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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清史馆1.jpg|缩略图|[http://www.mafengwo.cn/poi/34825268.html 原图链接]清史馆]]

'''清史馆'''，设立于民国三年（1914年），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北京政府]]设立的纂修清史的机构，修成《[[清史稿]]》。

==成立==
民国三年（1914年）春，[[北洋政府|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国务院|国务院]]呈请设立清史馆，纂修清史。国务院呈文称：“在昔[[左丘明|邱明]]受经，[[伯靥]]司籍，[[春秋时期|春秋]]而降，凡所陈之递嬗，每纪录而成编，是以[[武德]]开基，[[颜师古]]聿修[[隋书|隋史]]，[[元祐 (年号)|元祐]]继统，[[欧阳修]]乃撰[[新唐书|唐书]]。盖时有盛衰，制多兴革，不有鸿篇巨制，将奚以窥前代之盛，备后世考镜之资。况[[大清]]开国以来，文物灿然，治具咸饬……惟是先朝纪载，尚付阙如，后世追思，无从观感。及兹典籍具在，文献未湮，尤宜广召耆儒，宏开史馆，萃一代人文之美，为千秋信史之征。兹经国务会议议决，应请特设清史馆，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大总统]]延聘专员，分任编纂，总期元丰史院，肇启宏规，贞观遗风，备登实录，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鉴于无穷。”<ref name=qsg>[http://www.guoxue.com/master/zhushizhe/zsz04.htm 邹爱莲、韩永福、卢经，《清史稿》纂修始末研究，清史研究2007年01期]</ref>

同年3月9日，[[中华民国大总统|大总统]][[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批准了国务院的呈请。大总统令称：“应即准如所请，设置清史馆，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

同年8月，袁世凯派贴身秘书[[吴璆]]，携亲笔信赴[[青岛]]，礼聘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清史馆馆长。清史馆遂正式成立，馆址设在[[紫禁城]][[东华门]]内，房屋一百余间，库房一座（即原来的国史馆书库，后成为清史馆书库），原是[[清朝]][[国史馆 (清朝)|国史馆]]和[[会典馆]]馆址。

