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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光炯''' (1905—1996）又名侯翼如，[[上海市]][[金山县]]人，土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原西南农业大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教授、博士生导师、名誉校长。长期从事土壤地理、土壤分类和土壤肥力的研究及教学工作。他提出用土壤粘韧曲线作为判断土壤肥力的方法。60年代末提出“土壤肥力的生理性”的观点，后发展成土壤肥力的“生物热力学”观点。他长期深入农村，运用他的观点研究“水田自然免耕”技术获得成功，已在全国十多个省市推广，增产效果显著。为发展中国土壤科学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中文名
侯光炯 
别    名
侯翼如 
国    籍
中国 
出生地
江苏省（金山县）今属上海 
出生日期
1905年5月7日 
逝世日期
1996年11月4日 
职    业
土壤学家 
毕业院校
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化系 
主要成就
“水田自然免耕”技术等 
代表作品
《土壤之盐基代换作用》等 
目录
1 人物简介 
2 人生历程 
3 学术成果 
4 学生时代 
5 树立理想 
6 土壤研究 
7 主要贡献 
8 评价 
9 长宁情缘 
10 主要论著 



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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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光炯（1905—1996），又名侯翼如，上海市金山县人，土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原西南农业大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教授、博士生导师、名誉校长。
侯光炯是中国及世界著名土壤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一级教授、英国皇家学会资深会员，原西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西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中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毕生致力于创建和发展土壤科学理论，在常年深入农村生产第一线的过程中，开拓性地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土壤肥力理论和研究方法，开创自然免耕理论和技术研究的先河；为培养土壤科学人才、促进土壤科学理论转化为生产力，他呕心沥血，奋斗终生，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 [1]  。



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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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5月7日出生在江苏省金山县（今属上海市）吕巷镇的一个中医家庭。
 
1919年，考入江苏南通甲种农业学校。
1928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化系。
1928年在北平农业大学农化系毕业留校任校图书馆馆员、农学系助教；
1931年至1935年受聘于前中央地质调查所任土壤研究室调查员、土壤研究室副主任；
1935年出席在英国牛津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土壤学会议，作为第一位中国人在第三届国际土壤学会上宣读了《中国水稻土剖面形态与肥力的关系》的论文，首次提出了“水稻土”这一特殊的土类名称和水稻土形成“三育”（即淹育、潴育、潜育）特征，后来逐渐为世界各国土壤学者接受。
1937年赴美学习归国。
1937年前中央地质调查所任土壤研究室主任、主任技师，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所迁来重庆北碚，继续从事土壤及土壤肥力研究；
1942年至1946年兼任重庆大学、前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川北大学教授。1946年后先后在四川大学、西南农科所土壤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工作。
1946年至1952年先后任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川北大学教授，兼任四川农业改进所土壤肥料系主任；
1948年起任国立西北农学院教授

侯光炯院士生前科研活动集锦(6张) 


 。
1952年至1953年两次率领师生赴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完成国家橡胶宜林地考察规划，并实现了橡胶种植北移的世界性突破作出了贡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任中科院生物地理学部常务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晋升一级教授、当选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委员、任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主任，并出席匈牙利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土壤学会，连续三年完成长江上游水土保持的土壤概查；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晋升一级教授。1985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并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
1957年至1958年兼任重庆市科联主席；
1958年起任西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主任，兼任四川省科协副主席、重庆市中苏友协委员；
1958年至1963年连续六年获重庆市先进工作者，1958年还被评为重庆市百面红旗之一；
1960年获全国文教群英会先进工作者；
1964年出席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土壤学会议；
1972年任西南农学院教育革命组副组长；
1973年至1980年在四川简阳县农村长期从事土壤科学和农业高产研究，总结农民经验，创立了一整套农业土壤研究方法，提出了“土壤生理性”、 “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等农业土壤的新概念和新观点。1978年“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研究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 [3]  
1980年至1996年10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四川长宁县农村长达十七年继续从事土壤和农业高产研究。 [3]  他在农业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自然免耕研究所，并用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先后完成了水田和旱地自然免耕机理与技术的研究，两项研究技术在南方已十四个省区大面积推广，增产粮食数亿公斤，为土壤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作出了突出贡献。此间，曾五次被四川省、重庆市和学校党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两次被农业部和学校评为优秀教师。水田自然免耕研究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及全国科技进步三等奖；1985年获中华全国总工会“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并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90年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授予“四川省自然科学界精神文明标兵”，由省委组织部、省农牧厅、省人事厅、省科委、省教委、省科协联合下发了“关于向侯光炯同志学习的决定”，同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由四川省政府授予“四川省有重大贡献科技工作者”称号，并获重奖10万元，1994年九十高龄的侯光炯教授赴墨西哥出席了第十五届国际土壤学会议。
1952年——1996年，兼任过原西南农业大学校党委委员、校工会主席、科研部主任、学报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顾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顾问组成员、西南区和四川省土壤普查顾问组组长、四川省科技顾问团第一、二届副团长、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农业组成员。在学术团体中担任过中国土壤学会副理事长和荣誉理事、中国土壤肥料研究学会荣誉理事长、四川省土壤学会理事长和荣誉理事长、四川省农学会荣誉理事长、重庆市土壤学会理事长等职务 [1]  。
1990年获四川省“自然科学界精神文明标兵”，1992年获“四川省有重大贡献科技工作者”称号。侯光炯教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五、六、七届代表，中共四川省委第三、四届委员。



