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良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杨玉良
基本信息
| 中文名称 | 杨玉良 | 职业 | 科学家、教育家 |
|---|---|---|---|
| 国籍 | 中国 | 毕业院校 | 复旦大学 |
| 出生地 | 浙江海盐 | 民族 | 汉族 |
| 出生日期 | 1952年11月 | 代表作品 | 《高分子科学中的Monte Carlo方法》 |
| 主要成就 |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 学术地位 | 2009年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 |
杨玉良，1952年11月生于浙江省海盐县，中共党员，国际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中国高分子化学领域的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毕业于复旦大学，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国家重大基础研究“攀登计划”高分子凝聚态物理基本问题专家组首席专家等职务，曾获得国家“863”计划首席专家、国家“973”计划首席专家、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称号、奖项。1999年，杨玉良成为第一批“长江学者”；2003年，他当选中科院院士；2009年，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2009年11月16日，他参与接待美国总统欧巴马来华访问。2014年10月23日，他因年龄原因卸任复旦大学校长职务，由中山大学校长许宁生接任。
工作经历
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并留校工作。
1984年，在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获博士学位，并荣获中国化学会首届青年化学奖。
1986年，留学联邦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成为国际著名学者Spiess教授核磁共振技术研究的博士后。
1988年，回到复旦大学工作。
1993年，晋升教授。
1993年，历任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分子科学系首任系主任、聚合物分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市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中心主任。
1999年，成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第一批特聘教授。
1999年，任复旦大学副校长。
2003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连续两次任国家“973”计划首席专家，
2006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
2008年，又被聘为国家“863”计划首席专家。
2009年1月14日下午4点30分，复旦大学举行新任校长宣布大会，中组部副部长李建华、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周济等领导出席了会议。受中央领导委派，李建华副部长宣布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杨玉良同志任复旦大学校长。
主要研究
主要从事高分子物理方面的研究，将各项复杂的拓扑、共聚物结构高分子链构象统计与粘弹性的分子理论结合，建立了高分子链的静态和动态行为的图形理论；采用射频脉冲与转子同步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提出研究高分子固体结构、取向和分子运动的相关性的三项新的实验方法，获得了高分子固体材料内部的链结构、凝聚态结构及动力学的信息及其相关性。发展了模拟聚合反应产物的分子量分布及其动力学的Monte Carlo方法，发明了合成可逆超支化与可逆交联的高分子材料的方法等。
杨玉良院士是我国第一代高分子学博士，在高分子化学和物理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果。主要体现在：研究具有复杂拓扑链结构的高分子链构象统计与粘弹性；建立了研究高分子固体结构、取向和分子间运动相关性的三项新的磁共振实验方法；运用自洽场及相分离动力学理论研究了复杂链拓扑结构的嵌段高分子、液晶及囊泡等软物质的斑图生成及其临界动力学领域的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发展了高分子薄膜拉伸流动的稳定性理论，并由此指导和解决了双轴拉伸聚丙烯(BOPP)薄膜生产中长期困扰产量和质量的破膜问题，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创立了模拟聚合反应产物的分子量分布及其动力学的Monte Carlo方法，收集在专著《高分子科学中的Monte Carlo方法》中，深受国内、外学术界欢迎，对我国高分子物理理论研究的开拓和布局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迄今已发表科研论文200余篇，论文被他人引用1150余篇次，申请多项国际国内发明专利，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国家和省部级奖励10余项和“求是杰出科学家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多种荣誉。他培养的博士生中有三位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研究成果
高分子链的图形理论
