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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wikitable" align="right" |- | style="background: #FF2400" align= center| '''<big>徐伯郊</big>''' |- |<center><img src=https://pic.gerenjianli.com/mingren_larger/2480/60761058.jpg width="300"></center> <small>[https://image.so.com/view?q=%E5%BE%90%E4%BC%AF%E9%83%8A&src=tab_baike&correct=%E5%BE%90%E4%BC%AF%E9%83%8A&ancestor=list&cmsid=050afe8de0905f789eecd9442109b60f&cmras=0&cn=0&gn=0&kn=0&crn=0&bxn=0&fsn=60&cuben=0&pornn=0&manun=0&adstar=0&clw=258#id=90bcde4641814fd608bb3e8e8e604727&currsn=0&ps=53&pc=53 来自 呢图网 的图片]</small> |- | style="background: #FF2400" align= center| '''<big></big>''' |- | align= light| 中文名称;徐伯郊 国籍; 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1913 逝世日期;2002 职业;鉴藏家 主要成就;为国家收回大量海外流失文物 |} '''徐伯郊'''是[[香港]]著名的[[鉴藏家]]之一,文物鉴定名家[[徐森玉]]之子,家学渊源,知识渊博,书画鉴赏的造诣很高。他长期旅居[[香港]],任职银行界,又是一位大[[收藏家]]。也是建国之初我国文化部为抢救流失海外文物而成立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的负责人。<ref>[https://www.sohu.com/a/339540577_523187 魏承思:晚景凄凉的收藏家徐伯郊 ],搜狐 , 2019-09-08</ref> ==生平简介== 徐伯郊 (1913-2002),字文轿,[[浙江]][[吴兴]]人。他的父亲[[徐森玉]]是我国著名的文物鉴定大家和收藏家。徐伯郊自幼秉承家学,文物素养极为深厚,精于古代书画、古籍善本鉴定。1932年赴[[日本]]留学,先入东京帝国大学语言系学习日语,后来考入[[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1937年回国度假。七七事变发生后,愤然留在国内,并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市[[银行]]任职。1946年任[[上海市银行经理]],1948年起任[[广东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徐伯郊酷爱文物,其收藏品之丰,成为当时香港十大收藏家之一。1951年受中央委派,任香港秘密收购小组负责人。经他手抢救回的国宝有“[[二希帖]]”、《[[韩熙载夜宴图]]》等。年轻时的徐伯郊西装革履,风流儒雅,出手阔绰,交游甚广,尤其和[[张大千]]惺惺相惜,情趣相投,结为莫逆之交。 中共建政之初,一批国宝级的文物流入[[香港]],待价而沽。不少外国机构、收藏家和文物贩子携带巨款,聚集[[香港]],觊觎着这批国宝。眼看这批珍贵文物有可能流失国外。[[周恩来]]总理下令拨出专款,抢救国宝。 1951年春,文化部成立了一个“[[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在国家文物局长、著名学者[[郑振铎]]推荐下,徐伯郊担任小组负责人,独挑大梁。另有[[沈镛和]][[温康兰]]两人从旁协助,负责付款等事。 徐伯郊抢救回来的第一批国宝是“[[二希帖]]”,即[[乾隆皇帝]]所藏“三希帖”中的[[王珣]]《[[伯远帖]]》和[[王献之]]《[[中秋帖]]》。辛亥革命后,“二希帖”流出宫外,被[[郭昭俊]]带到[[香港]],抵押给某[[英国银行]]。在此稀世之宝将被银行拍卖前,徐伯郊得知消息,一面将郭氏稳住,一面利用在银行界的人脉,疏通那家英国银行,答应由他偿还郭氏贷款。最后以 35万元港币将“二希帖”购回,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徐伯郊立的第二功是促成[[潘氏宝]]礼堂珍藏古籍善本的回归。其中有宋元版本 111部共计 1,088册,许多是海内孤本。抗战时,潘家深恐藏书落入[[日寇]]魔爪,遂藏入[[香港汇丰银行]]的保险库中。 1951年 5月,[[潘世兹]]表示愿把宝礼堂藏书全部献给国家。[[郑振铎]]当即委托徐伯郊在[[香港]]全权处理。