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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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光炯教授是我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为创建和发展中国的土壤科学理论，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成果，他和同事、助手们合作，撰写了各类论著及学术论文，主编出版我国第一本农业土壤专著《中国农业土壤学概论》，还主编出版《土壤学》（南方本）等五本专著，公开发表的论文达140余篇（册）。
1978年，他提出的“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荣获中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1979年，侯光炯教授开始研究“自然免耕技术”，这项技术在全国13个省、市推广面积达4000多万亩，平均增产幅度达15%左右，是一项开拓性的科技成果，获1986年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1987年全国科技进步三等奖。
1986年，他撰写的《中国水土保持应走自然免耕的道路》一文，荣获四川省科协优秀学术论文奖。
侯光炯先生是我国现代土壤科学研究和农业教育的先驱，他把一生献给了我国的土壤科学研究和农业教育事业。侯老去世前，专门捐出12万元，奖励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藏等六省市（自治区）从事农业科技和农业教育工作的个人和集体。



学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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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光炯，又名侯翼如，1905年5月7日出生在江苏省金山县（今属上海市）吕巷镇的一个中医家庭。4岁时，父亲被恶霸逼死，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11岁时母亲又不幸去世。1919年，他考入江苏南通甲种农业学校，学习成绩常列全班第一。由于家境贫寒，被迫中途辍学。后经人介绍给该校教师王善干任助手，白天同工人一起劳动，进行棉花栽培试验，晚上跟美国女教师学习英语。由于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两年后免试进入南通大学农科。翌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1927年8月改名京师大学校农科，1928年7月改名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学习成绩均名列前茅。课余经常给报纸和杂志撰稿，换取微薄稿费以维持生计。



树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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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期间，他经常到学校附近农村接触农民，了解到由于土壤盐碱化，农业生产产量极低，农民生活十分贫困，使他感到，要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面貌，必须依靠科学，发展农业，并决心以土壤科学作为他的主攻方向。
1928年6月毕业后，侯光炯经过短期失业，经人介绍回北平大学农学院任图书馆管理员，不久改任助教。在校期间，他深受陈宰均教授的教益。陈宰均谆谆教导他不能只从外国文献中寻找研究课题，关在实验室中进行试验研究，而应走向祖国大地，开展土壤调查，研究和发展中国的土壤科学；鼓励侯光炯不要害怕体质孱弱不能胜任野外考察工作，而应加强锻炼，增强体质。他还帮助侯光炯修改论文，提高写作论文的能力和水平。