推广并建立“高分子链的静态和动态行为的图形理论”, 将各种复杂的拓扑和共聚结构高分子链的构象统计和粘弹性的分子理论归结为对其拓扑图形的简单图形操作，并可获得具有复杂拓扑结构的均聚和共聚高分子的重要物理行为，如，应力松弛模量、储能模量、损耗模量、回转半径及其分布等。同时，图形理论还使得对不同拓扑结构的高分子链的粘弹性和构象统计理论处理具有统一、完美的形式。采用图操作方法还获得了许多前人所未能获得的新结果。这项研究历时16年，曾于1985年或中国化学会首届“青年化学家奖”。
转子同步NMR新方法
研究高分子固体的结构、序度和分子运动相关性的转子同步NMR新方法
采用射频脉冲与转子同步技术相结合的方法，获得了研究高分子固体的结构，取向和分子运动的相关性的三项新的实验方法（EISS、2D-EISS 和 3D CORD）。这个独一无二的方法可一举获得关于高分子固体材料内部的链结构、凝聚态结构及动力学的信息，以及其间的相关性，为从微观角度研究高分子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的相关性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手段。迄今，尚无其它的实验方法可取代。这些工作均以杨玉良为第一作者在《J. Chem. Phys.》、《Macromolecules》和《Chem. Phys. Lett.》上发表，并获得广泛引用。在93和94年由Academic Press与CambridgeUniv. Press出版的两本有关高分子固体NMR的权威性专著：V. J. McBrierty, L. J. Packer,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in SolidPolymers, Cambridge Univ. Press, Cambridge, （1993）和 K. Schmidt-Rohr, Multidimensional Solid-State NMR and Polymers, Academic Press, NY, （1994）对这些新技术均以专门的章节进行全面介绍。
液晶的分子场理论和PDLC材料
结合高分子包埋液晶（Polymer Dispersed Liquid Crystal, PDLC）材料的开发开展了 关于表面校列、液滴指向矢构型、Frederiksz转变等液晶小体系物理行为的分子场理论研究。建立了高分子/液晶复合体系的统计力学理论。进而，又发展了高分子/液晶相界面、相分离动力学的统计热力学理论和外场存在下的高分子/液晶的相平衡统计力学理论。并成功开发了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PDLC材料。这些研究工作分别发表在《Macromolecules》、《Phys. Rev. E》、《Polym. J.》等刊物上发表，并曾两次应邀在国际学术会议[IUPAC PLC（1994.9北京）和Prog. in Polym. Chem. Phys.（1994.5德国Mainz）]上作大会特邀报告并作为一次国际会议[PPS-12（Sorrento，Italy）]分会场的Co-Chairman。也曾获国家教委“霍英东研究二等奖”，“光华三等奖”，上海市“自然科学牡丹奖（视同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1998年度“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项。
提高活性自由基聚合反应的速率
活性自由基聚合工业化的最重要的障碍是其极慢的聚合速率。杨玉良教授发展了模拟聚合反应产物的MWD及其动力学的Monte Carlo方法，并在其指导下找到了提高活性自由基聚合速率的新技术，使聚合时间降低到原有的1/5，还获得了独特的可逆交联聚苯乙烯。这些研究结果已经申请了3项PCT国际专利和5项中国发明专利。相关论文在《Macromolecules》、《Polymer》和《Macromol. Chem.》等上发表，得到了广泛的引用。所创立的理论和模拟方法总结在专著《高分子科学中的Monte Carlo方法》中。该专著获1995年全国优秀图书提名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和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奖项。在《Macromol. Theory Simul.》上发表的论文被评为在该年度发表的论文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排名第二）和在刊物发表的所有论文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排名第五）。
高分子复杂流体的图样演化动力学
多相高分子和液晶复杂流体的静态和动态流变行为、时空图样生成和图样的临界动力学等是高分子科学和凝聚态物理的交叉研究领域。其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新材料的开发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杨玉良课题组阐明了：高分子固有的粘弹性将严重地抑制相分离的发生；高分子的粘弹性反差是导致“反转相”的起因；切变流动下液晶高分子的Director Tumbling and Wagging的理论诠释和控制方法；为高分子新材料的分子工程学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在《J. Chem Phys.》、《Phys. Rev. E》和《Macromolecules》等刊物上发表。
高分子材料的开发和产业化研究工作
组建了“上海市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中心”（总投资人民币5000万元）并任主任。进而开发成功了：“BS－98水基柔性建筑防水涂料”，产业化两年多来已实现产值1000多万元；一种AAS树脂合成的新方法，已申请中国发明专利；数字化时间分辨SALS仪和偏光显微图象分析仪及其软件系统，已申请中国发明专利；系列绿色化学建材，2000年已产业化，总投资2000万元；新一代膜式人工肺，2000年已产业化，总投资500万元。
