名在羅馬字母拼寫法方面長期存在混亂現象的重要措施。"中國大陸此後即直接以漢語拼音"統一"大陸地方譯名，在未開展廣泛諮詢公眾的情況下，不論發音是否與普通話相似程度，一律漢語拼音化，只有拉薩、內蒙古、烏魯木齊、哈爾濱等少數地方獲保留傳統發音譯名，像廣州、汕頭、廈門等原來使用粵音和潮汕發音、閩南發音的拼寫統統取締。

1978年9月26日，國務院批轉文字改革委員會、外交部、測繪總局、地名委員會《關於改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寫中國人名地名作為羅馬字母拼寫法的實施說明》第三條規定:"在各外語中地名的專名部分原則上音譯，用漢語拼音字母拼寫，通名部分(如省、市、自治區、江、河、湖、海等)採取意譯。但在專名是單音節時，其通名應視作專名的一部分，先音譯，後重複意譯。例如珠江，須翻譯成"Zhujiang River"。但若按此規定，石室聖心大教堂也不能使用1888年開始使用的英文名稱"Sacred Heart Cathedral"，而應該叫"Shi Shi"，這引起了很大爭議。

1979年6月15日，聯合國秘書處關於採用漢語拼音的通知:"……從1979年6月15日起，聯合國秘書處採用漢語拼音的新拼法作為在各種拉丁字母文字中轉寫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名和地名的標準。從這一天起，秘書處起草、翻譯或發出的各種文件都用漢語拼音書寫中國名稱。"

20世紀1980年代初，中國地名委員會制定了《中國地名漢語拼音字母拼音規則(草案)》。

1981年1月，中國地名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國家測繪總局發表公告稱，"目前國際上雖然在拼寫中國地名(包括台灣的地名)時，大多數使用了漢語拼音方案，但他們在對台電信聯繫等方面，還是沿用舊拼法。根據中央最近確定的對台工作的方針政策，和鑑於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寫台灣地名存在的實際問題，我們的意見是: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兩個中國"，堅持我國在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的提案，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寫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地名;同時，又要承認現實，方便使用，有利於對台工作。今後我國向外提供羅馬字母地名以及出版漢語拼音版地圖時，台灣地名可以在漢語拼音方案拼法的後面括注慣用舊拼法，作為過渡。在我對台郵電聯繫時，台灣地名也可單獨使用慣用舊拼法，作為一種變通的過渡辦法。"

198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發出ISO 7098號文件(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採用《漢語拼音方案》進行中文羅馬字母拼寫，1991年修訂。

1984年12月25日，中國地名委員會、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國家測繪局聯合發布了《中國地名漢語拼音拼寫規則(漢語部分)》。

1986年1月23日國務院發布《地名管理條例》，"第八條:中國地名的羅馬字母拼寫，以國家公布的《漢語拼音方案》作為統一規範。拼寫細則，由中國地名委員會制定。"

198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發出ISO 7098號文件(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採用《漢語拼音方案》進行中文羅馬字母拼寫，1991年修訂。

1984年12月25日，中國地名委員會、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國家測繪局聯合發布了《中國地名漢語拼音拼寫規則(漢語部分)》。

1986年1月23日國務院發布《地名管理條例》，"第八條:中國地名的羅馬字母拼寫，以國家公布的《漢語拼音方案》作為統一規範。拼寫細則，由中國地名委員會制定。[1] "

拼讀要領

發音方式

"前音(聲母)輕短後音(韻母)重，兩音相連猛一碰。"拼音時要牢記普通話聲母和韻母的配合規律:

聲母n及零聲母與開口呼、齊齒呼、撮口呼都有拼合關係。

聲母f、g、k、h、zh、ch、r、z、c、s只同開口呼、合口呼相拼。

聲母j、x、q只同齊齒呼、撮口呼相拼。

聲母b、p、m、d、t不同撮口呼相拼。

開口呼、合口呼韻母同除去j、q、x外的其他聲母都有拼合關係。

撮口呼韻母只同j、q、x、n、l及零聲母有拼合關係。

拼音時還要注意讀准聲母、韻母和聲調的音值。要讀聲母本音，不要念呼讀音(教學中，在聲母後面配上不同的元音，而發出的音叫呼讀音);要把韻母作為一個整體來讀，不要把韻頭、韻腹、韻尾分解開再臨時拼合;要看清調號，讀准調值。