土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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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经虞宏正教授推荐，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在该所的土壤研究室和美国专家一起工作。1934年侯光炯任该室副主任，1937年晋升为主任。为了查清我国的土壤资源，他历尽艰辛，和同事们一起开展了大面积的土壤调查，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出了《河北省定县土壤调查报告》、《中国北部及西北部之土壤》、《四川重庆区土壤概述》及《甘肃省东南部黄土之分布利用与管理》等论文。大量的实践使他牢固地树立了土壤科学必须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信念。
1935年，侯光炯作为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代表和邓植仪、张乃凤一起代表中国出席了在英国牛津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土壤学大会，并宣读论文，首次对水稻土的发生、层次形态划分，特别是水稻土层次形态与生产力的关系，作了科学论述。会上还展出了，各种水稻土标本，系统地展示了中国水稻土的研究成果，受到与会科学家的重视。会后，侯光炯得到苏、美、德、法、英、意、匈、荷兰、瑞典等10多个国家的代表的邀请和中华教育基金会的资助，去各国进行访问和合作研究。侯光炯带着“中国土壤与欧美土壤有什么不同”的问题在外国进行了3年考察和研究。在瑞典写出了《土壤胶体两性活动规律》论文，在苏联写了《红壤成分与茶叶品质的关系》论文。
抗日战争期间，受研究条件所限，他的一些有关研究农业土壤方法的创建，竟是在家中进行的。女儿帮助采集标本，妻子帮助试验。初试成功的“土壤粘韧性测定法”可以方便地用于测定土壤矿质胶体的性质，从而受到国内外同行们的重视。
 
1948年候光炯在四川大学授课后 
1946年，侯光炯转入四川大学任教授，主讲土壤肥料学、土壤化学、土壤地理学等课程。他教学认真负责，实行启发式教学，经常组织学生进行学术讨论、野外考察和科学研究。在这期间，与青年教师合作写了《土壤吸附养分状况和土壤粘韧性的关系》、《用粘韧曲线鉴定土壤特性》和《粘韧曲线的测定》3篇论文，刊于第四届国际土壤学大会论文集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侯光炯应邀参加全国首次土壤肥料会议。朱德同志关于“土壤科学必须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号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加坚定了他对中国土壤科学的发展要走自己的道路的信念。1952年院系调整后，成立了西南农学院，侯光炯任该院教授。为了使土壤科学紧密为农业规划和农业生产服务，他承担了云南橡胶宜林地考察；长江上游的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流域的土壤调查，以及后来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西南区农业土壤区划等任务。在完成这些任务的同时，写出《中国土壤粘韧性研究》，该文曾在匈牙利全国土壤学会上宣读，并译成俄文，转载入前苏联《土壤学》杂志，引起了国外行家们的共鸣；写出了《四川盆地内紫色土的分类与分区》，作为在巴黎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土壤学大会的论文；写出《利用土壤层次评价土壤肥力的研究》论文，并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土壤学大会上宣读。侯光炯认为，解决农业生产中的问题必将带动土壤学科的发展。
1956年，侯光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兼任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室主任，集中精力研究紫色土，于1960年提出了“农业土壤生理性”的见解。“文化大革命”期间侯光炯虽处困境，长期卧床的妻子又不幸去世，家庭和精神上的遭遇丝毫没有动摇他继续研究农业土壤的决心。1973年以来，他深入广阔农村长达18年之久，在四川简阳镇全区和长宁县相岭区蹲点，进行土壤科学理论应用的研究，提出了旱地的“大窝栽培”和冬水田的“自然免耕”技术，经大面积推广，有明显的增产效果，受到广大科学工作者的重视和农民的欢迎。 [3]  
侯光炯从事农业教育和土壤科学研究几十年如一日，勤于思考，敢于创新，热爱祖国、热爱科学，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曾先后被选为第一、二、三、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6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以表彰他为发展中国土壤科学所作的贡献。
 
