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葆心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王葆心，1867年，生於湖北羅田大河岸古樓沖的一戶耕讀之家；曾在武昌兩湖書院深造；1912年，任革命實錄館總纂；1922年，任武昌高等師範教授，時值湖北國學館成立，又應聘任館長；1928年，國立武漢大學成立，應聘為教授；1932年，任湖北省通志館籌備主任兼總纂；`1944年，在羅田病卒，時年77歲。 　　在這一目了然的簡歷中，看不到直接與官場相關的任何記載。他的第一個職務革命實錄館館長,也只是在一個保存資料的部門。雖然他也曾南下湖南、北上京城。但不管到哪裡，他都是一隻風箏，那根牽着他的線，就在武漢。 　　初識漢口 　　通常而言，一個成就卓著的人，都是有天賦的。王葆心也不例外。據傳說，他在童年時期，就喜聞前輩談論本地掌故，聽後心趨神往，銘記不忘。當他來到繁華的漢口鎮時，便對這個文藻流風的商埠吸引。這時的他，已讀了許多專記鄉土裡俗的書，卻很難找到記錄漢口民風習俗的書，當然也就會因為看不到有關漢口風情的書籍而感嘆。恰恰在此時，孝感人徐煥斗所寫的《漢口小志》輯印成書了。王葆心讀後,被其中一段資料所吸引：當年范白舫（范鍇）寫《漢口叢談》之時，曾與文友黃心庵「興往情來」，切磋琢磨，於是與黃心庵同時寫下 　　了《漢口漫志》。王葆心當即決定，我何不也就所見所聞，續寫一書，與《漢口小志》共傳，亦仿效「范黃並時之唱和」之雅興呢？因此，他開始著《續漢口叢談》。在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王葆心從城市興衰、建制沿革、水火災異、地名掌故、園林建築，寺觀墓葬、名人軼事，風物傳聞，修志記載、詩文經石，甚至官場見聞都一一搜集羅列，並加以考證與研究。王葆心在這本書中，表達了自己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他認為，漢陽的園亭，池館之盛，明末清初是最好的，因為當時的人們「承平雅尚」，不像自己生活的年代，人們只知道在車馬服食方面進行攀比。因此，他用較大的篇幅記錄了魯肅墓的修復經過，記錄了晴川閣、琴台的興廢始末及長春觀的修建年代，而且還詳細地記錄了漢口的誰園、怡園、白園、豫家園、藹園的建制、規模和景觀。特別是黃鶴樓被焚時的紀事詩，樓焚後建警鐘樓，於鐘樓後又建奧略樓的經過，資料尤其豐富，至今仍是我們研究地方史必須要借鑑的。 　　在這本書中，王葆心還通過洪山菜苔，講述了一則趣聞。清代，紅菜苔欲稱紅油菜。光緒年間，湖廣總督李澣章特別喜歡吃紅油菜。想把紅油菜引進到家鄉合肥去。可在合肥生長的紅油菜，卻遠不及武昌生長的。於是，李總督便命人挖掘洪山的土壤，整船整船地運往合肥。當時在武昌市民中便有這樣的傳聞：李總督刮湖北地皮走了。由上述記載可知，王葆心的這部書確實如他自己所願，成為一部有關武漢掌故的重要資料書。可這本書稿寫成後，曾一度散失了。待王葆心成名之後，其長子王夔強便進行收集整理，於1938年在漢口利華印務局刊印，交武昌益善書局發行。 　　《續漢口叢談》成為王葆心為漢口書寫資料掌故一書的開始，從這本書開始，王葆心的資料著作一發不可拾，除了《續漢口叢談》，又有了《再續漢口叢談》、《漢滸金石小記》、《天完志略》、《江漢獻征錄》、《湖北特徵長編》及合纂的《湖北文征》等100餘種。可謂洋洋大觀。 　　教學成就 　　王葆心與武漢的教育也很有緣分。清末，他就曾在漢陽晴川書院（今武漢三中校址）擔任過院長（山長）。也就在這個位置上，他於1903年以第三名考取舉人，赴禮部任職。民國初年，湖北教育界新舊兩派鬥爭激烈。舊派以前清舉貢及兩湖師範學堂和存古學堂的學生為主；新派以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和北京大學的學生為主，兩派互相攻訐，各不相讓。