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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学 |
易学属于在天人相应的学术思想指导下研究万事万物运行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哲学学问。
自春秋以来，中国学术总于易学一体，由伏羲氏画卦到老子出关后之时，官学开始逐渐演变为民间私学。易学前后相因，递变发展，百家之学兴，易学乃随之发生分化。自孔子赞易以后，《周易》被儒门奉为儒门圣典，六经之首，而儒门之外。“有两支易学，与儒门易并列发展：一为旧势力仍存在的筮术易；另一为老子的道家易。所以自孔子赞易起，中国易学开始分为三支”。
从易学发展史上看，先秦易学发展到老孔时代，形成了道家易、儒家易及术家易三支。其后秦始皇焚书，易以卜筮之书独存，然易学至此盛极而衰。三支易学的这一总趋势，到先秦以下乃由隐而显：透过淮南子，道家易的趋势明朗化；透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儒门易的趋势明朗化；透过占断灾异之学，术数易的趋势明朗化。
目录
发展
《易经》讲道。而对于道讲得最早、最系统的是道家鼻祖老子。辩证法思想萌芽于《易经》体系建立于《老子》。陈鼓应先生指出：“老子由万事万物的对反现象寻找出它们之间的发展规律，从而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性的辩证法——它发端于《易经》而体系的建立则完成于《老子》”；《易经》号称绝学。魏晋时道家的王弼用老庄解易，《易经》今传本就是王弼本。“王弼正崛起于汉代道家易以及重义理的古文经学派的流脉中。”易学分为道家易与儒家易、筮术易。
易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分成易理易学、象数易学、数理易学、纳音易学几大类。
易理易学又称义理易学，是专门讲述易经本经哲学义理的易学，象数易学宗旨在于运用，数理易学是研究易经中的科学思想与数学思想。纳音易学则结合了易理易学和象数易学的思想。董鸿渐是当代纳音易学创始人、奠基人，几十年来寒暑不易孜孜以求纳音易学之奥秘，代表著作有《中华纳音易典》、《中华纳音预测学》（香港中国哲学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象数易学则在易学中一花五叶，从民间社会到儒佛道三家各有所踪，在此不再一一罗列。象数易学在当代以林忠军的学术派、张其成的经世致用派、邵伟华和许先潮的玄学预测派为代表。易理易学与哲理易学则以著名哲学家成中英和山东大学刘大钧教授为代表。
象数派发展为科学易，易理派发展为人文易。
其实，易学家们各执一端，有违《易经》本旨，有违易宗。《童子问易》认为易学的易宗是：乾坤一元，阴阳相倚，终始兴替；三才印心，德道同形，数理比翼。
易学源于《易经》之学，简称易学。是古人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它起始于筮占但高于筮占。《易经》中记录了很多上古的古代历史事件，因此易经本于实践。《易经》是中国文化最古老、最系统、最厚重的典籍，是中国乃至世界人文文化的基础。易学分为道家易与儒家易、筮术易，易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分成易理易学、象数易学、数理易学、纳音易学几大类。三易在先秦有专门的经师。
易学的主要奠基人为伏羲、舜帝、周文王、老子与孔子。
原理
《简易道德经》里所述：“简性阴，易性阳，离合，离合，非常离，非常合。合则有简有易，离则无易有简。故谓，有无易之简，无无简之易。无为之简易，有为之道经。经之易之子，观简势道固德，生华于易。易执简，易合简，非常执，非常合。道之法，经之本，源于易。德呼吁易也。”
说明了易学以简为基础，可以生出很多道的理论与经的方法论。德的优劣也是根据易的变化而定。
易学最新研究成果《童子问易》认为：大易生成原理，八卦有“八索（用男三索、女三索，干索坤，坤索干来画卦）”和“二进制衍卦”；六十四卦有“八进制重卦（分阳四宫和阴四宫画卦）”和“二进制衍卦”。
定义
朱伯昆先生在四卷本《易学哲学史》的前言中说：“《周易》是我国一部古老的典籍，其流传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被人们视为重要的典籍，以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尊奉为神圣的经典，其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周易》最初是占筮用的一部迷信的书，可是后来随着对它的解释，演变为一部讲哲理的书。从汉朝开始，由于儒家经学的确立和发展，《周易》被儒家吸收列为儒家五经之首，人们对它的研究，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即易学。”唐明邦先生也是以叙述的方式对“易学”进行定义的：“《周易》问世后，最早见于《左传》记载，在鲁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672年。近三千年来，研究《周易》者代不乏人，为阐述易理而留下的易学着作，不下三千种，形成独立发展的易学史。所谓‘易学’就是历代学者对《周易》一书所作的种种解释，这些千差万别的解释，形成了一套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理论体系”。
概述
易学分类
易理易学
团正易学
象数易学
数理易学
纳音易学
文化名词