杨玉良教授共发表研究论文150篇、其中属SCI论文110篇、专著一部、论文被他人正面引用>265篇，鉴定项目4项、申请国际专利3项，申请中国发明专利7项，授权专利1项。杨玉良教授还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人才基金”的延续资助，获“求是青年学者奖”和各类省、部级奖和各类荣誉称号20多项。现为“973”项目“通用高分子材料高性能化的基础研究”的首席科学家。
主要著作
1. 《 高分子科学中的 Monte Carlo 方法 》，杨玉良，张红东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2. Li L, Liang XY, Qiu F, Yang YL, J. Am. Chem. Soc. 2005 , 127 , 17996-17997
3. Wang JF, Wang ZG, Yang YL,Macromolecules2005 , 38 , 1979-1988
4. Xia JF, Sun MZ, Qiu F, Zhang HD, Yang YL, Macromolecules 2005 , 38 , 9324-9332
主要成就
主要从事高分子凝聚态物理研究，包括将分子轨道图形理论中的唐 - 江定理推广到研究具有复杂拓扑链结构的高分子链构象统计与粘弹性问题；建立了研究高分子固体结构、取向和分子间运动相关性的三项新的实验研究方法，迄今，该方法仍是获得高分子固体材料内部的链结构、凝聚态结构和动力学信息及其相关性的唯一磁共振实验方法；运用自洽场理论及时间分辨的 Ginzberg-Landau 方程研究了高分子共混体系、复杂链拓扑结构的嵌段高分子、液晶及囊泡等软物质的斑图生成、选择及其临界动力学领域的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发展了高分子薄膜拉伸流动的稳定性理论，并籍此指导和解决了双轴拉伸聚丙烯（ BOPP ）薄膜生产中长期困扰产量和质量的破膜问题，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创立了模拟聚合反应产物的分子量分布及其动力学的 Monte Carlo 方法。
荣誉记录
主要从事高分子凝聚态物理及聚合反应新方法的研究工作，承担并完成国家科委、教育部、上海市科委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十余项，拥有多项国内、国际专利。1990年获国家教委霍英东研究类二等奖，1991年被评为上海市十大科技精英，1993年被评为国家教委首批跨世纪人才。1994年获上海市自然科学首届“牡丹奖”，1995年获“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同时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人才基金”，并被国家科委聘为“S－863计划”材料领域规划组副组长，1997年被选为国家重大基础研究“攀登计划”高分子凝聚态物理基本问题专家组首席专家，1998年获“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1999年被聘为国家“973”项目－通用高分子材料高性能化的基础研究的首席科学家。2004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5年被再次聘为国家“973”项目——聚烯烃的结构与高性能化的基础研究的首席科学家。2010获“中国最具魅力校长”称号。
人物观点
自从古老的欧洲大学建立以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开始从贵族的“门客”的身份中解放出来，并逐渐转变成为“职业化”的研究人员。当历史进程跨入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学术研究成为国家行为，体现了更强的国家意志。进入20世纪60年代前后，学术研究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工业界和商业界的介入使得学术研究的社会与经济价值得到了空前的发掘。这种深刻的变化反映了学术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之必需。然而，谋取学术研究的经济社会利益也就随之成为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追求的目标之一，从而伴生出形形色色的学术失范行为。
虽说“学术失范”行为不足为奇，但学术研究的职业化的一个严重的负面效应就是对“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解构。时至今日，“学术”不仅可以换取荣誉和金钱，谋取官位，还可为学术机构带来荣誉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成绩就和学术机构、学者个人的利益形成了复杂、紧密的联系，从构成了对形形色色的“学术失范”行为温床。尤其是其中个人与学术机构在利益上的捆绑过于紧密时，学术机构也将揭露遮蔽“学术失范”的丑闻，因为问题的关联方都意识到此类新闻的媒体效应具有很大的杀伤力。这种“杀伤力”来自公众对“学术研究”、学术机构和学者的“神圣性”和“纯洁性”的高度期盼。遥想源于17世纪中叶关于牛顿和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的发现权（以及是否存在剽窃）的争端，英国皇家学会乃至皇室也被卷入这场纷争之中，至今仍未完全平息。进入现代，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学术失范”案的争端也常常演变成国家之争，成为外交事件，政府首脑们也不得不为之亲自出动。 反观当今国内的“学术失范”之风屡禁不止的现象，似乎还另有原因。首先当然是学者对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认知不足，忘却了“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适性价值理想。除此之外，媒体本身对“学术研究”的报道也为其罩上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光环”，使“学术研究”带上了人为的“神秘感”，而缺少应有学术精神和严谨性。