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弘集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金弘集（朝鲜语：김홍집，1842年—1896年），朝鲜王朝后期政治家。字敬能（一作景能），号道园、以政学斋，本贯庆州金氏，曾用名金宏集（김굉집，因避清朝乾隆帝“弘历”名讳，故公文中均将其名写作金宏集，1894年复名金弘集）。金弘集属于朝鲜开化派，行事稳健，思想开明，行政能力优秀，被誉为“救时之才”。从政早期亲近中国，属于“事大党”；甲午中日战争后转为亲日派，在日本的扶植下组建内阁，出任总理大臣，主导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张。1896年“俄馆播迁”后被杀。1910年平反，谥号“忠献”。
家庭
金弘集娶郡守洪在善之女南阳洪氏为妻，无子，共有二女，其中长女婿是大韩民国首任副总统李始荣。光绪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纳平壤白氏为妾，生一子夭折。 俄馆播迁后，“夫人洪氏闻乱自经死，乳子死襁褓中，人尤怜之”。 隆熙四年 （1910年）将金春熙（金弘集之侄）之子金教英直接过继给他为养孙。
生平
出使风波 主词条：朝鲜策略 金弘集出身名门庆州金氏，是一个官宦世家。他是庆恩府院君金柱臣（朝鲜肃宗之妃仁元王后金氏的父亲）之五世孙，其父金永爵官至开城府留守，并与朴珪寿一起担任少年高宗的经筵讲官。金弘集于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年，朝鲜宪宗八年）七月六日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自幼接受良好的汉学教育，年轻时即与中国诗人程恭寿遥相订交，酬唱诗歌。同治六年（1867年，朝鲜高宗四年）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次年庭试文科丙科及第。高宗对他老师的儿子中举非常欣慰，曾下旨道：“新榜进士金弘集，即讲官金永爵之子也，特为赐乐。” 然而金弘集科举及第这年（1868年）父亲金永爵去世，两年后其母昌宁成氏亡故，所以金弘集丁忧达5年之久。同治十二年（1873年，高宗十年）起复为权知承文院副正。光绪二年（1876年，高宗十三年）被外放为兴阳县监，其间有惠政，饥荒时救活了数万饥民。 他在那里任职3年，随后调任中央，历任户曹、工曹、兵曹、礼曹参议等职务。
光绪六年（1880年，高宗十七年），金弘集被任命为修信使，出使日本，于五月二十八日陛辞，六月二十五日登程，七月六日抵达东京。金弘集此次出使的任务是与日本协商仁川不开港、米谷禁运、关税改订、公使驻扎等《江华条约》签订以来朝日间的悬案，但没有成功。当时的日本正在开展明治维新，金弘集对日本的发展叹为观止，他在给国王高宗李熙的报告书中称赞日本说：“通商惠工凡厚生之方，无不为之，故民无一游食，而日以繁庶。” 后来他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信中也提到他出使日本时“见政府制度之精美，人民生业之勤实，而上下协同，国耳忘私，心固自主之操，气雄独立之概，深庸钦叹”。 更重要的收获是，金弘集在日本频繁会见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等人，与他们进行笔谈，商讨国家富强之策。何如璋和黄遵宪屡次劝朝鲜积极对外交往，“与各国并驰大洋”，黄遵宪更是亲自撰写一本名为《朝鲜策略》的小册子，送给金弘集（同时附赠郑观应所著《易言》）。《朝鲜策略》的中心思想是朝鲜应当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共同抵御沙皇俄国的南下，同时接受西方先进科技，以求自强。金弘集对黄遵宪的建议产生强烈共鸣。他在日本滞留一个月，归国时将《朝鲜策略》带回朝鲜，进呈给高宗国王和领议政李最应（兴寅君）阅览。高宗和李最应都对《朝鲜策略》深表赞同和折服，金弘集随即被提拔为礼曹参判。 然而，《朝鲜策略》却在朝鲜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儒生高举“卫正斥邪”的旗帜，大力抨击《朝鲜策略》。其中住在庆尚道的退溪李滉后裔李晚孙于光绪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联合300多名儒生在首都汉城伏阙上疏，号称“万人疏”，骂黄遵宪为“禽兽”，指责金弘集：“自古以来，衣君之衣，食君之食，冠儒之冠，服儒之服，膺专对之任，居具瞻之地，而赍奉辱国之书，达之天陛；藏弄诬圣之说，播之朝着。