研究《周易》的学问，探求宇宙万物变易规律的学术亦称指迷算命。有关易的早期经典有：《连山》、《归藏》、《乾坤》、《周易》等。因《连山》、《归藏》等古易已佚，故以研究《周易》为对象。《周易》是一部通过卦爻、象数、占筮的模型或形式，模拟、预测宇宙万物起源、结构、变化规律的典籍，包含较深刻的理论思想，具有很大的抽象性、灵活性与适用性，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故被成为占筮之学、天人之学、自然哲学。易学不仅研究《周易》卦爻、象数、占筮等形式，而且研究《周易》蕴藏的深刻义理及思维方式；不仅研究《周易》本身的内容，而且研究“易”在中华文化文明史上的巨大作用，研究“易”在社会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门类学科中的影响、渗透和运用。历代对《易》的解说、研究和阐发，构成“易学”。
易学源远流长。上古时人们为了了解宇宙自然，采用龟卜、占筮等方法想鬼神卜问，在因无知而求有知的过程中不断向卜筮输入有知因素，经漫长岁月的积累，《连山》、《归藏》、《周易》分别在夏、商、周三代集结成书（成书时间有另说），为易学形成奠定基础。战国时期一些系统阐释《周易》经文的文字陆续被收集起来，汇成《易传》，逐步成为一门学问，标志易学诞生，气候两千多年来，研究不绝。经历古易、汉易、魏晋易、唐易、宋易、清易、现代易等不同阶段。出现具有个人风格的易说，如严遵易、京氏易、王弼易、程颐易、朱熹易、船山易。形成不同流派，如象数学派、义理学派。历代许多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及科学家依据《周易》经传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建立自己的学派体系和学科体系，故又有儒家易、道家易、医家易、术家易之分。由此，易学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易学的范围和包含量也不断扩大，“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易者又援以为易，故易说至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从而形成一门具有东方独特思维方式、集中国几千年文明智慧于一体、以探索天道人理变易规律为目的的系统学术。
易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作用。各代、各派易学是所处历史环境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哲学思想与时代特征，是华夏文化及其理论思维的体现。
易理易学
易学源于易经之学,简称易学,它起始于占卜但高于占卜,易经中记录了很多上古的古代历史事件,因此易经本于实践。
易理：阴阳消长，互补转化。可分为：
变易：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的。简易：执简驭繁，多样性中求统一。不易：多样变化之中守常制恒的规律。
象数易学
易象：是易理的符号化，由--阴爻，—阳爻按天、地、人的关系组成干、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后来，观察到的事物越来越广泛，卦与卦的关系也需探讨，进而出现重卦，即64卦。
九宫八卦的象数理含义
乾卦
乾为天，为太阳，表现天的功能、意识及刚健的性质，还代表冰、雹、霰。
在国家为国君，为主席，为总统；在单位为一把手，主要领导人；在家庭为父亲，为大人，为老人，为长辈人；在社会为名人，公门人，宦官；在性别为男，在年龄为老头。
在场所为京都，为大城市，形胜之地，高亢之所。
在方位为西北方，为南方（先天八卦方位），为上方，为高处。
在时间为秋季，农历九、十月，戌、亥年、月、日、时，立冬至大雪45天。
在数字为一（先天八卦数）、六（后天八卦数）、四、九（五行金数）。
在动物为马、象、天鹅、狮子。
在静物为金玉、珠宝、圆物、木果、刚物、冠、镜。
在人体为头、右腿（九宫位），肺、骨骼，男性生殖器。
在颜色为白色、大赤色、玄色。
在五味为辛、辣。
坤为地，表现地的功能、潜意识及柔顺的性质。在天时又为阴云、雾气、冰霜。
在国家主皇后、第一夫人；在单位为职工、群众；在家庭为母亲、为祖母，为老母、后母、老妇人；在社会为众人，为乡人、为小人、为大腹人、为懦弱之人、吝啬之人；在性别为女；在年龄为老妇，老年女人。
在场所为田野，为大地、为乡村、为平地。
在方位主西南方，北方（先天八卦方位），下方，底层。
在时间为农历六月、七月，未、申年月日时，辰、戌、丑、未五行为土年、月、日、时，立秋至白露45天。
在数字为二（后天八卦数）、八（先天八卦数）五、十（五行土数）。
在动物为牛，为牝马、为猫、为百兽。
在静物为水泥、砖瓦、五谷、布帛、丝绵、方物、柔物，土中之物，牛肉、食品、大车、锅。
在人体为腹，右肩（九宫位），脾、胃、肌肉，女性生殖器。
在颜色为黄色、黑色。
五味中为甘味、甜味。
震卦
震为雷，表示震动、奋起的性质和状态。在天象为雷雨、雷鸣、地震、火山喷发。
在家和单位为当权的二把手；在家庭为长男；在社会为驾驶员、运动员，警察、法官、军人、飞行员、列车员、社会活动家、舞蹈演员、足球爱好者、狂人、壮士。
在场所为工厂、广播电台、乐器店、游乐场、机场、发射场、车站、舞厅、歌厅、闹市、战场、森林、草木茂盛之所。
在方位为东方，东北方（先天八卦方位）。
在时间为农历春二月，春分至谷雨45天，卯年、月、日、时。
在数字为四（先天八卦数）、三（后天八卦数）三、八（五行木数）。
在动物为龙、蛇、善鸣之马、善鸣之鸟，百虫、鲤鱼。
在静物为木、竹、苇、乐器、蔬菜、鲜花、树木、电话、飞机、汽车、火箭、鞭炮、闹钟、花草繁鲜之物。蹄、肉、山林野味。
在人体为足，为肝胆，为左胁。
在颜色为青、绿、碧色。
五味为酸。
巽卦
巽为风，表示自由活动和渗透性。天象代表刮风、台风、飓风、龙卷风等。
在家庭为长女、大女儿；在社会为科技人员、教师、僧尼、仙道之人，气功师、练功者、商人、营业员、木材经营者、手艺人、能工巧匠、额头宽的人，头发细长而直的人，优柔寡断的人，自由职业者。
在场所为邮局、管道、线路、隘路、过道、长廊、寺观、草原、竹芦苇荡、升降机、传送带。
在方向为东南方、西南（先天八卦方位）。
在时间为春夏之交，农历三、四月，辰、巳年、月、日、时，立夏芒种45天。
在数字为五（先天八卦数）、四（九宫数）、三、八（五行木数）。