媒体的这种“广告式”的学术报道，往往连研究领域稍有不同的专家都难以理解，并常常对公众产生误导，但它却为学术机构和个人赢得一些实际的利益。这种做法的一个“隐动力”源自多年来风行的，严重背离学术精神的学术评价、评估和评审体系，其危害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更具娱乐色彩的是，一些大学自己的“高等教育研究所”也热衷于向媒体发布“大学排行榜”之类的新闻，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定量”计算出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更大的问题在于，这种颇具娱乐性的闹剧常常是我们大学自编、自导、自演并得到大学当局和教师的主动、半主动的配合的。当这种闹剧在相应的制度保证下被导演出来，它就有一整套繁琐的评价指标、严密的操作程序、定量的计算方法……。这种颇像文革时期农村中的“大寨式评分”的考核与评估办法，或许对于“治懒”有一定的作用，但这种貌似精确的手段遏制了学术研究的灵魂，制造了大量“学术泡沫”，乃至大量的“恶学术”。在这种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评估及评价体系下，大学颇有可能沦为“大学排行榜”里的大学，“一流大学”成为“指标化”和“数字里”的“一流大学”。虽然，这样那样的“排行榜”的发布有时颇具热闹的“新闻效应”，但我们必须牢记，大学要“仰望星空”，要思考未来，更需要冷静与宁静。因此，在此类问题上，我们大学及其中的学者不应追逐此种“媒体效应”。 令人担忧的是，与这种“大学排行榜”产生相对应的评价、评估方法正在成为一种制度，并演变为一种“学术科举制度”。这种“制度”还将“学术成就”与各种实在利益“定量地”、过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不仅使得“学术道德”和“学术精神”的消解，创造力的贫乏，而且还催生了诸多没有真正学问的“学霸”和“官僚化的学者”。因此，废除那些不符合科学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学术评估和评价制度，或许可以对净化“学术空气”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复旦大学正在着力开展这项工作。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诸多大学为了抬高自身的学术声誉，也为在一些评估的“数字”里有更好的表现，聘用了一些“学术大腕”来为之撑撑“门面”。有时这种“门面”还确实能为聘用单位谋得一些实际利益，但此举却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国家资源的配置。一些受聘者也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不顾自己的时间与精力而多处兼职。这种“不良兼职”现象的发生或多或少也是受到了评价、评估和评审体系的影响，到头来往往给受聘者和聘用单位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毒化了“学术空气”。因此，杜绝那些有名无实、徒有其表的“双聘”和“兼聘”，或许对遏制“学术失范”现象的发生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总之，作为学术机构和其中的学者，对学术、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坚守是头等重要的。只有在“坚守”的基础上改革不良的学术制度，消除在学术、个人和学术机构在世俗利益链条上的附加的“增强链”，才能在最大限度上避免各类“学术失范”行为的发生。因此，所有的学术机构、学术管理机构、学者，包括媒体，都应为此努力。（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
一流的大学在21世纪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外部社会而是内部敌人，它的生存取决于大学的内部条件以及对科学精神、对学术精神的崇敬。所以，我们只有坚守学术精神才能实现大学的学术使命。但是，从目前国内的学术界的状况来看，与二三十年前相比，我们的学术精神有所消解。
在不良的社会大环境以及共同体内部不良现象的影响下，我们的学生也会被世风流俗异化，他表示，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院士也会为一种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的所谓药物做广告，“当学者被异化，危害的不仅仅是学术和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而且会毒害整个社会。
大学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服务站，不是社会需要什么，你就在低水平上提供什么，甚至连政府官员都感觉到不解渴，尤其不是市场需要什么你就提供什么。大学应该在坚守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为社会提供高水平服务，为社会、国家甚至整个人类提供解决问题之道。
黄山事件
“大家要把社会上的各种批评看作是对复旦现状的不满，也要把这些批评看成对我们学校的更大期望。” 一起因去黄山探险迷路而引发的“黄山门”事件，激起了网友对复旦学生的质疑和谴责，也将百年名校复旦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事发一周以后，首度公开评论黄山事件：“我希望大家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我们应当遇事冷静，但是不应当遇事冷漠。”
24岁的黄山市温泉派出所民警张宁海在护送登山者走出危险区时坠崖身亡，网络、媒体和公众纷纷质疑队员对民警牺牲过于冷漠，而这一事件在复旦校内也激起了巨大反响， 绝大多数学生都很震惊，纷纷表示了哀悼。