拼讀方法

聲韻兩拼法--把韻母當作一個整體，拿來跟聲母相拼。如:h-ào→(浩)。

聲母兩拼法--先找准聲母發音部位，擺好發音的架勢，然後一口氣念出韻母，拼成音節。如:拼讀bā(巴)，先閉上雙唇，憋住一口氣，擺好發b音的姿勢，然後一口念出a，成為音節。

三拼連讀法--是把帶介音的音節分析成聲、介、韻三個部件，拼音時連讀成一個音節。如:q-i-áng→qiáng(強)

聲介合母和韻母連接法--是把聲母和介音(介母)拼合起來，構成一個拼音部件，再同隨後的韻母相拼。如:gu-āng→guāng(光)。

標調規律

有a不放過，(即韻母(也可說元音)中凡是有a的，標在a上。如ao，標在a上)

沒有a找 o e ，(沒有a，但有o 或e的，標在 o 或e 上。如ou標在o上，ei標在e上)

i u都有標尾巴，(i和 u並列時，標在後面。比如iu，標在u上，gui，標在i 上)

單個韻母不必說。(單個的韻母，當然就標它上面了)

有a標a

沒a標o e

i u並列標在後

音標

漢語

漢語拼音共有63個。其中聲母23,韻母24個(單韻母6個，複韻母9個,前鼻韻母5個，後鼻韻母4個,)整體認讀16個。

23個聲母:

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y w

24個韻母:

單韻母6個a o e i u ü

複韻母8個ai ei ui ao ou iu ie üe 特殊韻母1個er

前鼻韻母5個 an en in un ün

後鼻韻母4個ang eng ing ong

16個整體認讀:

zhi chi shi ri zi ci si yi wu yu ye yue yuan yin yun ying

3個介母:

i u ü

注意:"ü"，如果和"n、l"在一起時仍用"nü、lü"，如果和"j、q、x、y"在一起時仍用"ju、qu、xu、yu"。

注意:"yu"是整體認讀音節。

英語

英語音標共48個

20個輔音

3個鼻音

2個半元音

3個似拼音

20個元音

英語音標表

48個英語音標表 (20個元音+28個輔音)

單元音

(12個) 短元音 [i] [ə] [ɒ] [u] [Λ] [æ] [e] 長元音 [i:] [ə:] [ɔ:] [u:] [ɑ:] 雙元音(8個) [ai] [ei] [ɔi] [au] [əu] [iə] [eə] [uə] 清濁成 對的輔音

(10對)

清輔音 [p] [t] [k] [f][ϑ][s] [tr] [ts] [∫] [t∫] 濁輔音 [b] [d] [g] [v][ð][z][dr] [dz] [ʒ] [dʒ] 其他輔音(8個) [h] [m ] [n] [ŋ] [l] [r] [w] [j] [2]

發展

古代史

我國原來沒有拼音字母，採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來給漢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註明漢字的讀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讀不出來。反切，就是用兩個漢字來給另一個漢字注音，反切上字與所注字的聲母相同，反切下字與所注字的韻母和聲調相同。周有光先生稱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這兩種注音方法，用起來都不方便。

唐代守溫和尚在分析漢語聲母韻母和聲調的基礎上，制定了描述漢字語音的三十六字母，說明當時我國的語音分析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可惜他用漢字來表示這些聲母和韻母，因此，這樣的字母沒有進一步發展成拼音文字。

1500年前我國部分穆斯林少數民族中曾經使用"小經"文字，這種文字是一種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字母來拼寫漢語，比唐代守溫用漢字來表示聲母和韻母又進了一步。共有36個字，其中4個字母是特有的，這可能是我國最早的用來拼寫漢語的拼音文字，它不再帶有漢字的痕跡，完全採用拼音字母。"小經"同時也為東鄉、撒拉等民族使用。

明朝末年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為了學習漢字，他們開始用拉丁字母來拼寫漢語。1605年，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蹟》，其中有4篇漢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

《西字奇蹟》這本原書已不容易找到，據說，梵蒂岡圖書館尚有藏本。 1626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彙。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的。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準設計的，適於拼寫北京語音。