在人体为股、肱、胆、气管、神经、左肩（九宫位）、练功之元气。
在动物为鸡、鸭、鹅、蝶、蜻蜓、蛇、蚯蚓、带鱼、鳗鱼、鳝鱼、斑马等。
静物为树木、木材、木制品、纤维品、丝线、绳子、麻、风扇、干燥机、飞机、气球、气垫船、帆船、蚊香、木香、兰花、草药、羽毛、枝叶、腰带、海带、下面有口的器物。
在颜色为绿色、蓝色。
五味为酸。
坎卦 坎为水，为月亮，表示艰难、险阻的状态。在天象为雨、雷、露、霜。
在家庭为中男，中年男子；在社会为江湖之人、舟人、盗贼、匪徙，为数学家、医生、律师、逃亡者、黑社会之人、诈骗犯、劳务人员、酒鬼、娼妇、自来水公司人员。
在场所为江河、糊、海、沟、渠、井、泉、下水道、洼地、酒店、冷饮店、浴室、澡堂、水族馆、地下室、暗室、自来水公司、鱼塘、饮食店、妓院。
在人体为肾脏、膀胱、泌尿系统、生殖系统、血液、内分泌系统、耳、肛门。
在动物主猪、为鼠、为狐狸、水鸟、鱼类、水中动物、美脊之马、劳苦之马、脊椎动物。
在静物为油、酒、醋、酱油、饮料、石油、药品、水车、轮子、刑具、蒺藜、丛刺、带核的果品、冷藏设备、浮萍、潜水艇。
在方位为北方，西方（先天八卦方位）。
在时间为农历十一月，子年、月、日、时，冬至大寒45天。
在数字为一（九宫数）、六（五行水数，一、六水）。
在颜色为黑色，或白色（玄空飞星颜色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
五味为咸味。
离卦
离为火，为日，表示光明、美丽的性质和状态。天象为晴天、热天、酷暑、烈日、干旱、虹霓、霞光。
在家庭为中女、中年妇女；在单位为中层干部；在社会为中间层次人物，为美人、美容师、文人、作家、艺术家、演员、名星、革命家、军人、画家、编辑、侦察员、纪检人员。
在场所为朝阳的场所、名胜古迹、圣地、教堂、华丽的街道、电影院、电视台、画院、美术馆、印刷厂、广告塔、电车站、冶炼厂、放射室。
在方位为南方，东方（先天八卦方位）。
在时间为夏天，为农历五月，为午年、月、日、时，夏至大暑45天。
在数字为三（先天八卦数）、九（九宫数）、二、七（五行火数）。
在人体为眼、头部、心脏、小肠。
在动物为野鸡、孔雀、凤凰、仙鹤、为虾、蟹、螺、贝类，为龟、“变色龙”，萤火虫。
在静物为字、画、美术品、报纸、刊物、图书、杂志、契约、文书、合同、书信、照相机、摄影机、录相机、电视机、复印机、照明用具、广告、奖状、电报、连环画、化妆品、火炉、打火机、火柴、烧烤物品、焊枪、霓虹灯。
在颜色为红色、赤色、花色、紫色（九紫）。
五味为苦味。
艮卦
艮为山，为土，表示静止和安定的状态。天象为云，为雾，为岚。
在家庭为少男，青少年；在社会为少年、儿童，为土建人员、宗教人员、官僚、贵族、继承人、警卫、守门人、矿工、狱吏、石匠、储蓄所人员。
在场所为山、山地、丘陵、高台、堤坝、休息室、坟场、阁寺、房屋、监狱、公安机关、派出所、大楼、城墙、仓库、宗庙、祠堂、矿山、采石场、银行、贮藏室。
在方位为东北方，西北（先天八卦方位）。
在时间为冬春之交，农历十二月和正月，丑、寅年、月、日、时，立春至惊蛰45天。
在数字为七（先天八卦数）、八（九宫数）、五、十（五行土数）。
在人体为鼻、背、手指、关节、左腿（九宫位）、脚趾、乳房、脾、胃、结肠。
在动物为狗、为虎、鼠、狼、熊、牛等有牙、有角的动物，还有昆虫、爬虫、家畜等有尾的动物。
在静物为岩石、山坡、土堆、坟墓、墙壁、门坎、阶梯、台阶、门板、石碑、土炕、柜台、桌子、床。
颜色为黄色、棕黄、咖啡色、或白色（八白）。
五味为甘，甜味。
兑卦
兑为泽，为雨，表示喜悦和言词。天象为潮湿天气，气压低、露水、阴雨连绵。在家庭为少女、小女孩；在社会为与嘴有关的职业，如讲师、教授、演说家、讲解员、翻译、巫师、占卜者、媒婆、传达室人员、歌唱家、音乐家、相声演员、娱乐场所人员、娼妓、牙科医生、外科医生等。
在场所为沼泽地、峡谷、洼地、湖泊、池塘、滑冰场、游乐园、会议室、音乐厅、茶座、饭店、废墟、旧屋、山口、洞穴、井。
在方位为西方，东南（先天八卦方位）。
在时间为农历八月，酉年、月、日、时，秋分到霜降45天。
在数字为二（先天八卦数）、七（九宫数）、四、九（五行金数）。
在人体为口、舌、牙齿、咽喉、肺、右胁（九宫位）、肛门等。
在动物为羊、豹、豺、猿猴、水鸟、兔子、沼泽动物、鸡鸭。
静物为石榴、胡桃、饮食用具、带口的器物、刀剑、剪刀、玩具、破损物品、垃圾箱等。
颜色为白色，或赤色（七赤）。
五味为辛、辣。
总之，在奇门遁甲中以九宫八卦涵盖了天、地、人、时间、空间万事万物。
数理易学
先天易是数学史上第一个专门定义的序数体系。
数理易学：类似于数学。莱布尼兹所发明之计算机基于易学二进位思想，莱布尼兹受中国易经八卦的影响最早提出二进制运算法则，创立了符号逻辑学的基本概念。先天易是数学史上第一个专门定义的序数体系，该序数体系在数学史上率先采用了二进位制记数法。先天易作为二进制序数体系这一事实在明清时期引起不同的反响，反对者认为它使易道沦落，大数学家汪莱则从P进制的角度论证它的优越性。该文章还对反对先天易与二进制有关的两种典型观点进行了剖析，指出其谬误所在。
从古到今，易学的主要载体易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连山》《归藏》《元包》到《帛书周易》，再到《周易》，各不相同。
团正易学
在团正易学中，易经八卦的立体结构为:
干：x=1，y=1，z=1
巽：x=1，y=1，z=0
离：x=1，y=0，z=1
兑：x=0，y=1，z=1
震：x=0，y=0，z=1
坎：x=0，y=1，z=0
艮：x=1，y=0，z=0
坤：x=0，y=0，z=0
这是周易象数学专著<乾坤谱>中，周易八卦的立体坐标.乾坤谱解释了周易中的数学原理，证明了周易中蕴涵了一定的科学性．
莱布尼兹说
其实，莱布尼兹本人对二进制的研究到底到了什么程度，诸公很少论及。英国哲学史学会秘书、莱布尼兹学会负责人麦唐纳·罗斯教授的教科书《莱布尼兹》第二章《数学》的第二节《二进位制算法》中在充分介绍和高度评价二进制本身的伟大意义之后指出，二进制对莱布尼兹来说“除了一个非常模糊的草稿而外”，更重要的意义是“神而上的”，而且与他的发明计算器算法毫无关系。这个“非常模糊的草稿”本身罗斯并没有太大兴趣，于是他用不少笔墨引用莱布尼兹的“神而上”文献。现摘如下：?
