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察·洛桑益西強白嘉措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哲蚌寺
圖片來自eztravel

達察·洛桑益西強白嘉措（1959年1月13日－）原俗名羅布次仁，藏族，生於印度加爾各答。

經洛桑益西宣達多傑雄登神諭認可為第十三世（不計追認）達察活佛（功德林活佛），但未依傳統得到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正式認可，另一位達察·丹增確吉堅贊，則得到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承認，其地位仍存在爭議。

生平

出家

1959年1月13日，他出生在印度加爾各答一個藏族僑民家裡。被起名為「羅布次仁」（Norbu Tsering）。其父（來自安多）名為將央桑丹（Jamyang Samten），其母（加爾各答本地的夏爾巴人）名為阿尼卓瑪（Ani Dolma）。他們夫婦此前見過十二世達察活佛。由於其父母很窮，他們決定把羅布次仁送給養父母。

養父母將他撫養長大，並送他進入一所羅馬天主教學校。童年時期，他便產生了強烈的放棄世俗生活而從事靈修的願望。藏族僧侶特別吸引他，他作為一個小孩子曾經獨自或與很少幾個朋友步行前往參觀藏傳佛教寺院。13歲時，儘管尚未熟悉藏語，他寫下了《二十一度母贊》，他還繪製了度母和吉祥天母的畫。

16歲時，羅布次仁主動離開家赴印度達蘭薩拉。達蘭薩拉的哲蚌寺郭莽扎倉僧眾請求Yudoma神諭指示十二世功德林活佛的轉世所在，女神未作答覆，僅示曼荼羅並用恭敬的手勢指向羅布次仁。扎貢活佛（Dagom）應邀進行占卜，隨後表示這位年輕人將對弘揚佛法作出很大貢獻。林仁波切（Ling）則和Yudoma女神一樣，進一步指出羅布次仁能力十分特殊，應當留下來發展自己這方面的能力。

第九十九任甘丹赤巴益西頓珠為羅布次仁剃度、授戒，並起法名「洛桑益西強白嘉措」。此後12年間，他認真學習佛教經典，並向各位高僧大德請益。

功德林活佛爭議

他沒有被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正式承認為功德林活佛，只有被印度哲蚌寺郭莽扎倉給與「扎倉活佛」（Datsang Tulku）的名號。他的傳承地位並沒有依照傳統，因而存在爭議。

1997年，他向洛桑益西（Lobsang Yeshi）詢問自己可否被授予十三世功德林活佛的名號。保護神多傑雄登回答稱，如果他自己應別人要求使用功德林活佛的稱號，那麼這對教法和眾生並無特別的利益。多傑雄登提到並願意遵循林仁波切和宋仁波切的中立立場，並巧妙提及有關十三世功德林活佛的爭議。最後，多傑雄登確認了洛桑益西強白嘉措的純正根源，並鼓勵他繼續弘揚佛法、利益眾生。

有評論認為，此前已經有許多例正宗化身未被正式承認名號，而名號反而由他人享有的情況。據說帕繃喀仁波切本來是章嘉活佛的真正化身，但他並沒有被認證為章嘉活佛。類似這種爭議往往是西藏社會中政治及官僚的權謀導致的。承認某個轉世不僅僅是屬於某個政權、個人或神諭的專利。轉世是為了眾生，並不需要什麼「開綠燈」或蓋公章。真正可以認定轉世的，是他們對佛法的貢獻和對眾生的利益。

成為高僧

洛桑益西強白嘉措繼續長期學經，還曾在印度哲蚌寺郭莽扎倉參與管理。雖然他的處境十分艱難，然而他還是為郭莽扎倉作了很多貢獻。在離開郭莽扎倉前，他於1993年為郭莽扎倉和宋仁波切提供了1000盧比。他還在哲蚌寺、更尤其是色拉寺發起了許多教學和灌頂活動。

1982年，郭莽扎倉的律僧以莫須有的罪名毆打了他。許多僧眾被激怒，其中包括宋仁波切。當時訪問了宋仁波切的剛堅仁波切說，宋仁波切對此事十分不滿，曾經表示「功德林喇嘛被打不公平，他沒有錯。」宋仁波切認為，這是帕繃喀仁波切的法脈將要受迫害的徵兆。由於此事發生，達賴不得不停止了各寺院任命律僧的傳統。

1984年起，洛桑益西強白嘉措接觸到越來越多的印度人和西方人，並為他們在菩提伽耶大塔附近舉辦露天教學。在那裡，他使100位印度人皈依佛門。他的願望是使佛教在其緣起之地印度重新弘揚。

1985年，達賴在菩提伽耶舉辦時輪金剛灌頂。當地印度人同達賴激烈對立，群體聚集並高呼口號，時輪金剛寺被洗劫一空。洛桑益西強白嘉措主動調解雙方矛盾，安撫了這些印度人，使他們重新尊敬達賴。

在孟買和卡納塔克邦，他也使數百名印度人皈依佛門。1992年，他安排印度人在Mundgod郊區覲見達賴，並在現場將達賴的話翻譯為印地語。1994年，Mundgod發生騷亂，當地印度人毆打藏人，後被他制止。

多傑雄登爭議

1991年，他走訪了印度東北部各邦。同年，他首次訪問歐洲，先後訪問了荷蘭、德國和意大利。後來，他在意大利西西里創辦了Atisha Serlingpa Centre，在荷蘭創辦了Atisha Kirti Danza Group。1997年，他首次應邀赴遠東傳法，先後訪問了印度尼西亞、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後來他又在1998年再次到訪。他在這些地方舉辦了大量講座，收了眾多弟子。他赴遠東的直接原因是1996年達賴頒布多傑雄登禁令。因為忠實於宗喀巴大師的指示，他決心儘自己所能來保護並傳承宗喀巴的教誨。在多傑雄登信仰這一單純的宗教實踐受到無端攻擊之時，他站在了和平抵抗的最前線。

1997年，他在新德里獲得了獎項，還獲得了斯里蘭卡科倫坡開放國際大學（Ope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Colombo）授予的哲學博士學位。

1990年代末，他在家中遇刺，受重傷。

他於2008年前後就達賴涉嫌宗教迫害問題向印度高等法院提起申訴。

流亡政府方面譴責他接受漢人和中國政府的資助，因為他至少兩次訪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他否認自己在為漢人服務，而稱自己有朋友是漢人，並讚揚漢人「在西藏正在做的事」，還宣稱如果信仰多傑雄登的藏人不得不生活在達賴統治下的西藏，那他們「將很可能被釘在十字架上」。 他還將西方雄登社會（WSS）的多傑雄登信仰者的遭遇同1930年代猶太人在納粹德國的遭遇相提並論，並稱之為宗教種族隔離。

印度功德林的許多僧眾都來自印度，該寺支持多傑雄登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