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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綸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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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綸（公元1453—1510年），明代醫學家，字汝言，號節齋,浙江慈谿人。

人物生平

　　王綸先世居陝西銅川，五代時遷居浙江慈谿。其幼習舉子業，據慈谿《王綸墓誌》載：「公童時早慧，屬對不凡」「長就學，益自勵，攻苦食淡，鮮嘗甘寢，名稱籍甚，為邑鴻儒，成化庚子，以詩領浙江鄉薦。」
　　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公時年32歲）舉進士，歷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工部都水司、儀制郎中、廣東參政、湖廣右布政史、廣西左布政史等職，官至巡撫湖廣都御史，後因父病而精於醫術。其兄經，進士，亦知醫。《（雍正）慈谿縣誌•卷七》載：「綸為人友愛，性剛方鯁介，不媚流俗，且為文平實雅淡，理明意遠，尤精於醫，所治無不瘳者。」《（嘉靖）寧波府志•卷二十一》載：「外任時，常朝聽民訟，暮療民疾，歷著奇驗。」
　　他朝官暮醫，在繁忙的政務之餘，矢志於醫學的研究與實踐。他論病定方，不泥於古，把金元諸家學術思想有機的結合，參合自己的心得與臨證經驗，治病救人，頗有良效。薛己稱讚他說:「及登第，任歷中外，皆得人心，至於人之疢疾，治無不驗。古人所謂良相良醫，蓋兼體之矣。」今配神農祠中。

醫學著述

　　據《茲溪縣誌》載，王綸有著作五種：
　　《本草集要）8卷。據該書自序云：此書初作於明•弘治壬子（公元1492年）。稱「凡三易稿，歷四寒暑而書成」。現流傳本，乃係嘉靖己酉（公元1549年）邢某在陝西重刻本，該書多發丹溪翁之微，故明代稱此書為本草中之善本。
　　《明醫雜著》。《千頃堂書目》作8卷。目前流傳的系薛己注釋本，改為6卷。據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工氏自雲:「予修《本草集要》既板行矣」，更「欲著《隨證治例》，使窮鄉下邑，無名醫者，可按方治病，閉戶一月，纂成五篇，後覺難下手而止……又嘗欲讀丹溪《語錄》、《餘論》等書，著得醫論二十條，及補陰、積術等丸方論」，由於「奔走仕途，皆未成書」。後於弘治十五年，在廣東任布政司左參政時，才將上面一些文章集合一處，取名《明醫雜著》。此書以闡述工氏對雜病的證治方法、堪稱王氏的代表之作。
　　其他著作：共三種。《中國醫籍考》、《千頃堂書目》中皆列有《醫論問答》一書；《浙江通志》引《黃氏書目》及《千項堂書目》里都列有《節齋小兒醫書》一卷；《慈谿縣誌》記有《胎產醫案》一卷。