或许只有一个东西能够独立地被设想，那就是神本身——还有无，或者说不存在。这可以通过一个极好的类比弄清楚，……[他概略地论述了二进制记数法，并继续说：]我这里不打算论述这种体系的巨大用处；只要指出所有的数通过一和无的方式加以表达是何等的美妙就足够了。然而，尽管事物隐秘的秩序使一切事物都产生于纯存在和无这点成为自明的，而人们并无希望在此生中就能达到这种秩序，但是对观念的分析来说，进行证明真理所必须的程度也就足够了。
罗斯接着写道：
莱布尼兹对这个思想感到很骄傲，以致他打算用一个刻有铭文的纪念章来纪念它。铭文是：“G.W.莱布尼兹所发现的创造物的典型。”以及“为了从无中派生出一切来，一就够了。”
罗斯在总结性评价中说，“仅就与莱布尼兹有关而言，这一发现最重大的意义是形而上学方面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神而上的，因为它说明了整个宇宙如何可以看成是由数所构成的。”对邵雍数学学派比较熟悉的专家不难发现，上述观点似曾相识，两者有没有内在联系，还须请熟悉中西比较的专家从更大视角加以研究。?
《童子问易》说：当李申、孙小礼等先生还持“欧洲中心论者”艾顿、艾田蒲等陈词滥调吐槽易学对西方二进制影响的深度、广度时，曾于1994年主持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奠基人、诺奖获得者普利高津与中国易学研究会会长刘大钧教授高峰学术会议并取得丰硕成果的青年学者胡阳、李长铎，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穷追不舍的探索精神，踏遍欧洲各大图书馆，终于找到了新证据：莱布尼茨在1716年临终惭悔——《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中“诚实地说出了他关于二进制文章是受中国太极八卦图启发”的事实。
在新鲁汶图书馆还找到了国人常引书名但都没见过的G·Spizrl的《中国文学评注》原著。这本书详细介绍了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之间的渊源关系（详见胡阳、李长铎著《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p81页和119页）。
莱布尼茨在评价中西“礼仪之争”时还深刻指出：“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敬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这种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3000年以来建立的，并且富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只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首先和我们普通的经院哲学概念不相符合，这真是狂妄至极！”
纳音易学
纳音易学基于六十花甲纳音与易理易学和象数易学的结合而产生的纳音易学，对实用易学、中医运气学有一定贡献。
易学家
研究易学思想、易学史、易学哲学、易学文化的著名学者的统称。
人名
易学，男，汉族，1956年生于重庆市巫山县，教授，硕导。1979年毕业于成都体育学院体操专业，西南大学体育学院从事体操专业、体育游戏、公共体育教学。曾在全国公开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学术论文15篇，公开出版教学参考书6部，并多次获得全国、省市优秀学术论文奖。重点研究体育优化教学、民族传统体育等。现为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会员，西南大学体育学院运动系副主任。
历史
传统易学
如果从春秋时期算起，至今也已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易学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概念体系、研究方法和易学史学观。 《周易》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一部筮占之书，约成书于西周时期。起初编纂此书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占算时检索吉凶的结果。但由于该书的卦爻结构形式十分特殊，卦爻辞的内容也比较抽象，为占者解释占断结果留下了很多的可能性空间。所以，在其流传过程中，人们对它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人依附于它的卦爻形式发挥哲学思想。战国、秦汉之际，一些儒家学者系统整理了一批解说《周易》的作品，并把它们编纂成书，这就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易传》。到了“独尊儒术”的汉代，由于《周易》相传曾经有过“人更三圣，事历三古”的历史，因此被奉为儒家经典，成为经学家们研治的一项专门学问，这就是易学。自此以后，《周易》经、传、学始终稳居中国封建时代学术的核心地位，成为人们观察宇宙人生，锻炼思维能力，建构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对于形成中国文化的特色，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
上古时期易学
1、渔猎时代，开始形成易卦符号系统，产生盖天说天文由此萌芽。2、农耕社会，形成易卦文字
3、新石器晚期，松泽文化遗址发现数字卦
4、6400年前，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天园地方墓坑、北斗、圭表等物
5、5000年前，红山文化遗址发现天园地方祭坛
6、3200年前，古代希腊遗留的陶盆河图
7、3000年前，三代时期青铜喷水震壶
8、商末，文王演周易
9、西周，张家坡出土盘铭有数字卦
10、西周《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流行于世
11、西周《周礼春官》有连山、归藏、周易三易记载
12、春秋，孔子学易于商瞿，作易之大传
13、战国，《黄帝内经》流行于世界，并记载黄帝之易为归藏之易
14、《甘石星经》传世中古时期易学自经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之后，由他编著了六经，赞述《周易》以来，关于《周易》易学的传承，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以及范晔的《后汉书》中，都记载有孔子以下的易学传承的系统。但自诏、宋以后所读的《周易》，关于《十翼》的排列程序，事实上，大多都是根据汉末王弼的排列的。他把干、坤两卦的文言，拿来放在本卦下面。同时把《系列》的中间次序，有些地方也照他自己的意思来颠倒安排。 自孔子至战国末期的易学：孔子授商瞿。商瞿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臂子弓(其人是荀卿之子)。子弓授燕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此其一。又，孔子殁，子夏也讲易学于河西。但受到孔门同学们的驳斥，认为他对于易学的修养不够，所以子夏以后的传承，并夫太准确的资料。唯所世留传有《子夏易传》一书，真伪难辩，但确具有古代“易学”思想上的价
易学
值。此其二。西汉的易学：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梁)丁宽、(齐)服生，四人皆著《易传》数篇，但后世已散佚。其次，自（东武）王同子中一系，再传杨何，字元敬。无敬传京房。房传梁丘贺。贺传子临。临传王骏、丁宽一系，又再传田王孙，王孙传施，传张禹，禹传彭宣。以上都是著名专长易学学者的传承。
至于阴阳、纳甲、卦气等易学，自田何到丁宽之后，又另有一系。主阴阳、卦气之说的，由王孙孟喜。喜再传焦赣，字延寿。著有《易林》一书，迥然打破《周易》的蹊径。
又另一京房，承传焦延寿的易学，著有《京房易传》一书，开启象数易学的阴阳“纳甲”之门。
东汉与后汉的易学：西汉的易学，到了东汉时期，其间的传承似乎已经散失不备。因此象数之学与易理的分途，也便由此而形成了。后汉的易学，传承的系统更不分明。此时的著名易学大家，便有马融、郑玄、荀爽、刘表、虞翻、陆绩以及魏末的王弼等人。其中以荀爽的易学，曾经有后人采集当时的九家易学合成一编的论友谊赛，故在后世研究易学中，经常有提到“九家易”或“荀九家”的名词，就是对此而言。郑玄的易学，开始是学京房的象数。后来才舍离京学，专学费直之说，以孔子《易传》来解说易学。汉末的易学，大概都跟着荀爽、虞翻的脚跟而转。