土壤学家。上海金山人。1928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农化系。西南农业大学教授、自然免耕研究所所长。从事土壤学教学与科研工作达60年之久，在土壤肥力和土壤地理研究方面发现“光肥平衡”日周期变化的事实，从而开辟了土壤胶体热力学新领域；1986年通过鉴定的水田自然免耕新技术，到1988年底已在南方13省推广2200多万亩，增产率在15%以上；为适应土壤肥力研究的需要，创建了土壤胶体物理―土壤粘韧率和粘韧曲线，以及土壤胶体热力学+联式pH两种测定方法，并拟定了土壤肥力分类体系，为制定我国土地利用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05年5月7日出生于江苏金山县（今属上海）吕巷镇。
1911年至1917年就读于金山县吕巷镇第三小学。
1917年秋至1922年秋在江苏南通甲种农校攻读农科。
1922年秋至1923年夏毕业留校任棉花实验室技术员。
1923年秋至1924年7月免试升入南通大学农科就读。
1924年7月至1928年夏转入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化系攻读本科，获农学士学位。
1928年秋至1931年3月就职于北平大学农学院。
1931年3月至1946年8月到南京，供职于前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先后任调查员、室副主任、主任、主任技师。
其间：
1931年3月至1935年6月从事土壤调查、室内分析化验及水稻土研究。
1935年7月赴英国牛津大学出席第三届国际土壤学会议。
1935年7月至1937年2月先后到英、荷、德、瑞典、芬、苏、匈、意、美等国考察或短期合作研究。
1937年2月至1938年7月回到南京前中央地质调查所，主持土壤研究室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随迁长沙。先后赴浙东、赣中、湘南进行土壤调查。
1938年8月至1940年8月随所迁重庆北碚，继续主持土壤研究室工作。
1940年8月至1941年8月借调到江西地质调查所筹建土壤室和红壤改良实验室。
1941年8月至1942年初回北碚原单位研究四川土壤。
1942年初至1942年冬兼任四川大学和前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之一）土壤学教授。
1943年初至1946年8月回土壤研究室工作，并兼重庆大学、川北大学教授。
1946年8月至1948年任四川农改所技正，兼任四川大学农学院、铭贤学院（山西农业大学前身）教授。1948年起专任四川大学农学院教授。
1948年至1952年12月任四川大学农学院教授。
1952年12月至1996年11月逝世前在西南农业大学任教授，博士导师，先后兼任西南农业大学土化系主任、西南农科所土化系主任、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主任、四川土壤研究室主任、宜宾自然免耕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1996年任西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
其间：
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中国农科院学术委员。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6月赴匈牙利出席第六届国际土壤学会议。
1964年6月赴罗马利亚出席第八届国际土壤学会议。
1972年春至1980年春在四川简阳镇农村蹲点从事科研及高产试验、示范、推广。
1978年至1983年任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土壤研究室主任。
1980年春至1980年秋在宜宾江安县铁清乡蹲点从事科研及高产试验、示范、推广工作。
1980年秋至逝世在宜宾长宁县农村蹲点科研，重点进行自然免耕高产研究、示范和推广。
1994年4月赴墨西哥出席第十五届国际土壤学会议，会后顺访美国进行学术交流。
1996年11月4日因病逝世，享年92岁。