从银行取回这些国宝谈何容易,徐伯郊想方设法,奔波联络,直到次年 9月,才与[[潘世兹]]一起将藏书从[[汇丰银行]]全部取出,然后又亲自护送到[[上海]]。[[张大千]]大风堂的镇山之宝也是靠徐伯郊重回祖国怀抱的。 1945年,[[张大千]]以 500两黄金的巨款,收得五代巨作名迹《[[韩熙载夜宴图]]》,又用黄金 1,000多两收得南唐大画家[[董源]]的《[[江堤晚景图]]》和《[[潇湘图]]》,以及清宫旧藏的[[黄庭坚]]《[[张大同手卷]]》等。[[朝鲜]]战争爆发后,[[张大千]]欲离开[[香港]],率家移民到南美去。因手头拮据,他打算把这批国宝级的文物卖掉。徐伯郊闻讯立即前去说服[[张大千]]完璧归赵。[[张大千]]毅然决定把《[[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这两幅珍宝连同其他十几件文物,一共折价两万美元,几乎是“半送半卖”给了[[北京故宫]]。徐伯郊几年间为收购国宝辛苦奔波,没用国家一分钱。[[郑振铎]]曾写信表示要按月补送薪金,但徐伯郊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过是在尽一个书生的报国本分而已。这都是我应做之事,哪还能要国家的钱呢!”而婉拒。然而,这样一位抢救国宝的功臣晚景颇为凄凉。 ==主要贡献== 抢救二希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营救国宝活动,是我国文物界的一桩大事。上至周恩来总理,下至文化界知名人士、画家和社会贤达,都为这事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1951年3月,以文化部名义起草的报告呈送到了[[周恩来]]总理手里。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严密布置,指示文保部门从境外购回国宝,并强调“必须是购买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不许买古玩”。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库虚空,又面临经济封锁和战争压力,[[周恩来]]此举曾引起不少争论。 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领导下,一个秘密的“文物收购三人小组”在[[香港]]成立。在这个三人小组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徐伯郊]]。 当徐伯郊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知道在故宫养心殿中有个三希堂,当然更清楚这[[三希堂]]的由来: 清朝的[[乾隆皇帝]]是一位酷爱书法的皇帝,他将苦心搜集来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视为稀世之珍宝,并为其命名为“三希”。据说,[[乾隆]]皇帝在刚刚收集齐了“[[三希帖]]”时欣喜若狂,认为其“千古墨妙,珠璧相连”,因此特地把自己所居住的养心殿西暖阁取名为“三希堂”,并亲自书写了一篇《[[“三希堂”记文]]》,以示此三帖的弥足珍贵。 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相当数量的国宝级文物流出宫外。“[[三希帖]]”中,除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另外的“二希”就是在混乱之际被北平的[[郭昭俊]]带到[[台湾]]的,后来又辗转至[[香港]]。 在香港,急需用钱的[[郭昭俊]]将两幅宝帖抵押给了一家[[英国银行]],赎宝期限定在了1951年10月。眼看着抵押期限快到了,可赎宝的钱款还没有着落,[[郭昭俊]]焦虑不安却又无可奈何。其实,这家[[英国银行]]早就盯上了这两幅宝帖,他们在催[[郭昭俊]]还款的同时,极力诱使他把宝帖卖给银行,并许诺再追加一笔丰厚的酬金。抵押期限一天天逼近,[[郭昭俊]]虽有爱宝之心,但囊中羞涩,在无奈中准备向银行出卖宝帖了。 徐伯郊得知这个消息后,一下子就急了。他深知这两件国宝的价值,要是卖给了外国人,那可真是国家的千古遗恨。于是,他一面力劝[[郭昭俊]]将国宝卖给祖国,一面迅速将此事向[[北京]]打了报告。时任文化部文物管理局长的[[郑振铎]]得知这个消息后也是心急如焚,立即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做了紧急汇报,提出能否由国家为此拨出专款,抢救流失在香港的国宝“二希”。 这时,最为紧张忙碌的就是[[徐伯郊]]。他利用自己在[[香港]]金融界的关系,疏通那家[[英国银行]],答应如期偿还贷款,并自己担保将“二希”从银行保险库中提出。因为香港当时在英国管辖之内,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为确保人员和国宝万无一失,徐伯郊又特意安排相关人员到[[澳门]]对“[[二希]]”做了进一步研讨。 