由秦、汉以后直到现在，大致综合易学发展的系统，列为两派六宗。
所谓两派：（一）即是以象数为主的汉易，经唐、宋以后，其间贯通今古的大家，应当以宋代邵康节的易学为其翘楚。又别称为道家易学系统的，这便是道家易学的一派。（二）宋儒崛起，间接受到王辅嗣等《易》注的影响，专主以儒理来说《易》的，这便是儒家易学的一派。
所谓六宗：(一)占卜。(二)灾祥。(三)谶纬。(四)老庄。(五)儒理。(六)史事。“占卜”、“灾祥”、“谶纬”等三宗易学，其实都是不脱象数的范围。 以“老庄”来说《易》的，开始于魏以后的道教，套用东汉魏伯阳著《参同契》的观念，彼此挹注，杂相运用《易》与“老庄”的道理。“儒理”说《易》，大盛于南北宋时期，如司马光的《潜虚》，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程颐的《易传》，以至于朱熹的《易本义》等，大抵都属于这一范围。
明末清初，佛教中的大师，如益和沿所著的《周易禅解》、道盛和尚的《金刚大易衍义》等，都从唐末曹洞宗的爻象思想所开发，虽别有会心之处，但不能列入易学的正宗。但上述四宗所涉及的易学，都以象数为主，比较偏向于固有的科学性质。事实上，《易经》学术思想的根源，如果离开象数，只是偏重儒理，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未免是很大的损失。古人所谓“象外无词”，也便是这个意思。如果潜心研究象数的易学，配合科学思想的方法，相信必有更新的发现。
焦延寿的《易林》，京房的《易传》，南宋以后邵康节的《皇极经世》，以及假托邵康节所著的《河洛理数》，明代术数家们所著的《太乙数统宗》等易书，虽然对于易数易学别有心得，完全不采用《周易》的原意，大胆地创造卦爻辞例，但仍困于灾祥休咎的观念，用作人事吉凶的判断，并未扩充到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串通万物之情的境界。清代的儒者，研究易学的风气颇盛，如王船山、惠栋、江永、焦循等，都有专著，唯仍多依违于汉，宋儒易的范围，为清代的经学生色不少，如近人杭辛斋、尚秉和颇得数的效用，亦自成家。
当代研究
20世纪初，易学转轨之前奏（1900－1919）
20世纪开初20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镇的易学，亦随之发生新旧交替，进入易学研究转轨的前奏期。清末易学名流俞樾于1906年逝世，他所著的《易贯》、《艮宦易说》、《邵易补原》、《易旁通变化论》、《周易互体征》、《卦气值日考》等九种著作，很快就被人们置诸脑后，传统经学，曾经辉煌百代，而今己成为过眼云烟。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对《易经》的评论，代表清代学者对易学的权威定论，很快就被疑古派推翻，而代之以崭新的易学观。唐海宗《医易通说》（1910）继承发展明代医学家张介宾的医易思想，开拓易学研究新领域，在医易会通研究中，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们对易学认识不清，常把易学和封建迷信、卜筮算卦等同起来，甚至视为禁区，很少有人深入研究。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易学研究逐渐兴起。1984年全国第一次周易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促进了易学研究的发展。之后，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为易学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0年8月，中国第一个易学研究会——安阳周易研究会成立，标志中国易学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易学研究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并影响和震撼了世界。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易学已经被许多有识之士所认同，研究易学更是不乏其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80后90后，甚至国外的一些中国文化爱好者，均对易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据2012年文化部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发起和编撰的《中国传统文化名家大典--易学卷》收录，当代知名易学学者、爱好者就有二百二十七位，也系统地展示了当代易学研究成果，介绍了中国当代易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象邵伟华，唐明邦，廖墨香，李书有，张志春，曾仕强等老一辈学者，同时也收录了象梁惟朝，裴翁，谢金龙，毛杰，周汉辉、侯典民等一大批青年学者，是当代易学研究领域具有权威性的人物辞书，更是易学研究的时代鉴证。
这一时期突出的易学家，无疑首推杭辛斋。他在狱中得名家指点，对《周易》有特殊领悟。他先后撰写了《学易笔谈》初集、二集，《读易条识》、《易楔》、《易数偶得》等七种著作，融会象数、义理，开拓新的象数易学理论，成为科学易的先驱者。他广泛引用当时中国人所理解的西方近代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知识，论述传统易学中的卦气、纳甲、爻辰、先、后天八卦，河图、洛书等，力图贯通古今哲学、科学、乃至宗教思想。杭辛斋易学思想充分体现了易学研究转轨过程中的博杂现象，既反映了中西文化的浅层会通，亦反映古代文化的蜕变过程。
清末民初，展现清代易学余绪者尚有刘师培、马其昶、廖平等。他们的易学思想，在文化巨变中大都缺乏新意而为时代呼声所湮没。20世纪最初20年，易学同其他经学一样，面临历史批判的命运。
“五四”新文化运动，易学转轨之初步（1919－1949）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严峻挑战，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新文化，迅速普及。易学研究转轨，体现在四个方面。
人文易学脱颖而出。易学家们受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抛弃封建时代“以传解经”的经学注疏传统，开始用西方近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令人耳目一新。当时的易学哲学大体分两支。
用近代西方哲学观点研究《周易》的，首推冯友兰及其《中国哲学史》（1930-1933），他以实证主义方法分析《周易》哲学，把易学哲学引进高等学府课堂，《周易》哲学令人刮目相看。朱谦之《周易哲学》（1923），用周易阴阳学说，论述宇宙生命的运动变化独具一格。吴康《周易大纲》（1938）、贾丰臻《易之哲学》（1941），都用《周易》原理及象数，论述宇宙运动的永恒性。揭示《周易》卦爻辞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坚持西方学术观点，看重《周易》蕴涵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论。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五四”以后成为新方向，实为以科学方法研《易》的拓荒期。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1927）、《周易之制作时代》（写于1935年），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周易》的开山之作，在学术界颇具影响。他最先揭示《周易》卦爻辞所反映的中国奴隶社会中渔猎、牧畜、商旅、耕种、工艺等方面的社会生活。苏渊雷《周易会通》（1934）、金景芳《易通》（1941）亦相继以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分析《周易》哲学思想。宣扬民主精神与社会革新思想。由于他们的努力，《周易》理论研究同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相适应。 以史证易，开拓易学研究新视野。是《周易》研究的又一新方向。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1926）、《论周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1930）以考古学方法研究《周易》，论证《周易》的作者及其产生的时代，将千百年来的经学研究方法远远抛在后面；胡朴安《周易古史观》（1942）、徐世大《周易阐微》（1947），力图从《周易》卦交辞中捕捉史影，以史事证明《周易》卦爻辞的文化内涵，思路开阔，但不乏牵附之处。