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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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土壤生理性的新观点
侯光炯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和实践认为，静态的土壤理论无法对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作出科学的解释；也无法将农民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丰产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去认识。以死体的理论去论述活体的规律将事倍功半，甚至是徒劳的。侯光炯认为，土壤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历史体。为了证实他的这一认识，1960年，他组织人力进行了大规模的探索试验，先后在成都平原灰色水稻土，简阳、南桐、北碚等地的紫色土上，在一个昼夜周期内，定点定时用野外速测和室内测定的方法研究土壤水、热、肥、pH、CO2和微生物变化状况。结果发现，土壤各层次的土性都在不停地发生时变化现象，而且是随着太阳辐射热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同土壤类型所表现的动态差异与肥力水平有一定的联系。侯光炯十分重视这些发现，他以科学事实证实土壤是“活”的历史体；初步发现了土壤的动态规律。
在这些探索性试验中，侯光炯又发现另一个问题，常规的采集土样进行室内分析的程序犹如从人体上挖一块肉进行解剖一样，是不能反映活体全貌的。对土壤而言，以一次分析结果来估价它的土壤肥力和发展趋势是不能得到正确的科学结论的。他认为必须对土壤进行原态原位测定。为此，他们研制了有关仪器，在土温、吸力段的水分测定和反映土壤溶液浓度变化的电导仪自动记录等方面获得了初步成果。当然，侯光炯也认识到，改变土壤学的某些传统观念，必须在理论上要有所创新。经过日日夜夜的劳动，侯光炯在1960年发表了《农业土壤生理》的论文，正式提出了“土壤生理性”的见解。他认为，土壤生理性是土壤在太阳辐射热影响下各种理化生物性质发生周期性变化现象的通称；土壤生理性周期性变化和植物生理作用周期性变化是否谐调，决定土壤生产力的高低。 [4]  1970年，侯光炯运用土壤生理性理论解决了重庆歌乐山林场油橄榄青枯病问题取得良好效果。
开拓土壤肥力研究的新领域
威廉斯的土壤肥力学说认为，土壤肥力是在植物生长的全过程中土壤及时地、不断地满足植物水分和养分的能力，而团粒结构则是土壤肥力的基础。侯光炯在调查了中国许多农业土壤后发现，除黑土、沼泽土、泥炭土等以外，基本上都属于矿质土，特别是四川盆地紫色土水土流失严重，腐殖质很少，团粒结构更少，但仍具有一定的肥力，因而觉得威廉斯的论断有一定的局限性，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为了探索土壤肥力的秘密，尽管土壤科学工作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但始终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特别是威廉斯本人对土壤肥力的动力、物质基础、肥力实质和动态规律都没有明确的结论。侯光炯决心为揭开这个奥秘而拼搏。
广阔的农村和试验田是侯光炯探索这个问题的场所。他深入到农村，发现农民评定土壤类型的标准主要是热性土、冷性土的差异，而冷、热是太阳辐射热不同所引起的。如果从时间序列上连续观察土温和胶体活性，则可洞察出二者之间的联系。大量田间测定结果表明，肥沃土壤的土温和胶体活性的日变化都比较小，瘦土则相反。这个事实启发了侯光炯：土壤肥力还应当包含土壤自我调节的功能。于是，关于土壤具有生理代谢性和自调力两大功能的设想产生了。根据这一设想，他把农民的“三看”（看天、看地、看庄稼）经验上升为土壤肥力的生物热力学观点。根据大量测定数据，提出土温是产生土壤生理功能的唯一动力，太阳辐射热是土温最丰富的能源。土壤肥力是土壤水热肥气的周期性时变化和植物生理作用周期性时变化谐调的程度。肥土谐调性好，瘦土差。所谓谐调性是指土壤能够稳、匀、足、适地满足植物水肥气热需要的能力。土壤肥力的实质就是土壤生理性。产生这种谐调性的机制是土壤无机——有机——微生物——酶复合胶体体系，这是土壤具有代谢、调节功能的物质基础。根据上述认识，土壤的研究内容与方法都应随之而改变。侯光炯认为，在内容上应着重研究胶体活性及活化温度以及稳、均、足、适的定量指标及谐调方式；在研究方法上则提出土壤肥力的短期鉴定法和田块立体土壤图的结合。以上观点集中反映在他的《农民群众的生产斗争经验开辟了发展土壤科学的广阔道路》的论文中。此文受到许多国外同行的关注，并已译成日文出版。比利时有关部门还邀请他参加有机肥料会议。此项成果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
提出培育土壤肥力的新途径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是侯光炯从事科学研究的座右铭。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土壤肥力观点应用到实践中去，以检验、修正和丰富他提出的观点。因此，他不只一次地组织人员到四川盆地典型地区进行农业生产综合考察，力图查明该地区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的症结，找出培肥土壤的良方。考察中他们看到了水土林综合治理的富饶景象和无林地带的衰竭情景，又用土壤肥力理论研究了水土林之间的有机联系，对比林地和无林地的水热状况，从大气——土壤——植物——人类系统的角度，把农民朴素的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培肥土壤的新途径。
侯光炯提出的改造环境与改造土体相结合，从根本上解决了土壤培肥问题。改造环境是通过林网化稳定低空大气层的水热状况，通过立体作物种植稳定近地面的水热状况；通过田间渠系工程稳定土壤层次的水热状况；而土体改造，即腐殖化、浸润化和细菌化，可以稳定土壤内水肥气热的状况。这样以区域水热状况的稳定为前提，以保证土壤内部水热状况的稳定，加上合理的耕作措施，可以实现土壤肥力稳、匀、足、适的要求，以满足植物生长的需要。这种从生态系统观点提高土壤肥力的作法，无疑是一种创新。
农业生产实践证明了侯光炯提出的土壤培育途径的正确性。很多典型地区进行了水土林综合治理，实现了林茂粮丰的新局面，农业系统抗逆力增强，系统生产力提高，由原来旱涝频仍，生产歉收，转化为水肥基本平衡，农业增产增收的新气象。农业生产实践使侯光炯土壤肥力观点不断趋于完善，其提高土壤肥力的新途径正在为广大农民所接受，实际上这也是农业的一项基本建设。为此，他在1979年向四川省有关领导建议，要特别重视土水林综合治理研究基地建设，受到了重视。
制定冬水田的自然免耕技术
 