在澳门,经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徐伯郊的父亲[[徐森玉]]仔细鉴定,确认系真迹无疑后,“二希”终于以当时看来是天价的35万港币价格成交,并被安全带到[[北京]],且于1951年12月入藏故宫博物院。此举后来传为新中国重视文物和保护文物的佳话。 购回《[[韩熙载夜宴图]]》 香港文物收购小组在收购了大批珍贵文物回国后,身为小组负责人的[[徐伯郊]]又利用自己与现代著名书画大师[[张大千]]的私人关系,动员旅居[[香港]]的[[张大千]]将其所藏的《[[韩熙载夜宴图]]》等一批国宝“卖”给了祖国。 张大千不仅是位书画大师,也是位收藏、鉴定大家,对我国古代名画收藏极丰,研究极深。当时在他的所有藏品中,以五代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最为名贵。 《[[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鸿篇巨制,该画为一幅绢本工笔设色长卷,高约一尺,长达一丈,全图共分为五个段落,首段“听乐”,二段“观舞”,三段“歇息”,四段“清吹”,五段“散宴”。其精细工整的笔墨,清雅绚丽的用色,流畅舒润的线条和高雅细腻的风格,既是一部功力深厚的古代绘画杰作,又是当时社会政治和文化经济的纪实性体现,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在中国乃至世界美术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1945年,[[张大千]]以五百两黄金的价格购得《[[韩熙载夜宴图]]》,这一年,他还花了一千多两黄金购买了五代董源的《[[江堤晚景图]]》、《[[潇湘图]]》,北宋黄庭坚《[[张大同手卷]]》等珍贵文物。 1951年,[[张大千]]从[[印度]]回到[[香港]],准备移居南美。在留港的一年时间里,徐伯郊与张大千时常往来,谈笑甚欢。徐伯郊为人忠厚,待人诚恳,对朋友也热情豪放。他利用自己是香港银行高级人员,又是著名收藏大家的便利,在许多方面照顾了张大千的生活。张大千对他非常感激,把他当做知心朋友,因此两人是无话不谈。 当时,[[郑振铎]]指示徐伯郊争取[[张大千]]回国,并努力通过张大千的关系,尽量多收购一些流失在外的中国书画名作。 1952年,[[张大千]]即移居南美。在他离开香港前,徐伯郊奉郑振铎批示,与[[张大千]]谈到了他本人和他收藏的文物能否回归故里的事。 徐伯郊说:“[[郑振铎]]先生现在担任国家文物局的局长,他的情况想必兄长会知道一些,当年家父和他曾一起在上海挽救善本。他是个行家,所以也就非常重视收购文物的工作。现在,我因在香港工作,有些便利的条件,所以他让我帮忙做一些收购文物的工作。这段日子,兄长一直在外游历,因此还没来得及请兄长指教呢!” [[张大千]]爽朗地笑了,说:“兄弟太谦虚了,依我看,你的能力没有几个人能赶得上!” 徐伯郊也笑了,说:“对了,郑先生几次在信中让我替他问候您,并一直想请您回国看看。” [[张大千]]点了点头,诚挚地说:“我虽然和郑先生不是很熟,但我对他的为人也了解不少,知道他是个很有诚意做事的人,他当文物局长是非常适合的。我很高兴国内能这么重视文物工作,很不容易……我虽然不在国内,但也自当尽力,请把我的这番心意向郑先生转达吧。” 接着,两人谈起了祖国收购文物的事。当听到“[[三希帖]]”中的“[[二希帖]]”重又回到故宫时,张大千不禁兴奋地喊了起来:“好啊,好啊,太好了!” 虽然,[[张大千]]最终没有回国,但他却把自己最心爱的五代画《[[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画《[[潇湘图]]》、北宋刘道士画《[[万壑松风图]]》以及敦煌卷子、古代书画名迹等一批国宝,仅折价数万美元半卖半送地给了祖国。 徐伯郊一生为国家收回大量的文物,其中包括著名的国宝「二希帖」及[[张大千]]大风堂镇山之宝──五代画家[[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及[[董源]]《[[潇湘图]]》。张大千与徐伯郊相识数十年,彼此情趣相投,无所不谈。 徐伯郊取陆游诗「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之意名其斋为「诗外簃」,[[张大千]]特意手题《[[诗外簃]]》堂号送给徐伯郊。徐伯郊40岁生辰,张大千特精心绘画《[[散花天女图]]》以祝贺。 徐伯郊所藏之张大千名画,不仅展示了徐伯郊精到的鉴赏力,更是他与[[张大千]]深厚友谊的具体呈现。徐张相交数十年,彼此志同道合,情趣相投,徐对张其人其画的理解,深入精到,实非寻常人可比拟。加上徐家学渊源,学问渊博,书画鉴赏能力卓越,其所藏张大千书画,可谓真、精、美、善集於一身。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出版《[[诗外簃藏张大千书画]]》,在海内外收藏界引起轰动。 == 参考来源 == {{reflist}} [[Category:670 中國地方志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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