==人员==
赵尔巽接受聘任后，随即延聘人员入清史馆，开始编纂清史，先后聘任编纂人员一百余人进清史馆，另聘名誉总纂、纂修顾问等近百人。

清史馆聘任的编纂人员有：
*馆长：[[赵尔巽]]（1927年[[赵尔巽]]病逝，由[[柯劭忞]]代理馆长）
*总纂：[[郭曾炘]]、[[沉曾植]]、[[宝熙]]、[[樊增祥]]、[[柯劭忞]]、[[吴廷燮]]、[[缪荃孙]]
*纂修兼总纂：[[李家驹]]、[[劳乃宣]]、[[于式枚]]、[[金兆蕃]]、[[吴士鑑]]、[[李瑞清]]、[[耆龄 (伊尔根觉罗)|耆龄]]、[[陶葆廉]]、[[于式棱]]、[[王乃征]]、[[谢远涵]]、[[朱钟琪]]、[[温肃]]、[[杨钟羲]]、[[袁励准]]、[[万本端]]、[[邓邦述]]、[[秦树声]]、[[王大均]]、[[章钰]]、[[王式通]]、[[顾瑗]]
*协修：[[宋书升]]、[[唐晏]]、[[宗舜年]]、[[李葆恂]]、[[安维峻]]、[[张仲炘]]、[[俞陛云]]、[[姚永朴]]、[[罗惇曧]]、[[吴广霈]]、[[袁金铠]]、[[吴怀清]]、[[张书云]]、[[张采田]]、[[张启后]]、[[韩朴存]]、[[陈敬第]]、[[陈毅 (进士)|陈毅]]、[[袁嘉谷]]、[[蓝钰]]、[[李岳瑞]]
**后来添聘者：[[马其昶]]、[[唐恩溥]]、[[刘师培]]、[[黄翼曾]]、[[夏曾佑]]、[[王树枏]]、[[夏孙桐]]、[[吴昌绶]]、[[奭良]]、[[瑞洵]]、[[姚永概]]、[[戴锡章]]、[[朱师辙]]、[[邵瑞彭]]、[[檀玑]]、[[刘树屏]]、[[何震彝]]、[[陈曾则]]、[[陈田]]
**受聘未到或到馆未久者：[[简朝亮]]、[[袁克文]]、[[朱孔彰]]、[[王崇烈]]、[[陈能怡]]、[[方履中]]、[[商衍瀛]]、[[秦望澜]]、[[史恩培|史恩浩（培）]]、[[唐邦治]]、[[陈曾矩]]、[[吕钰]]、[[余嘉锡]]、[[王以慜]]
*校勘兼协修：[[王庆平]]、[[齐忠甲]]、[[吴璆]]、[[叶尔恺]]、[[田应璜]]、[[李景濂]]、[[傅增淯]]、[[何葆麟]]、[[骆成昌|（骆）成昌]]、[[徐鸿宝]]、[[赵世骏]]、[[杨晋]]、[[金兆丰]]、[[胡嗣芬]]、[[朱希祖]]、[[李哲明]]、[[朱方饴]]
*提调：[[陈汉第]]、[[李经畲]]、[[金还]]、[[周肇祥]]、[[邵章]]
*收掌：[[谢绪璠]]、[[黄葆奇]]、[[尹良]]、[[王文著]]、[[尚希程]]、[[容濬]]、[[曹文燮]]、[[文炳]]、[[孟昭墉]]
*收掌校对科长：[[董峻清]]、[[周仰公]]、[[秦化田]]、[[金善]]、[[刘景福]]、[[赵佰屏]]、[[史锡华]]、[[曾恕传]]、[[诸以仁]]、[[惠澂]]、[[胡庆松]]、刘济、[[伍元芝]]、[[锡荫]]、[[张玉藻]]、[[金梁]]

上述受聘者131人，实际到馆工作者共117人，其中撰稿者共68人，收掌、提调等共30余人。

除了上述人员外，还有名誉总纂、纂修顾问一百多人，兹不一一列举。

清史馆的人员可以分为前后三期，分别是：
*第一期：1914年－1916年。该期修史体例初步确定，开馆经费充裕，所以撰稿人最多，共有66人到馆（总纂8人，纂修15人，协修43人）。但是由于组织无序，人员到馆、离馆无人过问，所以许多人不辞而别，没有留下撰稿。
*第二期：1917年－1926年，该期清史馆受政局影响，经费枯竭，薪水逐渐减少，停薪自去者很多，撰稿人仅24人，新增聘协修2人，共计撰稿人26人（总纂8人，纂修7人，协修11人）。该期[[东华门]]经常关闭，馆务基本停止，撰稿人的工作属于半尽义务性质。
*第三期：1926年－1928年，该期清史馆仅14人留守撰稿（总纂4人，纂修3人，协修7人）。

当时对撰稿人的标准是“当有学术文章，能通史例为上选，而以有文采兼能潜心撰述者为次。”实际上撰稿人以清朝正途出身的官员居多，少数旗人则因祖辈、父辈功荫为官。主要撰稿人多是文人和官员，由[[赵尔巽]]主宰而到馆，其中文人以[[桐城派|桐城古文派]]为主，外加一些旗籍文人。在撰稿过程中，桐城派文人多主文，主撰汉传、列传；旗籍文人多主义，主撰满传、本纪。清史馆人员虽然“远不如修[[明史]]人才”，然而主要撰稿者特别是第三期撰稿人中，多为清朝遗臣，尤其是清朝文人，相互关系十分密切，这为清史馆在军阀混战、经费枯竭的情况下修成《[[清史稿]]》提供了条件，“在馆之员，等于半尽义务，皆为赞成清史必成之人”。