1984年候光炯在相岭搞旱地自然免耕研究 
1979年，侯光炯到四川省长宁县相岭区建立农业综合研究基点。这里冬水田面积大，产量低。当地的光热资源是可以一年三熟的而冬水田却只能一年一熟。提高冬水田生产力的问题引起了侯光炯的注意。他总结了水稻半旱式栽培和小麦湿板田免耕栽培法的经验，通过垄作、浸润、免耕等对比试验以及增产机理研究，逐步完善了冬水田自然免耕耕作技术。这是人们根据自然土高肥力的生理生态特征进行人工模拟而成的。
在技术关键中特别强调连续垄作，连续浸润，连续免耕和连续植被的配套，具有省工省水，一田多用，增产增值的优点。与冬水田常规耕作法不同，它用重建土壤垄沟生态条件的手段，改变冬水田长期淹水的水热状况，改善耕层土壤的生理机能，使水热肥气逐步与作物生长需要相谐调，为高产创造了条件，同时加强土壤与植物的抗逆力，减少了冬水田秧苗坐蔸，使作物正常生长，是发挥冬水田生产潜力一个比较可靠的方法。这个方法已在全国13个省市推广，增产效果显著。1986年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目前这项成果正向冬水田综合开发，多层次利用方向发展，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日趋显著。另一方面，水田自然免耕技术将与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及改造土体相结合，为向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农业现代化目标而努力。
为农业高产而不断进取
 
野外观察土壤 
关于土壤科学理论与农业实践的关系，侯光炯打了一个比喻，他认为土壤肥力理论是灵魂，高产是肉体，只有灵魂附在肉体上才有生命力。早在30年代，他就提出土壤科学必须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观点。虽然30年代时在一起工作的美国专家坚持主张土壤归土壤，农业归农业，但是侯光炯仍然根据他自己的认识行事，显示出科学家应有的本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侯光炯坚持从生产中找课题，并将研究成果回到生产中去接受检验。他所进行的各项研究课题，无一不是紧紧与农业生产相联系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侯光炯坚持在为生产服务过程中发展土壤科学。他认为脱离农业生产研究土壤，就无法掌握土壤的演变，预告土壤的归宿，就难以窥测土壤的奥秘。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不是为土壤而研究土壤，而是为农业生产而研究、考察土壤的变化和发展。从1973年起，他已在农村深入研究了18个寒暑。中共四川省委、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以及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领导考虑到他年迈体弱，劝他回到学校从事培养青年人才的工作。他总是婉言谢绝，还幽默地说“高楼大厦是不会产生土壤科学的”。仍坚持在农业生产第一线。
土壤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五省一高”（省水、省肥、省种、省工、省药和高产），水田自然免耕技术就是实现“五省一高”的典型实践。侯光炯反对以大水大肥的手段获取高产的作法，提倡培养土壤自调能力。这一独到的见解，正在不断完善，并逐步得到实现。
侯光炯除了教学和科研工作外，还十分关心国家的农业科学发展，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多次提出提案和建议，有的已经付诸实施。
侯光炯为了实现土壤科学为农业丰产服务的理想，几十年如一日地勤奋工作，显示了一个科学家的高贵品质。1976年他剧烈胃痛，医生诊断为“胃体小弯后壁溃疡型癌”，需要立即动手术抢救。侯光炯坚决不同意，给党组织写信说：“我的工作时间已经不长了，农业土壤学有许多事需要我做……我不怕疾病恶化而死，只怕不能为党为人民工作了……我绝不能牺牲最后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病情刚有所好转，又立即投入研究工作。
侯光炯在政治上要求是高标准，在生活要求上则是低标准的，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50年代，他拒收国家给每位学部委员每月100元的补贴经费；60年代将8000元稿费除交党费外全部交给学校；70年代将自己一半以上的工资交了党费。