1815年到1823年之間，在廣州傳教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了一部《中文字典》，這是最早的漢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設計的拼音方案來拼寫漢語的廣東方言，實際上是一種方言教會羅馬字。接着，在其他的方言區也設計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中廈門的"話音字"1850年開始傳播，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萬冊讀物，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前，大約還有十萬人左右使用這樣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傳播，主要用來傳教。

1867年，英國大使館秘書威妥瑪(Thomas F. Wade)出版了北京語音官話課本《語言自邇集》，他設計了一套拼寫法，用拉丁字母來拼寫中國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稱，叫做"威妥瑪式"。

1931年到1932年間，有兩個外國傳教士提出了"辣體漢字"，這是一種根據《廣韻》設計的、以音節為單位的漢語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幾乎都有不同的拼寫法，拼寫的是方言。

這些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的方案，為以後的漢語拼音運動提供了經驗。

近代史

中國人自己的漢語拼音運動是從清末年朝的切音字運動開始的。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挽救民族危亡和振興中華的熱情，激發着一些愛國知識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國的主張，梁啓超、沈學、盧戇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漢字的繁難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場"切音字運動"。

梁啓超在《沈氏音書序》中指出，"國惡乎強?民智斯圖強，民惡乎智?盡天下之人而讀書，而識字，斯民智矣"。沈學說:"歐洲列國之強，……有羅馬之切音也。人易於讀書，則易於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講求富強"。盧戇章說:"以切音以識漢文，……全國皆能讀書明理，國家何致貧窮?人民何致魚肉?"王照說:"列位啊，咱們個人都要點兒強吧，瞧瞧咱們中國都成什麼樣兒啦?""中國政府非注意下層教育不可，欲去下層教育的障礙，非制一種溝通語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

貢獻人物

盧戇章

(1854-1928)是我國第一個創製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廈門出版《一目了然初階》，公布了他創製的"中國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變體來拼廈門音，聲韻雙拼，左右橫寫，聲母在右，韻母在左，另加鼻音符號和聲調符號，增加聲母後還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他認為，漢字"或者是當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難者"，而切音新字"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這樣一來，"省費十餘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於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盧戇章並不要求廢除漢字，他主張"切音字與漢字並列"。後來，他又編寫了《中國字母北京切音教科書》和《中國字母北京切音合訂》，用切音字來拼寫官話。

《一目了然初階》之後，開始了延續20年的切音字運動。幾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現，如吳敬恆的《豆芽快字》，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學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譜》，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勞乃宣的《增訂合聲簡字》等。這些切音字方案多數是聲韻雙拼式的漢字筆畫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數只在小範圍內傳習，沒有廣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話字母和勞乃宣的合聲簡字推行較廣。

王照

(1859-1933)曾參加戊戌變法，失敗後逃往日本，受日本假名的啟發開始擬定漢語拼音字母，1900年秘密回國，以"蘆中窮士"的筆名發表《官話合聲字母》，採用漢字筆畫作為字母基礎，聲韻雙拼，並且主張以北京話為標準官話。他說:"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官者公也，公用之話，自宜擇其占幅員人數多者"。他並不主張廢除漢字，他說:"有力讀書，有暇讀書者，仍以十年讀漢文為佳"，"漢文俗話並行，互相補助，為益更多"。1903年，王照在北京設立"官話字母義塾"，為了取得合法身份，他自首入獄，得到釋放後全力推行他的官話字母，"十年之中，堅忍進行，傳習至十三省境"，其精神令人欽佩。

勞乃宣

(1842-1921)音韻學家，他積極支持王照的方案，在官話字母的基礎上補充方言字母，擬定了南京、蘇州、福建、廣東等訪言的方案，統稱"合聲簡字"。推廣這種"合聲簡字"的成績十分顯著，"不識字之婦女村氓，一旦能閱讀書報，能作函札，如盲者之忽而能視，其欣快幾乎無可名狀"。

切音字的目的

雖然不想用它來代替漢字，但是他們希望切音字能夠成為一種拼音文字，與漢字分工，並行使用。然而，他們的願望沒有實現。

在切音字運動中提出的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種多樣、琳琅滿目的，大致可以歸納為

①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採用漢字部首作為拼音符號。1892年盧戇章的《一目了然初階》一書中提出的"中國切音新字"，1901年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等都屬於假名系。

② 速記系:採用速記符號作為拼音符號。1896年到1897年兩年間出版的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學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譜》等書中提出的方案都屬於速記系。