清史馆无明确统一的管理制度及组织制度，人员无固定编制，全体人员均为聘请。其中重要人员由馆长致函或者拜见而直接聘请，例如[[赵尔巽]]上任初期，即亲访[[夏孙桐]]，请他出任总纂。聘请政府官员时，通常由馆长致函其所在单位，委此单位选定某人以后，再以清史馆的名义聘请。各地方征集材料的访员，则由该地方公署负责遴选，经清史馆同意之后聘请。

住馆，所撰的稿件定期交清史馆，一般为“两月一课”。清史馆人员的薪金相差悬殊；不能按时交稿或者稿件不能用者，停发薪金。临时抄稿则按字数给酬。所聘的各地访员、兼职专员适量给以报酬，例如[[山东省]]公署规定称，“访员纯属名誉职，但得酬量情形，援照国史馆办法，按月给予纸笔车马费。”

==工作==
===体例确定===
《清史稿》体例的讨论制定，大概经过两阶段。第一阶段为清史馆内外人员上条陈提建议。第二阶段为组织讨论、拟订史目，该阶段又分成两个步骤：一、清史馆内讨论并拟订草目，二、清史馆向社会公布拟订的草目、修改补充、确立史目。

第一阶段，清史馆内外人员陆续致信清史馆或者馆长[[赵尔巽]]，提出体例方面的建议。“当开馆之初，首先讨论体例，时建议者众。”“体例未定，建议蜂起。”主要建议有：
*[[于式枚]]、[[缪荃孙]]、[[秦树声]]、[[吴士鑑]]、[[杨钟羲]]、[[陶葆廉]]《拟开馆办法九条》。
*[[梁启超]]《清史商例第一、二书》。
*[[吴廷燮]]《清史商例》。
*[[金兆蕃]]《拟修清史略例》。
*[[吴士鑑]]《陈纂修体例》。
*[[袁嘉谷]]、[[陈敬第]]《陈清史凡例商榷》。
*[[朱钟琪]]《拟修清史目例》。
*[[袁励准]]、[[王桐龄]]《上纂修清史管见书》。
*[[张宗祥]]《陈纂修清史管见数则》。
*[[朱希祖]]《清史宜先修志表而后纪传议》。
*[[刘树屏]]《陈述邦交志意见书》。
*[[卢彤]]《条陈征集书籍及分类纂修办法》。

第二阶段，清史馆对纂修体例进行讨论，“馆中集会数次”，主要涉及下述问题：
*史体定位：国务院之呈请以及[[袁世凯]]的大总统令中，将清史定为“踵[[二十四史]]”之作。在第一阶段的清史馆内外人员建议中，也多认为所修清史“为结束二十四史之史，清史以后体例如何，自当别议”，清史应为“与二十四史并列之书。”所以绝大多数人建议采用传统的纪、志、表、传旧史体。大家对[[纪传体]]认为“一代之史，实以纪传包括为宏，故后述目录者，皆以斯体为首，名曰‘正史’。”“史记为正史之祖……今修清史，于世家考谱之类，皆无所取，自当以纪志表传四者为定。”[[梁启超]]提出新体，即采用载记、年表、志略、传记组合成的综合体例，但实际上也未超出纪传志表的旧史体结构。因“梁启超所言尤繁伙，然多不中义例”，而“各家所上史例，多数偏于旧史体裁”，故讨论结果“众以清史为结束旧史之时，不仿依据旧史，稍广类目，大体近法明史，而稍有变通”。
*史目确定：体例的讨论主要是史目的讨论制定。一是组织清史馆内人员，就清史馆内外人员提议的例目展开讨论，并采用多数人建议，拟订草目。二是将草目公诸报端，交给社会评议。清史馆最终修改补充，确立史目。1915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易培基]]在见到公布的例目之后，在《甲寅杂志》1915年第一卷第6号发表了《清史例目证误》一文，文中称：“曩于报端，见[[缪荃孙|缪君荃孙]]所编清史例目，误漏逢午，触目皆是。”易培基所见的缪荃孙所拟清史例目，并不是[[缪荃孙]]和[[于式枚]]等人合上的《拟开馆办法九条》中的拟目，当属清史馆初拟的例目，该例目为：