教育當局無法應付這種局面，便慫恿當時湖北督軍肖耀南出錢創設「國學館」。 　　1923年，肖耀南正式在武昌設立「湖北國學館」，並聘請上年從京城回漢的王葆心為館長。此時的湖北國學館中，有內課生和外課生之分，內課生又分預科和本科。預科兩年畢業，本科三年畢業；本科則分經、史、理、文四科；外課生被甄錄者，按月應課，以一年為限，次年另行甄錄。後人評價說，此國學館之辦法不倫不類，本不合學校編制系統，之所以如此設立，乃為苟且調停而已。不久之後，王葆心又受騁到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執教。1926年秋，國立武昌大學成立，由鄧演達、董必武、戴季陶、郭沫若、章伯鈞、李漢俊、周佛海等組成籌委會，王葆心被聘為國文教授。1928年，武漢大學成立，下設社會科學、理工、文學三個學院，王葆心又和蘇雪林、葉聖陶、馮沅君等人被聘為教授。王葆心的教學生涯不斷延續。在他的諸多著作中，就有在大學期間所著的教材。 　　他於1906年撰寫出版的《高等文學講義》，1907年3月即被「學部審定作為中學以上各種學堂參考書」。這本教材，除了「分科大學文科諸君多輾轉購求」用作教材之外，還有一些古文專家，如馬其昶、姚永朴、陳衍等，都對其書稱美有加，「咸深印可」。尤其是林紓，對這本書的評價甚高，稱其「近百年中無此作」。可以說，這本旨在為初學古文的學生提供切實可用的教科書，面世後頗受歡迎。 　　之後，王葆心又對原書作大幅度的「重訂補充」，將書由四冊六卷(其中三、四卷均分上、下卷)擴充為十冊二十卷，並將書名改為《古文辭通義》，作為《晦堂叢書》的一種。1916年8月再版發行。這本《古文辭通義》因而成為其文學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在以後的武漢大學任教時，這本書同樣作為武漢大學的教材。 　　方志大家 　　1932年，王葆心任湖北通志館籌備主任兼總纂。恰逢社會賢達屢次倡議修復黃鶴樓，並一致委託王葆心撰寫《重修武昌黃鶴樓募資啟》。該文3000言，音韻鏗鏘，對偶工整，起伏跌宕，大氣磅礴，各報紛紛轉載，一時掀起了空前的重建黃鶴樓熱。只是因洪災武漢損失重大，加上日寇也開始逐漸進逼，重修一事才擱置下來。 　　在肩負了重修《湖北通志》的重任後，王葆心廣搜博覽，研究全國志書達1400餘卷，將所載內容同有關歷史地理資料查對考證，辨抄襲、證謬誤、審體例、尋因革，找出其中融會貫通的脈絡、體例變革的原因和切實可行的經驗。然後，撰成《重修湖北通志條儀》一卷問世，作為當時修湖北志的方案。 　　這部條本，就是其50餘萬字的鴻篇巨著——《方志學發微》的第一卷。為什麼把重修湖北通志條本作為第一卷呢？那是因為王葆心在掌握的大量史料、資料的基礎上，發現宋元以來僅存不多的志書，也多有互相沿襲、缺少條理、難以貫通的弊病。因此，他撰寫出條儀，是在為湖北通志的撰寫進行指導。然後，他在充分研究的基礎上，最終用了15年時間，完成了「集方志學之大成」的《方志學發微》，全書共分七篇：取材篇、纂校篇、導源篇、派別篇、反變篇、賡讀篇、義例篇。 　　這部巨著成為「舊時代方志遺產的總結，新時代方志革新的先驅」，一經問世，便成為方志界的指導文獻。l984年湖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整理髮行了該書的前三篇，在「出版說明」中稱：「王氏此項研究是前此三四百年來史志學者所未曾做的工作」。 　　王葆心對重修《湖北通志》，可以說是竭盡全力。1934至1936年間，日本侵略軍進逼華北，平津危急。此時，湖北通志的編修也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為搶修《湖北通志》所需材料，王葆心兩次北上，在北平圖書館的楚學精舍中查閱資料。