张皇寇贼之势，恐动人心；凭借匀衡之威，钳制众口。” 史称“辛巳斥邪运动”。江原道儒生洪在鹤更是主张将金弘集“断其头悬之藁街”。 金弘集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承受很大的压力，不得不连上三道奏疏，请求免职。高宗一方面将金弘集转移到京畿道富平府，以避风头；另一方面对上疏儒生严厉镇压，处死和流放多人。这年十一月，风波基本平息以后，金弘集才重返任上，被任命为统理机务衙门通商司经理事，开始参与处理朝鲜的外交事宜。 对外交涉 光绪六年（1880年，高宗十七年）十一月，日本办理公使花房义质来朝鲜，金弘集被任命为讲修官，负责与花房周旋，谈判公使驻京与仁川开港问题。在花房的胁迫下，朝鲜方面被迫允诺日本公使常驻汉城，并在光绪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开放仁川港。光绪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三月，金弘集作为副全权大臣，随全权大臣申櫶前往仁川，同美国代表薛斐尔展开缔约建交的交涉。金弘集是交涉的实际负责人，在交涉过程中，参与斡旋的清朝官员马建忠对金弘集印象甚佳，评价道：“金宏集年逾四旬，望之似三十许人，通达识时务……盖国中佼佼者”。 四月六日，金弘集参与签署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朝鲜的国门全面开放。随后，金弘集又负责同英国、德国的使臣交涉，其间他被调任为工曹参判。 同年六月九日，朝鲜爆发了“壬午兵变”，掌握实权的朝鲜王妃闵妃逃走，李最应等大臣及多名日本人在乱中被杀，高宗李熙的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利用兵变重新执政。金弘集本来被在华的领选使金允植预测“必死” ，但其实他在变乱发生之际及时逃走，只是宅邸遭到破坏，大院君稳定了秩序后又重返朝中。 壬午兵变爆发二十日以后，日本和朝鲜的宗主国——清朝相继派军队进入朝鲜，日本强迫朝鲜进行赔偿，并要求取得驻军权；清朝则准备问兵变之罪，借以强化其宗主权，同时牵制日本。赵宁夏和金弘集被大院君派去迎接和慰劳清军将士。清朝将领吴长庆见金弘集，问他兵变为何发生，金弘集却一直自责，吴长庆叹曰：“吾闻小人文过，君子责躬，其斯之谓乎？”于是对金弘集深相敬重。
七月十三日，大院君被清军诱捕，抓到中国问罪，既而兵变被清军镇压下去。金弘集获得重用，参与处理壬午兵变的善后问题。他随奉朝贺李裕元前往仁川，与日本公使花房义质谈判。日本提出的要求基本上获得应允，朝日遂签订《济物浦条约》。其后金弘集又作为陈奏兼谢恩副使，随正使赵宁夏前往中国向清廷“谢恩”，同时在《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上签字。归国后，金弘集被任命为礼曹判书，后又兼任督办交涉通商事务（外务督办），成为朝鲜对外交涉的最高负责人。 此时，开化运动在朝鲜方兴未艾。金弘集与金允植、鱼允中等人一样，是主张维持中朝宗藩关系、推行渐进式改革的“稳健开化派”，而另一派“急进开化派”（开化党）则是以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等人为代表，要求立即脱离中国独立，效仿日本进行全面改革。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在光绪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联合日本发动“甲申政变”，杀死闵妃集团大臣6人，夺取了政权。在组建新政府的同时，开化党也将“稳健开化派”的人物吸收进来，金弘集即被任命为汉城府判尹。 但甲申政变爆发不到3天就被袁世凯率领的驻朝清军镇压，金玉均等亡命日本。 金弘集在甲申政变期间表现良好，充分表现了他的才能和忠诚，史载“是时百僚杂沓，朝著无序，弘集插纸笔行縢中，承旨、史官、大臣之职唯诺记注，一身当之，无阙事，观者啧啧，咸服其干敏。上之在景佑宫也，弘集奔问至门外，拦截不得入，颠扑雨雪，呼号道路，逢人辄问：‘圣上安候若何？’涕冻于面，如是者数日。” 金弘集在甲申政变失败后拜相，擢升为议政府左议政，同时负责处理甲申政变的遗留问题。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金弘集代表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汉城条约》。