*纪12篇：太祖至宣统。
*志19篇：天文志、灾异志、时宪志、地理志、国语志（附国书）、氏族志、礼志、乐志、舆服志（附卤簿）、选举制（下分制科、文科、武科、学校、荐擢、推选、封选、封荫、考绩、捐纳）、职官志（下分官制、内官、外官、内务府、宦官、女官）、食货志（下分户口、田制、赋役、漕运、仓库、盐法、茶法、钱法、矿产、俸饷、征榷、国用）、河渠志、兵志（下分八旗、绿营、防军、乡兵、土兵、水师、海军、边防、海防、训练、制造、马政）、交通志、刑法志、艺文志、邦交志、外教志。
*表9篇：诸王世表、公主世表、外戚世表、诸臣封爵世表、藩部世表、宰辅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交通年表。
*列传19篇：后妃列传、诸王列传、诸臣列传、循吏列传、儒林列传、文苑列传、畴人列传、忠义列传、孝友列传、明遗臣列传、隐逸列传、艺术列传、烈女列传、卓行列传、货殖列传、土司列传、客卿列传、属国列传、叛臣列传。}}
:清史馆听取社会意见之后，对草目进一步修改，最终确定了《清史稿》的目录：

*纪12篇：太祖至宣统。
*志16篇：天文志、灾异志、时宪志、地理志、礼志、乐志、舆服志、选举制、职官志、食货志、河渠志、兵志、刑法志、艺文志、交通志、邦交志。
*表10篇：皇子世表、公主表、外戚表、诸臣封爵世表、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藩部世表、交聘年表。
*传15篇：后妃、诸王、列传不立目、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友、遗逸、艺术、畴人、烈女、土司、藩部、属国。}}
*史例确定：包括纪、传、志、表的撰写方式、格式、顺序，及用字、加注等等。经过讨论，清史馆大体以[[于式枚]]等6人《拟开馆办法九条》的建议为主，兼采他人建议。总体上对史例所议颇多，但形成统一规定者较少，还有的“当时议定凡例，而有遵有不遵。”

===史料来源===
清史馆开馆初期，[[于式枚]]、[[吴士鑑]]、[[袁嘉谷]]、[[张宗祥]]、[[卢彤]]等人，均建议搜集档案、博采书籍。馆长[[赵尔巽]]曾经致函教育部名誉撰修[[云章]]，请教育部派专员协助调查档案，该函称：“史馆初开，以考献征文为急务，官书而外，惟朝章宪典之宜求总汇，虽在中枢，考证必资档案……拟请执事就部员中，妙选通才，遴委一二员，遥襄史局，专任馆务。”有人还建议，为征集史料，应“重以酬金”。但后来清史馆在纂修工作中，史料收集非常有限，清朝档案大多未能利用。清史馆利用的史料主要有：

*档案：
**[[国史馆 (清朝)|国史馆]]大库档案：包括各朝实录、起居注、方略、国史馆编纂的满汉臣工传、忠义传、儒林传、文苑传、循吏传、列女传等传、天文地理诸志、各省方志等等。 清史馆用得最多的档案，是清朝[[国史馆 (清朝)|国史馆]]为撰修[[清朝]]国史而采编的各类史料，主要包括传稿册、履历片、履历清册、行状、奏稿、年谱、祭文、咨文等等，其中除了传稿之外，其他均摘录自官方文书。
**[[军机处]]档案：[[朱师辙]]《清史述闻》称，当时此批档案“存[[中华民国国务院|国务院]]秘书厅第一科，史馆曾行文索取，国务院政事厅以办公须用未允。故史馆纂述各员未见。”所以清史稿仅极少数人利用过其中的[[鸦片战争]]及[[白莲教]]档。
**其他：例如[[方略馆]]档案、[[内阁大库]]档案、[[内务府]]档案、[[国子监]]档案、各部院及各省督抚署档案。虽然当时有不少人建议利用这些档案，但因这些档案尚未整理，又有档案归属等问题，所以清史馆的撰稿人均未能利用。清史馆撰稿人在撰稿过程中，参照了《清实录》、《清会典》、《圣训》、《东华录》等官修及私修的史书。