③ 拉丁系:採用拉丁字母作為拼音符號。1906 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1908年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母》和江亢虎的《通字》、1909 年黃虛白的《拉丁文臆解》等書中提出的方案都屬於拉丁系。

時代演變

讀音統一會

1913年2月，讀音統一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審定一切字的國音發音"和"采定字母"。會議開了三個多月。在這次會議上，審定了6500個漢字的讀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確定了"標準國音";擬定了一套注音字母，共39個，這套字母採用漢字筆畫式，字母選自古代漢字，音節採用聲母、韻母和聲調的三拼制，對雙拼的反切法進行了改進，其用途僅在於標註漢字讀音，不作為拼音文字。這套注音字母後來減為37個(聲母12個，韻母13個，介母3個，比雙拼切音字的方案中的字母幾乎減少了一半。

會議對於注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最後決定注音字母的作用是給漢字注音，不能與漢字並行使用。黎錦熙明確指出，注音字母的職能是"伺候漢字，偎傍漢字"。

注音字母通過之後，擱置了五年，才於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1920年，全國各地陸續開辦"國語傳習所"和"暑期國語講習所"，推廣注音字母，全國小學的文言文課一律改為白話文課，小學教科書都在漢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北京還成立了注音字母書報社，印刷注音字母的普及讀物，還辦了《注音字母報》。從1920年到1958年，注音字母在我國使用了近40年的時間。這對於統一漢字讀音、推廣國語、普及拼音知識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上層官員中有人覺得"注音字母"的名稱不好，改稱為"注音符號"，以強調這不是一種與漢字並行的文字。

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高度評價了注音字母的作用。他說:"辛亥革命之後產生了注音字母，這是中國第一套由國家正式公布，並且在中小學校普遍推行過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對於識字教育和讀音統一有過一定貢獻。儘管今天看來，注音字母還有不少缺點(例如，作為各少數民族的共同基礎和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顯然遠不如拉丁字母)，但是注音字母在歷史上的功績，我們應該加以肯定。對於近四十年來的拼音字母運動，注音字母也起了開創的作用"。

五四運動後

於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發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的文章，提出了"廢孔學"、"廢漢字"的主張。他說:"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甚至說:"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他提出:"廢漢文之後"，"當採用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語)"。

這顯然是一種非常激進的言論，而且把漢語和漢字混為一談，分不清語言和文字的區別，在學術上是錯誤的，因而受到了陳獨秀的批評。陳獨秀指出，語言和文字"此二者關係密切，而性質不同之問題"絕不能混淆，所以，是"僅廢中國文字乎?抑並廢中國語言乎"還值得研究，因此他提出了"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書之"的意見。

這個意見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支持。錢玄同也接受陳獨秀的意見，一同倡導國語羅馬字，開始了國語羅馬字運動。1923年，《國語月刊》出版了《漢字改革專號》，採用羅馬字的呼聲達到高潮，國語羅馬字運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錢玄同發表《漢字革命》的論文，否定漢字，說"處處都足以證明這為老壽星的不合時宜，過不慣二十世紀科學昌明時代的新生活"，"所以漢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絕對可能的事"，"惟有響響亮亮的說漢字應該革命!如此，則漢字改革的事業才有成功的希望"。他不滿足於注音字母，認為"漢字根本改革之根本改革"應該採用羅馬字母。

黎錦熙發表《漢字革命軍前進的一條大路》，提出"詞兒連書"的問題，對於這個重要的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趙元任發表《國語羅馬字的研究》，提出了"國語羅馬字的草稿"，使用國際通用的拉丁字母，用字母表示音節的聲調，不造新字母，不加新符號，並提出了系統的詞兒連寫規則。

1923年8月，教育部召開國語統一籌備會，決議組織"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

1925年9月在北京的部分委員和一些語言學者自動組織"數人會"，提出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

1928年9月，大學院院長蔡元培正式公布《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作為"國音字母第二式"，用於給漢字注音和統一國語，"與注音字母兩相對照，以為國音推行之助"。在國語羅馬字運動中，出版了一些讀物，如《國語留聲片讀本》等。

1932年教育部公布的《國音常用字彙》，用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兩式對照。但是，國語羅馬字始終沒有走出知識階層的圈子，沒有在社會上普遍推行，它的影響遠不如注音字母。