1990年5月，在四川各界为庆祝侯光炯从事教学科研60周年及85岁寿辰的集会上，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四川省人事厅、四川省教育委员会、四川省农牧厅、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作出“关于向侯光炯同志学习的决定”。这是党、政府和人民对他数十年的忘我工作和取得的卓越成绩的最高奖赏。
创建中国农业土壤学
侯光炯早年立志科学救国，投身农业科学。“土生万物”使他爱上了土壤科学，那时，中国土壤研究刚起步，主要靠外国专家。一开始侯光炯搞土壤地理，和外国专家一起或独自进行了考察，先后发表了大同、哈尔滨、南昌、渭河流域及中国北部、西北部、江苏东部等地区的土壤调查报告。在调查中侯光炯深感土壤科学理论基础薄弱，技术性差，脱离农业生产。于是他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着手水稻土壤的研究。
1935年，他在第三届国际土壤学会议上以娴熟地道的美语向世界各国与会代表宣读了自己的研究论文《江西南昌地区潴育性红壤水稻土肥力初步研究》，首次提出“水稻土”这一特殊的土类名称和水稻土形成的“三育”（即淹育、潴育、潜育）特征，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重视。其观点为各国土壤学者认可和采纳。会后，侯光炯应邀去欧美八国考察或短期研究。侯光炯深感适应机械化的欧美土壤学不符合我国传统精耕细作自然农业生产的国情。回国后坚定地走中国自己的土壤科学发展之路。
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中期，侯光炯从调查总结农民经验着手，开展水稻土、红壤、黄土、紫色土等多种土类的耕作土壤研究，同时开拓理化研究方法和把土壤与作物生长紧密联系起来的“土、植并析”工作，创造出土壤粘韧曲线的测定，写出了《土壤粘韧率与粘韧曲线》等三篇论文，被收入《第四届国际土壤学会论文集》，前苏联和匈牙利等国也相继转载。
五十年代，侯光炯接受国家任务，带领师生赴云南边陲，完成西双版纳橡胶宜林的考察规划，创造橡胶种植史上的奇迹，实现橡胶北移的世界性突破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六十年代，侯光炯常带领师生和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的科技人员，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开展土壤肥力和农业土壤研究，从农民“看天、看地、看庄稼，定管理措施”中，发现土壤水、热、肥、气随太阳辐射热周期性变化规律和在土、植并析中发现这种变化与植物生长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协调关系，从而提出“土壤生理性”的观点。同期还创立了“PH八联”、“立体土壤图”、“土壤肥力短期坚定法”等新的研究方法。
七十年代，在农村蹲点进行高产示范试验推广，同时继续土壤研究，将“土壤肥力生理性”发展为“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并以此理论作指导，主编完成了我国第一本农业土壤学专著《中国农业土壤概论》。
八、九十年代，继续在农村蹲点，从事水土保持、防灾减灾和高产研究、示范、推广工作，并侧重“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的应用技术——“水田自然免耕技术”的研究。这种免耕与欧美免耕迥然不同，也破除了我国精耕细作传统，实行连续垄作、连续免耕、连续植被、连续浸润，以保持土壤水、热、肥、气与作物生长需要间的协调，从而获得高产、稳产，进而发展为大面积“生态治洪、免耕治土”的一整套技术。该项目正在推广中。
侯光炯在土壤地理、土壤分析分区、土壤物理化学、土壤肥力、土壤改良及生态农业等学科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技术上都有很多新的发现和创造，尤其在创建中国农业土壤学科和坚持土壤科学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面，为三高农业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严谨治学，教书育人
 