易学训诂，别开生面。《周易》一书，文字大奥，向来难读。于省吾、闻一多、高亨等，力图结合甲骨文、金文、古文字学知识，对《周易》卦爻辞所涉及的名物、民俗作考释，还《周易》以本人而目。于省吾《周易新证》（1937）、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1941）、高亨《周易古经通说》《1943）、对《周易》的名称，性质；生产时代，卦爻辞所反映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古代风俗习惯，—一根据古文字、古文献作了考证、注释。他们既不重象数，亦不专谈义理，只在训诂释名、钧沉史事上下功夫，为后学者铺平前进道路。
科学易破块启蒙。乃20世纪易学的新发展。受国外莱布尼兹、玻尔等著名科学家对《周易》象数青睐的影响，中国少近代科学家，独开新风，用近代自然科学成果阐述易学思想，亦以易学象数解释近代科学的某些原理，从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易著作，为易学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领域。沈仲涛《易卦与代数之定律》）（1924）、《易卦与科学》（1934），成为科学易的拓荒之作。他认为《周易》的每一卦，如同代数几何中的公式，在物理学、天文学中都有妙用。他的著作以英文发表，国内影响不大。造成较大影响的是薜学潜《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1937）、《超相对论》（为前书之普及本，1964年在台湾重版时改名《易经数理科学新解》）。此书将易学原理归结为易卦方阵演变定律。认为爱因斯坦相对论，狄拉克方阵算学，以及物质波、量子力学诸定律，都可同易方阵定律契合，此书一出，在易学界和科学界产生极大反响。他主张：“吾愿今之学者治《易》求诸物理，而治物理者求诸八卦。”治科学易者蔚然成风，盖由此时开端。
二十世纪中叶，易学沉寂三十年（1949－1979）1949年后，对传统思想文化实行批判继承。直到60年代初，才在学术界掀起关于《周易》的一次学术讨论。北京大学哲学系冯友兰教授。率先发表易学论文，《易传的哲学思想》（1960）、《易经的哲学思想》（1961）。接着任继愈、李镜池、李景春、高亨、繁星等纷纷响应，掀起了关于《周易》成书的年代。《周易》的性质，《周易》的哲学思想等学术讨论。1961年李景春发表了《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接着发表续篇（1963），高亨亦发表《周易杂论》（1962）、新版《周易古经今注》（1962）。自1963年起。易学讨论转向《周易》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个别人物借口反对将《周易》思想现代化，着意把学术讨论引向政治思想批判，传布极左思潮，使这场易学讨论迅速陷于夭折，留下极坏的思想影响。本来在易学讨论中，学者们正准备整理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如尚秉和《周易尚氏学》1963年编成，李锐地《周易探源》，亦于1963年编定，都未来得及出版，就被压下，直到80年代才得以问世。1975年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出版，可谓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由于学术界极左思潮作祟，学者们坚持“潜龙勿用”原则，易学研究实际上形成三十年沉寂的局面。个别学者仍在辛勤耕耘，熊十力的《乾坤衍》，是在1961年问世的，但在学术界并未造成影响。这一时期值得重视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的出土。不过关于《帛书周易》的校释及研究成果，直到12年后才公之于世，当时并未形成研究热潮。
20世纪晚期，易学空前兴盛（1979-1999）
20世纪80年代，易学研究出乎意料地迎来了空前兴盛的局面。1984年在武汉召开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1987年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同时掀起了“周易热”。易学队伍不断扩大，周易学会和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迅速建立，易学著作、易学刊物纷纷出版，学术研讨会年年举办，甚至一年多次举行，易学研究不断开拓新领域。易学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周易》今译今注，百花齐放。
近十余年来，《周易》今译、今注，不断翻新。李镜池《周易通义》（1981）、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1984）、高亨《周易古经今注》（1984年重版）是第一批注译著作，为易学研究提供了急需读物。1987年，同时有两部新注本出版：宋祚胤《周易注释与考辨》、沙少海《易卦浅释》。此后，随着“周易热”的发展，陆续有新注译本问世，黄寿棋、张善文的《周易译注》（1989）、金景芳、吕绍纲的《周易全解》（1989）、周振甫的《周易译注》（1991）、刘正、杨冰的《周易通说》（1991）、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1996）。这批注译本，其注释的深度和精度都大有进步，反映了《周易》研究的新水平。刘大钧、林忠军的《周易古经白话解》（1989）、高占全的《周易与风水》、《周易传文白话解》（1993），徐于宏《周易全译》（1991）、邓球柏《白话易经》（1993），陈德达、杨树帆的《周易入门》（1999），为广大易学爱好者提供了入门读本。对易学普及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新涌现了各种《周易》经传注译本，有的长于文字考订，有的长于训诂诠释，有的长于理论评析，创立了《周易》注释的新体例，对《周易》的思想文化内涵，作出多学科、多角度的诠释。
二、人文易空前繁荣。 《周易》的哲学思想，自“五四”以来，就深受重视。冯友兰在致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的《代祝辞》中，称周易哲学为富有辩证思维的“字宙代数学”。“周易热”中首先突出的是《周易》哲学思想。张立文《周易思想研究》（1980）、吕绍纲《周易阅微》（1991），张祥平《易与人类思维》（1992），罗炽主编的《易文化传统与民族思维方式》（1994）、张吉良《周易哲学和古代社会思想》（1996）、唐明邦《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1999），都着力于剖析《周易》哲学，特别看重其以象数思维为特征的民族思维方式。李廉《周易的思维与逻辑》（1994）着力探讨《周易》理论体系的逻辑问题。人们不再满足于对《周易》哲学作唯心或唯物的性质判定，而深入探讨《周易》所启示的民族思维方法及其特色，探讨其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和逻辑思维的固有特征。《周易》美学思想受到重视，刘纲纪《周易美学》（1992）、王振复《周易的美学智慧》（1997），刘纲纪、范明华《易学与美学》（1997），对《周易》美学思想的掘发，填补了易学中的空白。