*采访书籍：清史馆本来拟征集书籍，即各类图书、各埠报章、名人事略、各省地方志、各省舆图、名人手札小照等等，并制定了《清史馆征书章程》，行文中国各省。此后，[[江苏省]]、[[浙江省]]设采访局；[[云南省]]、[[甘肃省]]、[[山东省]]等省则设专门访员，如山东省长公署曾为此制定《清史馆访员征集史材办法》12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清史馆档案中，便有一些当时各省呈送的相关人员行状册等材料。但或许因其史料价值不大，经过同《清史稿》内容相对照，可见这些资料多未被采用。此外，当时有些地方还有私人呈送书籍至清史馆；[[京师大学堂]]图书馆、江苏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也均呈送书目及史料到清史馆。

===政府支持===
北京政府设清史馆修清史，从经费、人员、资料等方面均对清史馆给予了较大支持。

在人员方面，袁世凯准开清史馆，本有羁靡前清遗老之意，故[[赵尔巽]]获聘出任馆长时，提出“往代修书，即以养士，欲援曩例，以絷逸贤”，获得袁世凯同意，并拨给足额经费，由赵尔巽广聘人员，特别是清朝的耆儒。经政府支持，清史馆还从政府机关聘请了不少专员、访员，负责修清史的联络、资料征集等工作。例如清史馆先聘请教育部执事[[于仲汉]]任名誉撰修，后来教育部又派佥事[[吴震春]]、兼任秘书[[陈任中]]为专员，专任清史馆调查案卷之事。各地方如山东省等省份，则选派访员，专门负责征集史料。

在经费方面，北京政府主要在前期对清史馆投入大量经费。1914年到1916年，[[袁世凯]]执政时期，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几乎为零，但拨给清史馆的经费仍较为充裕，每月拨10多万银元，清史馆人员中每月薪金最高者达到600银元。经费主要来自北京政府的“[[善后大借款]]”。1914年5月17日，北京政府审计院在咨财政部“催清史馆速交开办以来各月支出计算书事”中称：“该馆本年三、四两月经费，系由善后借款项下开支。”

1916年袁世凯逝世后，中间历经[[张勋复辟]]，北京政府财政困难，清史馆经费顿时减少10万元，其后逐渐递减，清史馆经费每月仅三、四千元，有时还常用[[国库券]]、[[公债]]券代之。再后来竟无经费拨给清史馆。经费减少导致编纂人员纷纷离去，从第一期撰稿人66人减少到第三期14人。到编纂工作的最后阶段，清史馆所余的十多人等于半尽义务，连抄稿费都无着落，最终[[赵尔巽]]向[[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人募捐，方才勉强维持了清史馆的运作。这些募捐款主要用于后期对书稿的整理、校对、刊刻。因经费有限，仅能勉强将书印出，清史馆剩余十多人的薪水仍然无着。书印出之后，按照预约价每部书为100元，有人曾提议按该价将书分给各位编纂者，以偿拖欠许久的薪金，后来由于遭到多数人反对而未实行。