國語羅馬字一直在台灣使用，1984年台灣發表國語羅馬字修訂草案，徵求意見之後，於1986年1月28日正式公布，名稱為《國語注音符號第二式》，改用於《漢語拼音方案》相同的符號標調法來表示聲調。

新文化運動

國語羅馬字運動

稍後我國還開展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蘇聯創製的，其目的是在蘇聯遠東的10萬華工中掃除文盲，今後在條件成熟時，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漢字，以解決中國大多數人的識字問題。當時的蘇聯政府把在蘇聯遠東地區的華工中掃除文盲也列為蘇聯本國的工作任務，於是，在蘇聯的中國共產黨員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蕭三等人與蘇聯漢學家龍果夫、郭質生合作，研究並創製拉丁化新文字。瞿秋白寫成《中國拉丁式字母草案》，於1929年由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出版社出版，1930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國拉丁化字母》一書，引起很大反響。1931年5月，蘇聯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員會科學會議主席團對中國拉丁化字母的方案進行了審定，並批准了這個方案。

1931年9月26日在蘇聯海參崴召開的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又通過了書面方案《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其主要內容是:1. 中國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則(13條);2. 中國拉丁化新文字的規則(包括:①字母，②拼寫規則,③寫法規則)。拉丁化新文字是在國語羅馬字的基礎上制定的，在標調方式上與國語羅馬字不同，國語羅馬字對於所有的音節都要標聲調，而拉丁化新文字規定:原則上不標聲調，只是在極有必要或極易混同的情況下才標聲調。例如，"買"和"賣"容易混同，"買"寫為mai,"賣"寫為mai。於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正式開始，這個運動推動了中國語文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拉丁化新文字的創製者和國語羅馬字的創製者之間曾經進行過激烈的論戰，前者叫做"北拉派"，後者叫做"國羅派"。後來他們都發現，兩派在一些根本問題的認識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個別枝節問題上有分歧。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說:"拉丁化新文字和國語羅馬字是中國人自己創製的拉丁字母式的漢語拼音方案中比較完善的兩個方案。在談到現在的拼音方案的時候，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功勞"。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通過後，首先在華工中推行，出版書籍47種，刊印10多萬冊，許多華工學會了新文字，可以用新文字讀書寫信。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介紹到國內。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會"，出版介紹拉丁化新文字的書籍。接着，在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先後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甚至在海外華人中也成立了這樣的拉丁化新文字團體，據統計，從1934年到1955年二十一年中，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總共有300多個。

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還得到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熱情贊助。1935年12月，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陳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發表文章《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其中說:"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介紹。我們深望大家一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文化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這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一份革命宣言。

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看了這篇文章之後，親自寫信給蔡元培說:"讀《新文字意見書》，赫然列名於首位者，先生也。20年忽見我敬愛之孑民先生，發表了嶄然不同於一般新舊頑固黨之簇新議論，先生當知見之而歡躍者絕不止我一人，絕不止共產黨，必為無數量人也!"毛澤東對於當時新文字運動給以極大的讚賞。毛澤東對於新文字運動是積極支持的。他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1941 年1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員會"，正式宣布新文字與漢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 WenziBao》(《新文字報》)第一期上，發表了毛澤東的題字:"切實推行，愈廣愈好";朱德也題了字:"大家把實用的新文字推行到全國去"。

在抗日戰爭的最緊急年代裡，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形成一個與民族解放運動相結合的前所未有的群眾性文化革命運動。這場運動不但沒有被戰爭的炮火摧毀，反而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裡在全國各地到處開花結果。新文字在陝甘寧邊區推行，效果很好。據吳玉章說，"延安縣市冬學中，不到三個月，就掃除了1500餘文盲，他們學會新文字，能寫信、讀書、看報，收到了很大的成績"。

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一直延續到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公布時為止，歷時近30年。它對中國的文字改革事業，對制定和推廣《漢語拼音方案》，都有着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特點

①只用國際通用的26個字母，不增加新字母

②儘量不用附加符號(只用了兩個附加符號);

③儘量不用變讀

④採用y,w和隔音符號"'"來隔音;

⑤採用四個雙字母zh, ch, sh, ng

⑥採用四個聲調符號來表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個調類;