侯光炯自幼学习刻苦，勤思好问，平时谨言慎行，一心扑在学习上，在校学习期间一直品学皆优，外语功底扎实，受到嘉奖。
侯光炯知识广博，学术造诣精深，但他却从不满足，一天也没有放弃对知识的学习和对国内外最新科技动态的了解。
他的每一篇论文，每一部专著，在写作过程中，都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例如：他在编写《中国农业土壤论文集》一书的《中国农业土壤分类系》时，竟反复修改达14次之多。尽管侯光炯英语很好，但他的英文论著常常都要请专业英语教师审查，唯恐有疏漏。
在教学上，无论是担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还是农业领导干部，农业技术员及农民技术培训班的教学，他都坚持因材施教和启发式教学，着重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在野外考察时，要求学生做到边行、边观察、边记录、边思考。当某一成土因素发生变化时，都要进行土壤剖面观察、讨论。每天野外工作结束后，还要组织学生对当天的学习心得进行交流评讲，并做好日记。
在科学研究上，他始终坚持土壤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向，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他不仅注意将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传授给学生，还十分重视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经常教育学生爱党、爱人民、学农爱农、处处为农民、为农业生产着想，言传身教、教书育人。
他要求他的研究生必须联系实际选题和开展试验研究，还要求研究生们经常向他汇报试验情况，并及时给予指导。为了培养研究生的观察能力和深入实践的作风，他常常亲自带领学生深入田间，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生产问题。他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有一次，为了按时赶回学校给研究生授课，81岁高龄的他彻夜赶路，终于准时站在了讲台上，学生们深受教育。不仅如此，他爱生如子。学生家庭闹矛盾，他亲自做工作；学生生病，他自己拿钱抓药买饭送到学生寝室。在学生眼里，侯老既是一位严师，又是一位慈母。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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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国之志，效国之行
年少时期，家父的义举、国家的落后、人民的贫穷、列强的横行，在侯光炯幼小的心田里就播下了报国的种子，就读南通甲种农校的选择又使他走上了从农报国的征途。
他一投身土壤科学，即徒步考察了大半个中国，填补了我国在一些地区土壤资源调查的空白；作为第一个登上国际土壤学术讲坛的中国人，他令世人对中国刮目相看。而会后赴欧美考察，使他深深认识到：欧美土壤研究方法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抱着走中国自己的土壤科学研究之路的决心，他谢绝外国专家的挽留；为了表示他对西方社会种族歧视的强烈不满和科技强国的赤诚之心，他脱西装，剃成光头，重新穿上中国人的蓝步长袍，毅然回返，报效祖国。
1950年，在第一次全国土肥工作上，朱德总司令的讲话，使他倍受鼓舞，深感把自己的土壤科学知识献给祖国和人民的夙愿可以实现了。从此，他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战斗在农业教育和土壤研究战线上，夜以继日，忘我工作。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他率领师生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橡胶宜林地的考察；五、六十年代，在完成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他还为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进行了大量地域性的土壤、区划工作及高产经验总结和土壤科学的理论研究。文化大革命后，为了更好地从我国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中汲取营养，发展土壤科学，用科学促进农业生产发展，长期扎根农村，一去就是20多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侯老，以他的赤胆忠心和辉煌的业绩谱写了一曲以土壤科学强国富民的宏伟篇章。
淡泊名利，无私奉献
侯光炯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作出了卓越贡献，党和人民给予了他很多的荣誉，他却把自己应得的荣誉视为“欠人民的债”。他说：“得到的越多，欠人民的债就越多，债是要还的，我这辈子，人民给我的太多了，只有拼上老命才还得清啊”。为了“向人民多还一点债”，他工作起来总是夜以继日地拼命干，在他的时间表上，从来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
候老不仅从不向组织伸手，即使政策规定范围内的待遇，他也经常谢绝。五十年代他担任中科院学部委员，按规定每月补助考察费100元，他一次也未领取。1956年，学校在工资定级时给他评为一等，他立即向领导写信，要求降低等级。
在困难时期，中央提出降低党内高薪人员工资时，他立即响应。文革期间，他仅留下微薄的生活费，其余都交了党费。
1989年，侯光炯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按规定提了两级工资，他每月除留下369元外，余下的钱和所得稿费作设立“土壤青年科学奖励基金”。1992年，获四川省委、省政府科技重奖10万元，他也是用于科研和奖励基金。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他的工资、津贴也不断增加，但他仍然保持过去的生活标准，生活简朴得难以令人置信。
而对农民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他总是慷慨解囊。几十年来，受到过侯老救济、帮助的人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侯光炯同志的一生正像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同志1990年题赠给他的那样：“侯光炯同志一生从事土壤科学研究，长年深入农村实际，犹如土壤一样，年复一年为人民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长宁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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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著名教授侯光炯院士早在1935年就斐声国际土壤学界，是我国农业土壤学的先驱、奠基人，我国科学界、教育界的双栖巨星，一代宗师，学界楷模。他的光辉一生、高尚品格、学术成就早已为众多名家所写，世人传颂。本文谨记下他老人家在长宁17年的一些事迹，以表竹乡人民对他永久的思念。
结缘长宁17年
侯老一生深爱土地、深爱农村、挚爱农民。老人家的一生，都在为农业、农村、农民操心、忙碌、奉献。将大女儿一家送的糖果倒掉装泥土回家的故事早已传为佳话。
1980年秋天，侯老看上了长宁县土壤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便到相岭区（今竹海镇）设立科研点，重点从事自然免耕高产研究、示范和推广，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与长宁结缘17年，老人家把他生命的最后光辉和全部的爱奉献给了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他深爱的人民。 [5]  这其实是他首创的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的生产应用研究阶段。如果说从30年代到60年代的基础研究以及80年代以前的理论研究完成了我国土壤学理论的沉淀和积累的话，这17年则是侯老将他独创的土壤学理论用于指导生产实践，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喷发期，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创立一种理论体系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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