在其他方面，北京政府主要在办公场所及资料方面提供了支持。政府将[[东华门]]内清朝[[国史馆 (清朝)|国史馆]]办公处及[[会典馆]]作为清史馆的办公场所。在政府支持下，清史馆还得以向各省、各衙门征集档案、书籍等等资料，并得以利用清朝国史馆的档案。
===纂修过程===
《清史稿》的纂修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清史馆开馆到民国九年（1920）初，主要是编纂初稿。清史馆开馆初期，先后延聘130多人，实际到馆者80多人，分别担任提调、总纂、纂修、协修、校勘等职务。民国五年（1916年）、民国六年（1917年）时，成稿最多。1917年夏，[[张勋复辟]]，清史馆受战争影响闭馆数月，撰稿工作停顿。恢复之后，因经费已经减少，撰稿人大多散去，“消息阒寂，无人闻问”。该阶段撰成的史稿主要包括：
[[柯劭忞]]撰天文志、时宪志，[[吴廷燮]]撰诸大臣年表、部分本纪及地理志内外蒙古七卷，[[缪荃孙]]撰儒林传、文苑传、康熙朝大臣传、土司传，[[金兆蕃]]撰太祖、太宗、顺治朝列传及列女传，[[吴士鉴]]撰地理志贵州、新疆各一卷、宗室世系表、公主表、皇子世表及艺文志初稿，[[袁励准]]撰部分列传（后全未采用），[[万本端]]撰礼志、舆服志，[[邓邦述]]撰太祖、太宗本纪及光绪、宣统朝大臣传，[[秦树声]]撰地理志直隶卷，[[王大钧]]撰嘉庆朝列传，[[章钰]]撰忠义传、艺文志，[[俞陛云]]撰兵志与部分列传，[[姚永朴]]撰部分列传及食货志盐法卷，[[罗惇曧]]撰交通志，[[吴广霈]]撰邦交志、地理志安徽一卷及部分列传，[[吴怀清]]撰地理志陕西一卷、食货志征榷卷，[[张书云]]撰礼志并补辑舆服、选举二志，[[张采田]]撰地理志江苏卷、刑法志、乐志、后妃传等，[[张启后]]撰选举志、交通志，[[韩朴存]]撰地理志东三省卷、属国传，[[蓝钰]]撰地理志云南一卷，[[李岳瑞]]撰部分列传，[[叶尔恺]]撰宗教志之[[喇嘛教]]、[[基督教]]、[[回教]]各一卷，[[田应璜]]撰地理志山西一卷，[[李景濂]]撰部分列传（后未采用），[[成昌]]撰氏族志之满洲、蒙古、汉军三卷（后因《清史稿》删氏族志而未用），[[金兆丰]]撰地理志之浙江一卷及光绪、宣统朝列传，[[李哲明]]撰部分列传及食货之田制一卷，[[马其昶]]撰光绪、宣统朝大臣传，[[唐恩溥]]撰地理志之广东、湖南二卷，[[刘师培]]撰出使大臣年表，[[黄翼曾]]撰部分列传，[[王树枏]]撰咸丰、同治朝大臣传，[[夏孙桐]]撰嘉庆、道光朝列传及循吏传、艺术传，[[奭良]]撰部分列传，[[瑞洵]]撰部分本纪，[[戴锡章]]撰邦交志，[[朱师辙]]继其父[[朱孔彰]]撰咸丰、同治、光绪朝列传并补儒林、文苑各传共170余篇，[[唐邦治]]撰军机大臣年表，等等。

清史馆内当时设有功课簿，在纪、志、表、传等有大致分工。其中列传撰稿人最多，每朝均设有主体撰稿人，但每朝均出自众人之手，撰传的人许多都不谙习史例，还有的请人代撰，代撰之人有些更不懂得史例，所以稿件不能用者很多。这第一阶段如同一盘散沙，“虽议有体例，而无总阅之人，总纂与协修等皆无联络统系，故人自为政，总纂与协修实平等，稿之能用与否，无人过问。”后来，[[李景濂]]撰[[吴汝纶]]传，冗长之至，印出示众后，众人称该传有违史例，[[李景濂]]乃自请告退。馆长赵尔巽此后方才稍加重视，开始对稿件质量加以甄别。