⑦採用拉丁字母通用的字母表順序，並確定了漢語拼音字母的名稱。

推廣

①用於給漢字注音:從1958年秋季開始，全國小學的語文課本採用漢語拼音給漢字注音，接着，中學教科書、字典、詞典以及通俗讀物、掃盲課本也採用漢語拼音注音。《人民日報》等用漢語拼音字母給難字注音。1958年10月，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各種商標圖樣和商品包裝上加注漢語拼音字母。郵電局名、鐵路站名、氣象站名、城市街道名也都使用漢語拼音標註。1982年6月19日國家標準局發布了國家標準《中文書刊名稱漢語拼寫法》，規定國內出版的中文書刊在封面、或首頁、或封底、或版權頁上加注漢語拼音書名、刊名。

②用於教學普通話:《漢語拼音方案》公布後，陸續出版了利用漢語拼音編寫的普通話教材、讀物、字表、字典、詞典，促進了普通話的推廣和普及。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漢語拼音方案》已經成為外國人學習漢語進行全面訓練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③用於字典、詞典的注音、排序，書刊的索引。75卷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採用漢語拼音排序，正文的每一個條目都註上了漢語拼音。

④作為我國少數民族創製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礎。我國已經有壯族、苗族、侗族、哈尼族、僳僳族、佤族、黎族、納西族、土族等少數民族採用漢語拼音字母相一致的字母形式。

⑤用於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漢字的領域:《漢語拼音方案》為盲文的點字和聾啞人的手語的制定提供了依據。漢語拼音還可用於手旗通訊、燈光通信中，用同漢語拼音字母對應的手旗訊號或燈光符號來傳遞信息。在電子計算機輸入漢字方面，拼音輸入法是一種最為普及的輸入方法。

1977年，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決定採用《漢語拼音》。

分類

24個韻母

單韻母6個:a o e i u ü

複韻母9個:ai ei ui ao ou iu ie ue er

鼻韻母5個: an en in un ün

後鼻韻母4個:ang eng ing ong

整體認讀:zhi chi shi ri zi ci si yi wu yu ye yue yuan yin yun ying(整體認讀發音與不整體發音不同)

23個聲母

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y w

字母大寫

漢語拼音的第一個字母有時要大寫，歸納起來主要有下面幾種情況:

1. 漢語人名:姓的第一個字母和名的第一個字母要大寫。如Zhang Hui(張輝)中的Z 和H 要大寫。姓和職務、稱呼等組成詞語時，姓的開頭第一個字母要大寫，其餘字母小寫。如Wang lao shi(王老師)中的W 要大寫。"老""小""大""阿"等稱號的開頭第一字母也要大寫。如 Xiao Liu(小劉)中的X、L 要大寫。Lao Qian(老錢)中的L、Q 要大寫。A San(阿三)中的A 和S 要大寫。

2. 漢語地名、專有名詞(如書名、機關、團體等)的第一個字母要大寫。如Bei jing(北京)中的B 要大寫，Shang hai(上海)中的S 要大寫，Ning bo(寧波)中的N 要大寫。如果專有名詞是詞組，要按詞連寫，每個詞的第一個字母要大寫。如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的第一個字母Z，人民的第一個字母 R，共和國的第一個字母G 都要大寫。

3. 每個整句開頭的第一個字母要大寫;如果是詩歌，每行開頭第一個字母也要大寫。4. 商標和商店的名字，一般每個字母都大寫。

影響力

由漢語拼音而來的漢語詞彙紛紛進入英語詞彙系統。例如:"Tuhao土豪"有望攜手"Dama大媽"以單詞形式收錄進《牛津英語詞典》，這則消息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關注。據相關數據統計，目前《牛津英語詞典》中有二百餘個包含中文淵源的詞彙。事實上，在日常生活中，許多漢語借詞已經在英語詞彙系統中占據了一席之地，成為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3]

產生這一現象主要有3個原因。第一，英語開放度高，包容性強，借詞龐雜;第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必然推動各種語言間的詞語借用;第三，漢語國際地位日益提高，對英語的影響力日益增強，這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歸根到底，漢語詞彙的大量"出口"，其深層原因是中國在全球影響力的提升和關注度的提高。

中山大學周海中教授認為，以漢語為來源的英語詞語是漢英兩種語言接觸的必然產物，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必然結果;隨着中華民族與英語民族的交流交往日益頻繁，來自漢語的英語詞語及表達方式必然會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