據說，曾經有一個陳姓浠水人到楚學精舍來拜訪王葆心，套過近乎之後，委婉勸說王葆心出關，去偽滿政權任職，並許以利祿。王葆心當即起身呵斥其出賣民族利益，投敵求榮的可恥行徑。陳某被呵斥，只得羞愧而去。而王葆心卻因憤怒而一度昏厥，幸有助手施救，才緩緩甦醒。事後查明，陳某實為日偽政府的機要秘書！第二次在北平選抄材料時，「七·七事變」發生，北平淪陷。王葆心乃攜帶手抄稿，備歷艱辛，間道返漢。 　　王葆心一生著書立說，涉及研究領域頗為廣泛，但其晚年，在方志學的研究上致力尤勤，其遺著達170餘種。除已刊的《虞初文志》、《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紀事》、《再續漢口叢談》，未刊者有《方志學發微》、《增補修志通則》、《採訪志書條例》、《天完志略》、《江漢獻征錄》、《湖北特徵長編》及合纂的《湖北文征》等100餘種。 　　史志不分家。王葆心對中國史學的貢獻也有目共睹。中國第一部革命史《湖北革命實錄》，就是他修纂的。在修纂這部革命史時，他在史學方面提出了一個偉大的思想：即摒棄了「以君主一人為體，統領歷史」的陳腐觀念，提出了以「一大群人活動」為中心，「以民人全體為本紀之主體」、「以民權代君權」的修纂理論，主張「革命史應為生人立傳」。還認為「政治既有更張，文籍隨世遞交」，即使被立傳的人「日後之自改各有隆污，而其過去之陳跡初無改變。」這些是他 　　對歷史編纂學的卓越貢獻，時至今日仍有積極的意義。 　　抗戰爆發後，日軍迫近武漢，王葆心毅然辭職，攜書6萬餘卷回到故鄉羅田，任羅田縣誌館館長，1944年，為進一步了解宋朝末季楚東義民-保鄉用兵之地理形勢，抱病前往天堂寨實地考察。因過度勞累，歸家半月，竟不起，時年77歲。 　　王葆心去世後，有人在羅田王葆心墓，寫下《謁王葆心墓》，詩文如下：一抔黃土草萋萋，碑壁寒傖香火稀。誰知墓中安睡者，竟是楚寶國君師。筆者曾經為祭奠這位史志學大學，專程前往羅田，拜祭了王葆心之墓，並在那已經破敗不堪的故居前徘徊，期望羅田縣政府應該拿出一筆錢來，精心修繕這棟已經蒼老的古屋，因為這是羅田的驕傲，這是羅田的文化，這也是羅田是否尊重文化及大師的試金石。 　　1957年，湖北省人民政府為「嘉其學行」，重修王葆心墓。國家副主席董必武親筆題下了「楚國以為寶，今人失所師」二語，以表墓門，湖北省文史研究館為其撰文立碑紀念。 　　除了董必武評價的「楚國以為寶，今人失所師」之外，張春霆稱王葆心是「集方志學之大成」的學者；聞惕生稱其作品為「舊時代方志遺產的總結，新時代方志革新的萌芽」；國民政府（重慶）在1944年如是評價王葆心：鄂耆儒王葆心，性行純篤，學術淵深。早年從事著述，即同情革命，激發民族思想。民國後，屢經患難，艱貞自矢，志節然。其掌教近三十年，著書達數百卷，實足矜式士林，有功來學。茲聞溘逝，悼惜良深，應予褒揚，並將生平事跡存備宣付國史館，用示政府彰聞耆賢之至意。 　　1957年，湖北省人民政府為「嘉其學行」，重修王葆心墓塋時，董必武又以舊聯題寫墓門，以為旌表。並多次指示湖北有關方面搜集、保存、整理和出版其遺著。也正是在董必武的保護下，其大量珍貴著作的手稿，幾經輾轉，最後被湖北省博物館珍藏。1959年年夏，董必武在湖北省談地方志並強調各縣都要修縣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王葆心曾與甘鵬雲、傅岳棻、盧木齋、張國淦等耆宿動議編修《湖北文征》，進行地方文化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後因抗日戰爭而中斷。也是在董必武的倡議下，終於啟動《湖北文征》的工作，於1964年由湖北省文史館完成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