第二阶段：1920年三月到1926年秋，主要是“整理收束史稿”即统稿，并且加聘[[邵章]]为提调，“专司其事，与撰稿各员接洽”。1918年[[缪荃孙]]到北京后，随即提议“先拟定传目，以时代为段落择人分任”，但当时未获采纳。1920年三月，史稿初备，遂进行整理，“有西馆编比之举”。

1922年初，清史馆召开了一次有关统一列传的会议，与会者包括[[柯劭忞]]、[[王树枏]]、[[夏孙桐]]、[[马其昶]]、[[姚永朴]]、[[奭良]]、[[金兆蕃]]、[[张尔田]]、[[金兆丰]]、[[王大钧]]、[[邵章]]等十多人，议决办法十多条，并且议定全传脱稿期以该年农历十二月为期限，分成农历四月、七月、十二月终三期交稿。当时在馆人员仅有二十多人，会上做了分工，由[[柯劭忞]]、[[金兆蕃]]、[[奭良]]任国初，[[奭良]]并任诸王传；[[缪荃孙]]、[[吴士鉴]]任顺康（[[吴士鉴]]未到，[[缪荃孙]]旋即去世，乃以[[张尔田]]任之）；[[金兆蕃]]独任雍乾；[[夏孙桐]]任嘉道，以[[王大钧]]、[[朱师辙]]协助；[[王树枏]]、[[柯劭忞]]任咸同，以[[朱师辙]]协助；[[马其昶]]任光宣，以[[邓邦述]]、[[金兆丰]]、[[姚永朴]]协助。此次会议仍未能统一撰者（统稿人）的工作准则，议定的凡例也有不遵行者，工作进度不一，经过两年才勉强完成。

而咸同光宣四朝的稿件仍不合用，清史馆乃推[[柯劭忞]]、[[夏孙桐]]再行整理，[[柯劭忞]]又委托[[金兆蕃]]，但因政局动荡，清史馆没有经费，夏孙桐、金兆蕃二人均未着手整理，所以后来《清史稿》刊印时，光宣诸传仍然采用初稿。在列传之外，纪、志、表等本来多有专撰之人员，此时仍在清史馆者继续编订，离馆诸人的稿件则大多未加整理。所以第二阶段统稿，主要是对列传进行统稿，到1925年“已有大段结束”。此时“复再议修正”，由于人员更少，经费无着，所以已经难以进行。

第三阶段：1926年9月到1928年5月，是聚稿刊行。1926年秋，全稿初具，馆长[[赵尔巽]]因年老力衰，希望早日结束编纂，故向[[张作霖]]、[[张宗昌]]等人筹得款项，准备将全稿刊印。当时清史馆中有些人员以为史稿尚未经过总阅审定，错漏之处很多，不便很快刊印。

1927年初，清史馆集中了尚留在馆内的[[柯劭忞]]等十多人，分工展开终审定稿：[[柯劭忞]]、[[奭良]]、[[金兆蕃]]、[[李哲明]]总阅本纪；[[王树枏]]、[[吴怀清]]、[[俞陛云]]、[[金兆丰]]、[[戴锡章]]、[[朱师辙]]等人总阅各志；[[吴廷燮]]总阅表；[[夏孙桐]]、[[金兆蕃]]总阅列传，其中[[金兆蕃]]任乾隆之前，[[夏孙桐]]任嘉庆之后；汇传由[[夏孙桐]]任循吏传、艺术传，[[章钰]]任忠义传，[[柯劭忞]]任儒林传、文苑传、畴人传，其他各传均归[[金兆蕃]]审阅。全部史稿计划三年终审定稿。但“甫逾半年”，到1927年中，赵尔巽突提议将全稿立即付印，且赵尔巽在“病中尤急不可待”，清史馆人员虽有不同意见，但恰逢联系筹款的[[袁金铠]]来到北京，赵尔巽乃将经费交[[袁金铠]]，委托其刊印。赵尔巽在发刊词中说：“此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故名之《清史稿》。议定之后，催促编审各员加快进度，每卷完成，随即交馆刊印，计划用一年时间刊印完成。袁金铠遂召来[[金梁]]为总校，正式开始刊印。