杨玉良表示：“关于这次的黄山事件，我希望大家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我们应当遇事冷静，但是不应当遇事冷漠，冷漠就是无论事情跟你个人关系大不大，你都采取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直至突破了社会公认的道德底线。人不是计算机，人是有情感的，人做任何事都会带着情感，而所有的情感都必须在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之上。但是要知道，情感不是情绪，情感是在公共道德条件下应该拥有的类似于亲情、友情等的真情实感。如果你丧失了情感，你就会用一些貌似理性的态度掩盖了你真正的判断力，你就会变成一个冷漠的人。”对复旦的现实并不满意。
杨玉良坦言：“我对复旦的现实并不满意。我们有优良传统，大家看看五六十年代，甚至三四十年代的复旦就可以知道；但是由于市场大潮的大背景，我们在精神层面是有所下降的。 这些年来，我们学校里，包括学校的教师、领导、学生，变得越来越世俗，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复旦大学应该有一个精神风格上的转变。大家要把社会上的各种批评看作是对复旦现状的不满，也要把这些批评看成对我们学校的更大期望。谈到精神层面的培养，我想说，真正的学者首先在道德上应该是纯真的,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也应该首先让自己的思想‘纯真’起来。”
杨玉良自我反思说：“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大学里的各种活动。我一直要求团学联、辅导员,包括社团要审视自己平时的各种活动，要考虑举办这个活动对培养学生有什么意义。我们搞各种活动，首先要审视培养学生什么东西，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在学生里头灌输一种思想：想方设法去当官、去投机，如果学生中的选举也和社会上一样，胡乱拉票、行贿，那这对学生是一种伤害。”
此次的复旦黄山事件，网络在传播消息以及表达网友不满方面，表现出了极其强大的力度，杨玉良说：“网络是一个现代工具。我不评论好坏，我把其当作一种技术，大家知道技术是双刃剑，比如核能，在一个技术主义盛行的时代，成功率在提高，你搞一个导弹我搞一个反导弹，纯粹是技术主义，忘记了人类世界里还有精神和人文。”
他呼吁说：“请大家在使用各种技术手段的时候，认真思考其利弊。只有这样，大家才会成为不让社会误导走上歧途的人。”
开学演讲
9月7日在复旦大学2012级本科学生的开学典礼上，校长杨玉良发表了一场重要演讲，演讲的主题为“重温关于大学的常识”。强调每一位大学生不应该忽视永恒的常识。
一、 大学是什么?
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但是每个人理解不同，很多人会产生一些糊涂思想。这里引用蔡元培先生曾说过的话“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这让我们清楚明白的了解到大学并不是单纯的“职业培训所”，而是集人才培育，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场所。
那么在坐的学生们又为何会选择上大学呢?又为何会选择上复旦呢?很多学生就会解释说只要自己自身、家庭条件能够允许那么上大学就是一件十分自然事情，另外高考成绩能够达标那么报考复旦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说起为什么那么多数家长还学生都会认为要想找一份好的工作得到好的福利待遇那么就必须要拿一个好的文凭。
其实如果早在二三十年代如果你只是为了升官发财才来到复旦上学那你是会受到鄙视的。我们的前辈所构造出的复旦大学是为我们提供好的学习机会，为我们创造未来的杰出机构。
所以杨玉良校长提醒在座的大学生们不要把大学当做是贩卖证书的机关，要把它当做是研究学理的机关，要能够自主的研究学问。也不要过早的加入社会的竞争，以避免因为对比而影响自我评定，要建立足够的自信心，理性的完善自己。
二、 大学里的学习
对于大学生在大学里究竟应该学习些什么，很多学生认为就是进入自己所学习的专业学习自己专业的课程，其实这样做对教育是十分不利的。理科学生势必放弃对哲学与文学的爱好，使他们失去了这方面的造诣机会。而另一方面，文科学生因为想回避复杂事物，就变得讨厌学习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所以学习就一定要打破不同知识领域学生间的障碍。
复旦的本科教育贯彻了“通识教育”的理念，这些将是复旦实现这一理念的最终目标。一个优秀的学生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要有志向，要试着去改变些什么，应该具备极高的天分和潜能。
三、 大学生的生存与生活
大学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大学生每天都会在校园里学习、生活，为了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复旦在早年就提倡用“学生自治”的方式来引导学生遵守校纪、校规。
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说过：“一所大学关乎学问，影响终生的学问，将传承千年的学问，创造未来的学问。终生的学问始于学校，终于社会。”我们应该始终坚信的是在几年之后，不管你将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们通过复旦的培训将具备更合理的知识结构，更理性的头脑，更勇敢的行动和更完美的人格。这是证明复旦和你们自己的时刻，如果你们没有做到那么就是你们还不够努力，或者说复旦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杨玉良校长结束了他完整的演讲，并感谢所有的学生们能够相信复旦，将自己的人生起点交在复旦手中，学生们选择复旦同时也使得复旦精髓不断延续下去。在听众席中也不乏很多其他学校的学生，他们在重庆大学就业信息网[3]上得知杨玉良校长的演讲讯息，并第一时间赶到演讲现场，他们认为复旦是一种永恒的精神，每一位学生都应该珍惜现在的学习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