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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三藏记集 |
《出三藏记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佛教文献目录。其作者为僧祐，故后人又简称为《僧祐录》、《祐录》。僧祐于齐、梁间，凭借定林寺丰富的经藏，在道安《综理众经目录》（又称《道安录》、《安录》）的基础上，“订正经译”，撰成《出三藏记集》。《出三藏记集》共15卷，包括4部分：①撰缘记，叙述印度佛经的编纂和中国译经的渊源。
②铨名录，著录佛经2162部4328卷，分12类，各类有小序，叙述该类佛经源流。③总经序,汇集佛经的序、记120篇。
④述列传,是中外32位译经高僧的传记。书后附“杂录”,著录中国学者和僧人撰写的论文或论著。全书辑录了东汉至南朝梁代诸多佛教文献，保存了东晋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374) 的原文。
《出三藏记集》不仅对后世编纂佛经目录有一定影响，而且它的“总经序”、“述列传”对后世编制一般文献目录也有一定的影响。
作者简介
僧祐（445～518），俗姓俞，祖居彭城下邳 （今江苏邳县），生于建康（今南京）。14岁出家先后入扬都建初寺、钟山定林寺，受业于法达、法颍。精通律学。曾搜校佛经，建立“经藏”。编有《三藏记》、《释伽谱》、《弘明集》等。
内容
本书编纂的用意，重点在于对佛典翻译“沿波讨源”，所以将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撰缘记，诠名录，总经序，述列传。正如僧祐自己所说：“缘记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诠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只有从四个方面来看佛典翻译，译经的源流才能一目了然。四个部分的内容，大致如下：
一、卷一为撰缘记，记述佛典结集和翻译的起源。首先引《大智度论》、《十诵律》、《菩萨处胎经》等经律论，叙述佛典结集的缘起、经过及八藏的名称，其次论胡汉译经音义的同异，最后列举新旧译重要名相的不同。撰缘记相当于普通目录的辑略或总序。
二、卷二至卷五为诠名录，这可以说是全书的主体部分。从汉至梁六代四百多年之间译出和撰集的一切佛典，不管有无译者姓氏，一一搜罗归纳为十五录。每录之前有小序，略述该录源流。因对其所依据的《综理众经目录》有所增订，一律称为“新集”，其具体名录如下：
1、新集撰出经律论录。在《综理众经目录》的基础上加以扩大和补充，是以朝代为次序，按译者编排的译经目录。《综理众经目录》自后汉安世高至西晋末法立，共著录十七人（其中误以竺法护和昙摩罗刹为二人，所以实际只有十六人）。僧祐对于这些译本，都参照其他经录，注出异同存缺。另外于法立以前补出张骞等七人，法立以后补出卫士度等五十五人。僧祐对这一部分用力甚勤，使得六代译经的内容粗具规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类。
2、新集条解异出经录。收录有译者姓氏、同一种佛经的不同译本。异出经即同本异译的佛经。
3、新集表序四部律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卷十云此录“卷中无”，可知此录至迟在唐开元年间已佚，其中内容已无从知晓。
4、新集安公古异经录。收录《综理众经目录》中所集早期译出且已散失不全的佛典残篇。
5、新集安公失译经录。收录《综理众经目录》中所集的译者姓名不详的佛典。《综理众经目录》原列有一百三十四种，但经名简略，未列卷数。僧祐均加以整理，注出异名、出据、存缺，厘定为一百三十一种，又从《综理众经目录》注经末移来十一种。
6、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转录《综理众经目录》中遗失译者姓名、流传于甘肃黄河以西地区的佛经。
7、新集安公关中异经录。转录《综理众经目录》中遗失译者姓名、流传于陕西关中地区的佛经。
8、新集律分为五部记录。记录佛陀涅盘后，优波离诵出律典，印度佛教律学分为五部的情况。
9、新集律分为十八部记录。记录五部律演变为十八部的过程。
10、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记录《十诵律》、《四分律》、《僧祗律》、《五分律》在汉地的流传情况。
11、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收录译者或传抄者不详的失译经和别生经。僧祐经过多年的搜集鉴定，共得一千三百余种。
12、新集抄经录。收录齐竟陵王萧子良等人摘要抄写的佛经。
13、新集安公疑经录。收录道安鉴定为伪托的佛经。
14、新集疑经伪撰杂录。收录僧祐考证出来的伪托佛经。
15、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收录道安的佛学著述，共二十四种。
以上十五录共收佛典二千一百六十二种，四千三百二十八卷（据《历代三宝纪》卷十五总计）。这比《综理众经目录》增加了一千五百余种，三千三百余卷。但他所搜罗到的佛典，侧重南方，因地区的限制，不免有所遗漏。
三、卷六至卷十二为总经序。卷六至卷十一辑录一些佛典的前序与后记，共一百一十篇，其中七十七篇未见于现存的佛典。辑录前序后记很有价值，这些序记实际上就是佛典提要，保存了许多可贵的资料，使后人知道译经的经过、内容、地点和时间。卷十二为“杂录”，收录陆澄的《法论》、齐竟陵王萧子良的《法集》以及僧祐的《释迦谱》、《世界记》等书的序文和篇目。这些书除《弘明集》外都已佚失，现在根据这些书的篇目即可略知其内容。
四、卷十三至卷十五为述列传，叙述历代译家和义解僧人的生平事略。前两卷记叙外国僧人如安世高等共二十二人；后一卷记叙中国僧人如法祖等共十人（附见者尚有多人）。这是现存最早的僧传，其史料多被宝唱《名僧传》、慧皎《高僧传》所采用。慧皎以后，各代僧传的叙述方法，大都因袭《出三藏记集》，只不过是略变其体例而已。
调查研究
僧祐对佛经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集经藏，访讯遐迩，躬往咨问，面质其事。”然后认真整理，“悉更删整，标定卷部，使名实有分，寻览无惑焉”，“雠校历年，因而后定”。可见他对所著录的佛典大都作过鉴定，甄别其异同和真伪，判定译者和翻译的时间地点，考证佛典的卷数、存阙，注明出自何种大本以及所依据梵本的来历，使其著录《出三藏记集》更为可靠。例如：