关于《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学者们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多侧面的审视和分析。刘大钧《周易概论》（1986），宋柞胤《周易新论》（1982），王振复《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1990），吴玄《易经半月通》（1991），胡道静、戚文主编《周易十日谈》（1992），郭树森、张吉良主编《大道之源——周易与中国文化》（1993），罗炽主编《中华易文化传统导论》（1995），翟廷晋《周易与华夏文明》（1998），周山《周易文化论》（1994），熊逸《周易江湖》（2006），芦哲峰《周易本易》（2017），从不同角度阐述《周易》的文化内涵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贡献。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1995），发掘了周易卦爻辞中蕴涵的古代诗歌。程振清、何成正《太极思维与现代管理》（1993），周豹荣《周易与现代经济科学》（1989），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管理科学）（1991），余敦康主编《易学与管理》（1997），对《周易》的经世思想、管理思想作了全面阐述，突显了《周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
《周易》和易学研究对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价值，成为新时期易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安阳、庐山、西安等地多次学术研讨会上，对此进行了深入深讨。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1991）、《大易集要》（1994），《大易集述》（1998），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化》第一辑（1992）、第二辑（1993），《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1994），朱伯主编《易学基础教程》（1993）唐明邦主编《周易纵横录》（1986），郑万耕、赵建功《周易与现代文化》（1999），张吉良《周易通演》（1999），王炎升《周易经世学新论》（1999），都论述了《周易》和历代易学思想，对新时期人们营建进步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着古为今用的启迪作用，对提高民族文化思想素质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姜国柱《周易与兵法》（1997），为易学与现代化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尤其是北师大易学文化研究中心对于易学的传播与弘扬起到了巨大作用，令人瞩目。
1973年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出土，1984年在《文物》上公开发表六十四卦经文，同时发表张政*《帛书六十四卦跋》和于豪亮《帛书周易》（1984），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帛书周易》研究，成为热潮。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1987）、张立文《帛书周易注释》（1992），韩仲民《帛易略说》（1997），是第一批学术研究成果。事隔10年之后，帛书周易传文开始发表，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1993）、第六辑（1995），朱伯昆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1995），公开发表《帛书易传释文》，共有《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六篇。从此，张岱年、饶宗颐、严灵峰、朱伯*、张政*、李学勤、余敦康、张立文、陈鼓应、廖名春、张涛等纷纷发表论文，掀起《帛书周易》研究新高潮。邵国轩《邵氏易数》（1998）对《梅花易数》的内容、结构、成书年代、卦序特点、学术渊源等问题都作了论述。1994年发现了楚竹书《周易》，经整理，200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相关校注，参看丁四新著《楚竹简与汉帛书〈周易〉校注》等书。
20世纪80年代。1980年《考古学报》上发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1984年为武汉召开的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提供论文《易辨—一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首次提出“数字卦”问题，主张八卦符号沿于上古占篮记录的数字符号。徐锡台、韩仲民等办发表论文阐述此观点。为八卦起源问题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
三、科学易巽军突起
《周易》同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系，不少当代科学家作了深入探讨，力图从易学思维中找到现代科学方法的微妙启示。董光壁《易图的数学结构》（1987）、李树菁主编《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1990）、丘亮辉主编《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1993）、徐道一《周易科学观》（1992）、顾明《周易象数图说）（1994），焦蔚芳《周易宇宙代数学》（1995）、董光壁《易学与科技》（1997）、韩增禄《易学与建筑》（1997）、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1989）、商桂的《易索》（1998）、邵国轩的《邵氏易数》（1998）、何世强《易学与数学》（1999），罗翊重《易经象数学概论》（1999）等著作。剖析了《周易》及其象数模式同现代数学、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天文、地震等方面的关系，着重论述了《周易》的太极思维，阴阳观念。对称法则，互补原理等对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启迪作用，显示了《周易》这一“宇宙代数学”的科学价值。与此同时，江国梁《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1990），邬恩溥《周易——中国古代的世界图式》（1988），黄寿棋、张善文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集（1990），刘振修《周易与中国古代数学》（1993）等著作，着重论述了《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积极影响。
《周易》同中国传统医学、养生学关系尤为密切。召开过多次关于周易与中医学学术研讨会。邹学嘉、邹成永《中国医易学》（1987）、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刘杰、袁峻《中国八卦医学》（1995）、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刘长林《易学与养生》（1997）等著作，对医易会通思想、易学与养生法则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周易》与中国传统风水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多次举办关于周易与风水文化学术研讨会，邵国轩《时尚健康人居堪舆法》（1999）、《邵氏易数》（1998）、《传统风水与现代建筑》等著作，对易学思想与现代建筑风水规划做了全面的论述。
科学易的巽军突起，支持者、参与者大有人在，持批评态度者亦不乏其人。董光壁《易学科学史纲》（1993）对科学易与易科学作了正确介定，论述了易学与中国科学的三次高峰，分析了易科学的困境，提出了易学的科学再造等新思路。
四、象数易复苏、易学史开卷。