同年九月，馆长赵尔巽病逝，[[柯劭忞]]代馆长，因和袁金铠、金梁的意见不一致，遂“交稿不阅，即付金手”。由于[[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北伐|北伐]]进展很快，所以清史馆又将刊印期缩短为十个月。大批书稿未及审阅修订，即交付刊印，例如光宣列传、艺文志等等都是采用未经审阅的旧稿，[[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专传，在印书即将结束时尚未审阅修订完毕，金梁遂直接采用初稿付印。这次刊印共536卷。1927年12月印出了各朝本纪以及一部分志、表、列传，共计50册。

1928年5月，印出了其他部分共计81册。当时共刊印1100部，其中金梁运往山海关外400部，称为“关外本”。剩余的700部，因为清史馆人员发现金梁在刊印前私自增改稿件，所以又进行了抽改，形成“关内本”。第三阶段工作极为薄弱，多数稿件未及详细审阅，甚至根本没有审阅，而且由于始终没有总阅之人，所以已经审阅的稿件也不能视为终审定稿。《清史稿》以“未成之稿，遽以流行”。

==结束==
《清史稿》刊印之后，受到各方潮水般的批评。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北伐]]胜利后，[[故宫博物院]]接收清史馆，随后组织人员对《[[清史稿]]》进行了初步检阅审查，1929年12月14日具呈[[行政院]]，称《[[清史稿]]》错谬之处很多，“计反革命、反民国、藐视先烈、体例不合、简陋错误等，十有九项”，认为“为今之计，宜将背逆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南京国民政府]]遂将《[[清史稿]]》定为禁书，不准刻印及发售。<ref 

==清史馆书库==
清史馆书库，又称清史馆大库，是清史馆保存编修清史用的档案资料的库房。该库原为清朝国史馆书库，位于紫禁城[[东华门]]内。<ref name=daku>[http://www.danganj.com/article/html/zhuanyecidian/danganshuyu/zhongguodanganshyes/200708/2269.html 清史馆大库，档案界，2007-08-06] </ref>

[[乾隆]]三十年，重设[[国史馆 (清朝)|国史馆]]，此后成为常设机构。1914年，北京政府在国史馆旧址成立清史馆之后，国史馆书库也转归清史馆。清史馆在馆长[[赵尔巽]]的主持下，组织近百人，利用该库收藏的档案资料，经过14年，于1927年编成《[[清史稿]]》。书成之后，清史馆停办。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派[[易培基]]接收故宫，清史馆大库也在同年6月28日被接收，全部档案被封存。1929年10月，该库内的档案、图书分别交[[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图书馆保管。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遂将该库的档案集中到[[南三所]]分类整理。

存于该库的档案主要为[[乾隆]]三十年后收集而来的档案及清朝国史馆编纂的稿本，还有少量档案是清史馆时期修撰的稿本以及收集而来的档案。这些档案中包括：“各处咨送的[[大运河|运河]]奏折档、考察宪政奏折档、八旗公侯伯袭职档等；从[[内阁大库|内阁]]借调的史书、丝纶簿、纶音簿、外纪档等；从[[军机处]]抄录的上谕档、月折档、奏议档、议复档、奏折档、奏事档、廷寄档等；国史馆编的长编、本纪、传、表、志； 清史馆编的传、表、志；清历朝所修实录稿本、起居注稿本和内起居注、列传稿本；官员履历以及人事、经费、庶务档案，已故官员事迹、旌表节妇等档案。”

1933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档案南迁，清史馆大库档案共83箱随迁，1949年之后陆续运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清史馆大库仍为保存明朝、清朝历史档案的库房之一。1962年至1963年，该库曾经大规模修缮，解决了库房防潮及通风的问题。1976年，该库内的档案迁入[[西华门]]新建的库房，清史馆大库此后改藏文物。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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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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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620 中國斷代史]]
[[Category:606 史學團體]]
[[Category:627 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