《大般泥洹经》二卷 安公云，出《长阿含》。祐案，今《长阿含》与此异。（《出三藏记集》卷二“支谦译”）
《私阿末经》一卷 或作“私呵昧”。案，此经即是《菩萨道树经》也。（同上）
《了本生死经》一卷 安公云，出《生经》。祐案，五卷《生经》无此名也。（同上）
《十二门大方等经》一卷 《别录》所载，《安录》无。今阙。（同上）
《总持经》一卷 祐案，出《生经》，或云《佛心总持》。（《出三藏记集》卷二“竺法护译”）
《新维摩诘经》三卷 弘始八年于长安大寺出。（《出三藏记集》卷二“鸠摩罗什译”）
《贤愚经》十三卷 宋文帝时，沙门释昙学、威德于于阗国得此经胡本，于高昌郡译出。（《出三藏记集》卷二）
《说人自说人骨不知腐经》一卷 安公云，上四十五经出《杂阿含》。祐校此《杂阿含》，唯有二十五经，而注作四十五，斯岂传写笔散，故重画致谬欤？（《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安公古异经录”）
这些著录对后世佛学研究的贡献很大，后人在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史时，往往征引《出三藏记集》中的资料，足见其史料价值之高。
价值
僧祐在《出三藏记集》一书中使用多种体裁，以经录为主，又有前序、后记、列传相辅，互相补充，大大加强了目录的功能。他利用前序、后记来代替解题和提要，使读者知道译经的源流、佛典流传的过程及其大意，这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后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朱彝尊的《经义考》都在《出三藏记集》的影响下，发展成为辑录体的解题目录。“总经序”后的“杂录”收录了佛教论文总集的篇目，使目录兼具索引的功能。陈垣先生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不幸而其书不存，吾人亦可据此篇目，略知其书之内容为何，此目录学家亟当效法者也。”“述列传”不仅对经录内译者事迹和译经年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而且使经录与僧传相结合，为后人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南北朝时期，佛教专科目录的价值超过了同时期的普通目录，这与僧祐等佛教学者努力寻求佛教专科目录的独自发展是分不开的。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流传和发展，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普通目录也著录了佛典，如南朝宋代王俭的《七志》、梁代阮孝绪的《七录》都附有佛典。普通目录虽然著录了佛典，但由于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对日益增多的佛典抱着歧视的眼光，对佛典采取排斥的态度。一些佛教学者于是在普通目录之外寻求佛教专科目录的独自发展。僧祐注意借鉴普通目录的编纂方法和分类体系，努力探索适应佛典的分类体系，促使佛教专科目录进一步的完善。反之，僧祐创立的体例如辑录序、记等，又反过来影响了普通目录的发展。
《出三藏记集》在类目设置方面也有创新之处。一些佛典有数种译本，而且还有译本不同、经名也不同的现象。因此，佛教专科目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详细著录各种译本。《出三藏记集》设置了“异出经”的类目，以译经先后为序，将“胡本同而汉文异”的佛经收在同一书名之下，加以比较，可以考证该经的流传和各种译本的情况。这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版本目录的雏形。
佛经译出后，就有人根据某一种佛经抄撮其要旨，从而成为一种新的佛典，这一类佛典称为“抄经”。抄经出现较早，一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在《综理众经目录》中，抄经与所据佛经混在一起。僧祐在《出三藏记集》中则专门设立“新集抄经录”，使抄经与所据佛经分开，不致于本末倒置。《出三藏记集》还将律典从佛经中独立出来，对律学的源流、部派以及在中国的流传情况详加叙述。
《出三藏记集》的类目设置为以后佛教经录的编纂开创了许多法门，促进了佛教目录学的进一步发展。此后法经的《众经目录》，分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伪妄等六类，几乎全采用《出三藏记集》的分类方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分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略繁重录、拾遗补缺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等七类，亦未超出《出三藏记集》的范围。
失考之处
《出三藏记集》也有失考之处，如卷十三《康僧会传》将《阿难念弥经》、《镜面王经》、《察微王经》、《梵皇王经》与《六度集经》并列。其实这四部佛经全收入《六度集经》中，不应当单独列出。又如《盂兰经》一卷，《出三藏记集》卷四作失译，其实此经为竺法护译。被《出三藏记集》卷四列作失译的佛经还有《观无量寿佛经》（实为畺良耶舍译）、《法华三昧经》（实为智严译）。不过与僧祐的考据成就相比，这些失误仅仅是白璧微瑕而已。
梁启超曰：“吾侪试一读僧祐、法经、长房、道宣诸作，不能不叹刘《略》、班《志》、荀《簿》、阮《录》之太简单，太素朴，且痛惜于后此踵作者之无进步也。郑渔仲、章实斋治校雠之学，精思独辟，恨其于佛录未一涉览焉，否则其所发挥必更有进，可断言也。”由此可见《出三藏记集》的目录学价值非常之高。这主要是由于佛教学者的思辩能力强，逻辑思维能力高出一般学者之上，他们编纂的经录也就具有很高的目录学价值。遗憾的是，历代大多数目录学家由于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不愿深入钻研佛教经录，否则古典目录学还会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