80年代以前，象数易一直处于冷落局面。除尚秉和对易象有专门研究外，不少易学家表明他们的研究不及象数。义理易得到弘扬，象数易无人问津。80年代以后，情况逐步改观，研究周易象数者，除一些科学家外，已有学者专门从事。钱世明《易象通说》（1989）、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集（1994）、第二集（1996）、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一集（1996）等，对象数易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探讨，象数易同科学易的关系作了分析与展望。易图亦随之受到特别重视。欧阳红《易图新辨》（1996）、李申《易学与易图》（1997）对易国作了深入研究，正确评述易图在易学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
在人文易、科学易、象数易大为兴盛的学术氛围里，易学史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可喜成就。朱伯*《易学哲学史》一至四卷（1986－1989），对易学哲学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剖析，为易学史研究开辟道路，作出典范。廖名春等编著的《周易研究史》（1991），郑万耕《易学源流》（1997），亦对易学发展历程作了简明论述。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991）、王兴业《三坟易探微》（1998），对易学前史的评析，予人以深刻启迪。
易学史上著名人物的研究，亦已初步开展。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1987）、梁绍辉《周敦颐评传》（1994）、卢央《京房评传》（1998）、邵国轩《邵雍评传》（1998）、《邵雍全书注释》（1999），是对古代著名易学家进行个案研究的第一批成果，为今后易学名家个案研究，开辟了广阔领域，积累了初步经验。
五、《周易》辞书蔚为大观。[1]
中国易学史上，80年代以前，没有一部《周易》辞典。随着“周易热”的高涨，《周易》爱好者日益增多，人们普遍要求编撰可靠的《周易》辞典，以应初学及研究之急需。多种《周易》辞书应运而生。几部辞典几乎同时问世。萧元主编《周易大辞典》、吕绍纲主编《周易辞典》、张其成主编《易学大辞典》、张善文编《周易辞典》，均于1992年出版。任华主编、卢叔度审定《周易大辞典》（1993）、朱伯主编《易学知识通览》（1993）、张其成主编《易经应用大百科》（1994），为易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易学知识，填补了辞书和易学史上的一大空白。新世纪初河北承德袁东峰老师对易学更是大力探索，用数学、哲学、国学等综合自行研究，著述了《袁东峰讲国学易学》等书籍，其中大部分将传统文化和易学相互地结合了起来。
西方研究
种种迹象表明，近代之前“《易》学”及与《易经》的思想阐释和实际应用而形成的各类学术和实用知识，就已经传入西方世界，但这种传播基本属于文化影响史的范畴。外来的文化影响，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当然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不过还不能看作是严格的学术交流。西方人直到16世纪以后才对《易经》展开直接而系统的研究，最初的一批研究者就是来华传教的欧洲耶稣会士。这一研究始于对《易经》原典和中国当时某些具有权威性的注释本的深入的研读，结果就形成一批由耶稣会士直接用汉文字写作的《易》著。这确实是中西文化史上一种令人惊异的现象。与此同时，为了使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中国思想及其古老的传统，一些耶稣会士开始翻译《易经》，法国耶稣会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易经》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易经》西语译本，已佚失。随后耶稣会士中宋君荣、雷孝思、顾赛芬都曾从事《易经》的翻译，而以雷孝思的拉丁文译本影响最大。将这一经典完整地介绍给西方世界，从此开始了《易经》传入西方和西方《易经》研究的近代时期。 16至19世纪期间，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留下的易学著述，其数量相当可观。除了拉丁文翻译和研究著作，17世纪耶稣会士还留下了一批直接用汉语写的《易》著，这批著作基本完好地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和巴黎图书馆。他们在许多宗教、哲学和科学著作中，也不时对《易》及与易学相关的问题作出阐述。
传教士白晋于1698年自法国返回中国，此后半生皆致力于对中国典籍中的象征作深入的探讨。白晋在其一系列著作诸如《古今敬天鉴》(De Cultu Celesti Sinarum Veterumet Modernorum)、《易经大意》(Idea Generalis Doctrinaelibri YeKin)和一系列通信中表述了他的形象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方面：
白晋认为《易经》及中国古史以“先知预言”方式表达了基督教教义。他在1700年11月8日致莱布尼茨的信中不无得意地宣称：“今年我曾经应用同样的方法继续对中国古籍进行研究，幸而有些新的发现。……几乎完整的一套圣教体系，即在其中……。极大的神秘，如圣子的降生，救世主的身世与受死，以及他宣教的圣工（对世人）所起的重大作用，这类似预言性的表现，在珍贵的古代中国哲学巨著中，亦隐约有迹可寻。当你看到这无非是联篇累牍的虚无与象征的词语，或者真理新定律的谶语时，你的惊奇程度当不在我下。”
白晋试图通过揭示“数学中的神秘”的方式来证明《易经》为以色列祖先所遗留下来的圣典。他说：“《易经》数字的神秘，似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埃及犹太哲学中的神秘数学相呼应，此秘密是由第一个祖先给其后代的，虽然后来消失了，但必然是来自造物主之神秘启示。”由此他得出结论“在八卦中可以看出创世及三位一体之奥秘”。
傅圣泽作为白晋的合作者，对形象理论亦加以发挥。他于1711年来到北京，协助白晋编写《易经稿》等易著。傅圣泽未到北京之前，就已加入形象学派。傅圣泽通过《易经》等典籍来了解中国古史。他认为，在中国文字中亦含有很多的象征意义，其来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及其基本的基督教义。他将《周易》之“周”解释为宇宙，可衍申为洪水后保存于诺厄方舟中最早世界记录及普世教训的宝库；而将“儒”解释为“人”、“需”两字合成，需原意为期待；又解释《易》之需卦，谓需乃从天而降之云彩，此乃符合《圣经》所载神乘着云彩从天降下；孔丘之“丘”字则被解释为“亚当厄娃的象征”。厄娃，今译夏娃。
刘应，字声闻。他于1687年同白晋一起抵华。先后在北京、南京、广州、陕西等地传教。刘应精通汉语，涉猎了许多中国古籍，对《易经》作了深入的研究。他与康熙太子相善，据说有一次皇太子翻开《书经》的一章，刘应即取读之，并解释其义，毫不费力。太子奇甚，连声说“大懂”，并赠给题上赞语的绢本《书经》。刘应是最早对《易经》进行注释的耶稣会士之一，他对《易经》所作的注释被附在宋君荣《书经译本》之后，并被辑入《东方圣经》（livres Sacresde I’orient）。在对《易经》的理解上，刘应在许多地方与白晋的观点相异。由于在“礼仪”问题上，他与同会其他教士意见相反，支持了教皇的主张，他的著作也由此而得到罗马教廷的赏识。刘应对卦作了不同于白晋的解释，认为卦象符号是伏羲创造的，过去许多书之所以对卦的符号作不同解释，是因为时代和作者不同。
16世纪后期到18世纪末二百余年间，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留下的《易》著及与易学相关的著作，其数量相当可观，并就与易学相关的宗教、哲学和科学问题展开阐述。从易学史的观点看，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的易说，无疑是中国本土易学演进的一个相当独特的组成部分，构成该时期多元化易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