醫學成就

　　熟習內經，參合諸子倡四法
　　王氏作為丹溪的弟子，崇尚《內經》旁及諸家，才能融匯貫通，由其是對仲景、東垣、河間、丹溪諸大家的理論及學術觀點更為興欣、他說：「仲景、東垣、河間、丹溪諸書孰優？學之宜何主？曰：宜專主《內經》，而博觀乎四子，斯無弊矣。四子之出初無優劣，但各發明一義」。他強調：「外感法仲景，內傷法東垣，熱病用河間，雜病用丹溪。」一次貫之，斯醫道三大全矣。王氏在倡導四大法則的前提下，對論治雜病更有心得。他在繼承丹溪學術思想的基礎上，發揮了雜病以氣、血、痰、郁論治的觀點。他說：「丹溪先生治病，不出氣、血、痰、故用藥之要有三：氣用四君子湯，血用四物湯，痰用二陳湯，久病屬郁，立治郁三方，日越鞠丸，」他進一步發揮地說「蓋氣、血、痰之病，多有兼郁者，或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誤藥雜亂而成郁。故採用此方治病時，以郁法參之，氣病兼郁則用四君子湯加開郁藥、血病、痰病皆然。故四法者，治病用藥之大要也。這是在「雜病用丹溪」大法指導下的四法，認為雜病的病機不外氣、血、痰、郁，而郁病更為常見多見，在治氣、血、痰病均「以郁法參之」。這種以豐富的臨床經驗為基礎，知事達變，綱舉目張的論治方法，值得借鑑。
　　專注寒涼，慎用辛操與溫補
　　王綸學宗丹溪，認為「人之一身，陰常不足，陽常有餘。」對內婦、五官等20餘種疾病的治療大法皆採用滋陰降火法。例如在對「傷寒時氣病後調養」即使在「先服參、芪甘溫藥一二服，以補六氣，隨後便服滋陰生津潤燥之藥」這種時時顧及陰津，對後世溫病學派「保得一分津液，便存得一分生機」頗有起迪與影響，並且創造補陰丸。他對一些醫家「不知氣血之分，往往服參、茂次為補」濫用溫補辛溫之品提出了批評，提倡要慎用參茂及溫補辛燥之法。
　　縱觀王氏醫著及論述，他多次實火立論，用藥偏主寒涼與清熱滋陰之法。但亦並不是偏廢辛燥溫補，只是繼承了朱氏衣缽而有所發揮罷了。
　　調理疾病，靜心息慮勝百藥
　　王綸在論治疾病應用四大法與四小法的基礎上，還重視疾病的調養，提倡要注重自我心理調養，病人要「靜心息慮」則勝於服藥。因為心之官則思而脾主思，患者為思，則心火妄動，五火隨三，脾氣益傷，諸髒受害。因此他批評「世人遇病而猶態情任情，以自栽賊者，是因不知畏死者矣。又有一等明知畏死，而怕人知覺，諱而不言，或病已重，而猶強作輕淺態度以欺人者，斯又知畏死反議取死，尤可笑哉」認為只有靜心息慮，君相三火不動，雖有疾病，勿藥而自愈「達此理者，必能清心克已，凡百謹慎，而病可獲痊。否則雖有良藥，無救也」。由此可見，王綸在醫學心理學及疾病護理學上也有他的論見與成就，是符合現代醫學與心身醫學的科學道理。
　　辯論痰證，偏重火郁而精觀
　　王氏辨論痰證，精確而詳備，認為痰屬濕熱，乃津液所化，其產生機理是由於「氣血濁逆，津液不清，熏蒸凝聚」所致，他又說：「痰之本水也，源於腎，痰之動濕也，主於脾」。同時詳細地敘述了痰證的臨床表現，如「為喘為咳，為噁心嘔吐，為痞膈壅塞關格，為泄，為眩暈，為嘈雜，征仲，驚悸，為癲狂，為寒熱，為癰腫，為胸間漉漉有聲或背心一點常如水冷，為四肢麻木」等等。
　　在治則上，他認為「二陳湯為治痰通用者……，抬其標也，然以之而泊濕痰、寒痰、痰飲、痰涎則固是矣，」溫藥和之只能應用於濕痰，寒痰等。而大多痰證卻是「因痰火上」或「火邪炎上、薰於上焦，肺氣被郁，故其津液隨氣而升者，為火熏蒸凝濁郁而成……而其原則火邪也」。這些疾證稱為老痰、郁痰。此等痰證，「亦非半夏、茯苓、蒼朮、枳殼、南星等藥所能治也」正確的治療「惟在開其郁，降其火，清潤肺金，」開創了治痰的一大法門。並且制訂了一系列的治痰要方，在主方之下，又詳細地敘述了加減法。
　　內傷發熱，補氣養血辨明陽
　　王氏在「發熱論」中日「世間發熱證，類傷寒者數種，治各不同，外感，內傷乃大關鍵」。他對發熱認為應有內外傷之分，而對內傷發熱更加強調了應辨別陰陽。一曰陽：是陽氣自傷不能升達，降下陰分而為內熱，乃陽虛也，故其脈大而無力，屬肺、脾。二論陰：是陰血自傷，不能制火，陽氣升騰而為內熱，乃陽也，故其脈數而無力，屬心、腎。而經日：脈大無力為陽虛，脈數無力為陰虛。而陽虛發熱是飲食勞倦所傷，陰虛內熱是勞心好色所傷。由此以陰陽為綱對內傷發熱的病因病機闡述無遺，可謂提綱挈領。
　　在治療上，王氏熔東垣、丹溪經驗於一爐，認為：陽虛發熱是真陽下陷，內傷元氣所致。故「東垣發補中益氣之論」用「人參、黃芪等甘溫之藥，大補其氣而提其下陷，此用氣藥以補氣之不足也」，陰虛發熱是內傷真陰，陽氣偏勝變火所致，「故丹溪發陽有餘陰不足論」用「四物加黃柏、知母補其陰而火自降，此用血藥以補血之不足者也。總之「益氣補陰皆內傷證也，一則因陽氣之下陷，而補氣以升提之，一則因陽火之上升，而滋其陰以降下之，一升一降迥然不同」，王氏博採眾長，詳述了內傷發熱的病因、病機及治療大法，豐富了內傷發熱的理論。
　　立方遣藥，通常達變善化裁
　　王氏在處方用藥上，擅長滋陰降火，化痰解郁，補氣血等，集丹溪、東垣、河間諸家之長，而且還通常達變，善於化裁。告誡人們用藥雖有因地之宜之常法，亦有變法，醫者終識常而通變，況能把握用藥之真諦。他創立了一系列臨床至今乃行之有效的著名方劑，如補陽丸、化痰丸，治疳丸等。補陽丸是在丹溪大補陰丸的基礎上裁化而成，使之更符合病機和證候，用補陰法使陽齊，治療世人「火旺致病者」而從化痰丸」生出加味化痰丸方、治中風「痰滿胸隔，咽喉不利」多被歷世醫家所用。師古人不拘泥，通常法而知變法，是王氏主要的學術思想與觀點。
　　中風偏枯，補發前人之未發
　　中風偏枯，多見於老年，死亡率較高，王氏論述此證頗有心得，發前人之未發，補前人之遺缺，論述症候表現十分細緻，特別是辨別中風、偏枯的病因病機宜分標與本之論，尤具卓識。他說「古人論中風偏枯，麻木酸痛不舉諸症，以血虛，死血、痰飲為言，是論其致病之根源。至於得病，則必有所感觸，或因風、或因寒、或因濕、或因酒、或因七情、或勞力勞心，房勞汗出，因感風寒濕氣遂成此病。此血病疾病為本，而外邪為標。」王氏剖析中風偏枯的發病原因，比前賢更全面更深刻，符合臨床實際情況。
　　在治療上，善於應用化痰法，如卷四《風症》所舉病案及擬治諸方，較多應用化痰藥物。異在此基礎上吸收了一些民間的處治方法
　　論述男科，強調肝火重脾胃
　　男科疾患，多數系陽萎與夢遺、滑精之類世人皆以腎虛或命門火衰為依據，誤人非淺。王氏論治男性專科，強調肝腎鬱火，注重脾胃為患，有別於傳統的以腎虛、命門火衰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