在这个条约中，日本将其参与甲申政变的责任全部推卸掉，并取得了更多的权利。 当时金弘集是走“东道西器”路线的稳健开化派的代表人物，故开化党（急进开化派）对他很不满，尹致昊曾批评道：“金左相厚蒙王恩，责重一国，而狐媚蝇附，泥旧害新”，并称金弘集亲华的言行令人作呕 ；守旧派也不喜欢金弘集，金炳始在甲申政变后与金弘集同时被拜为政丞，却妒忌金弘集活跃政坛、掌握实权，故两人关系非常不和。 于是金弘集在《汉城条约》签订不久后即卸下左议政职务，改任判中枢府事。当时金弘集与金允植、鱼允中并称“三杰”，又被戏称为“三履”，意思是此三人就像雨天穿的鞋一样，下雨时用，雨过天晴后就被弃置一边。 金弘集留任判中枢府事，实质上是明升暗降，因为这虽然是从一品的高官，却只是西班的闲职而没有实权。光绪十三年（1887年，高宗二十四年）和光绪十四年（1888年，高宗二十五年）两度被拜为左议政，均在不久之后辞职，归任判中枢府事。光绪十五年（1889年，高宗二十六年）被外放为水原府留守一年，任内发生民乱。此后他就一直担任判中枢府事，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
甲午更张 主词条：甲午更张 光绪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清朝和日本同时出兵朝鲜，政局十分动荡紧张。在这种背景下，朝鲜国内呼吁内政改革的声音愈发高涨，金弘集作为稳健开化派的资深官员，在被冷落多年后于此际复出，大力倡导改革。他在当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召对中说：“大抵更张云者，即就其政治之有病弊，变而通之，以合其宜。” 力主在这个内忧外患达到极点的关键时刻进行“更张事业”。于是金弘集再度获得重用，在六月二日被任命为外务总理。六月二十一日，日军袭击汉城景福宫，软禁朝鲜高宗，解散了闵妃集团把持的朝鲜政府，另立兴宣大院君上台执政。两日后，日本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朝鲜宣布废除与中国的一切条约，并“委托”日本驱逐驻朝清军。六月二十五日，在日本的压力下，反对日本干涉的领议政金炳始下台，金弘集接替他出任议政府领议政，掌握实权。至此，朝鲜亲日政权正式形成。 金弘集接到高宗拜他为领议政的教旨以后，便赶赴宫中谒见高宗。在场的大臣还有前领议政金炳始、左议政赵秉世、右议政郑范朝。金弘集对于日军占领宫廷感到十分痛心，他对高宗说：“今日国事，何至于此痛迫万万？臣甚冥顽忍见，死有余罪；惊魂未定之中，忽奉匪分之命，历日忧惧，不知攸为。”高宗说：“以卿老成，当与之卧薪尝胆，以雪今日之耻，深有厚望焉！”金弘集回答道：“此正上下勿忘在莒之日。而惟有圣志坚定，乾刚奋发，然后可致济屯回泰之效矣！”在场君臣都表示要断行改革，充实国力，金弘集就开始担当内政改革的重任。 内政改革不仅是金弘集的期待，也是日本的指示。金弘集作为开化派人士，一直主张进行近代化改革；同时，他在甲午战争后转化为亲日派，加上他本身具有出众的政治才能，所以得到日本人的重视。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将金弘集列为“素有以温和见称而深孚众望的前辈”。 日本驻韩公使馆书记官杉村濬则称“领议政的人选，金宏集最为合适”，因此向大院君推荐他。 在他出任领议政的当天，就组建了“军国机务处”，设于景福宫修政殿，金弘集兼任总裁，参与者均为开化派人士。七月十五日进行官制改革，废领议政，金弘集就任议政府总理大臣。军国机务处是主导改革的核心机构，在随后几个月的时间内颁布了208条改革法令，对朝鲜政治、经济、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近代化改革，历史上将这次由金弘集主导的改革称为“甲午更张”（详见词条甲午更张）。
金弘集一直是甲午更张的中流砥柱。甲午更张期间，面对诸多困难和阻力，“金弘集跃然当之，日执笔坐政府，焦思竭虑，凡所施设，务得其实” ，他本人为了改革事业，经常办事到深夜，留宿宫中，很少回家。然而，由于朝鲜时局动荡，甲午更张的许多措施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没有实行，也不为广大百姓所认同；军国机务处实质上也是日本控制朝鲜的工具，当时的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便说：“军国机务处总之就是日本派，即开化主义者的汇集机关。” 因此军国机务处实行的很多措施都是其亲日性质的直接体现，比如实行银本位、允许日本货币流通，既服务于日本对清作战的需要，又便于日本的经济侵略；与日本签订《暂定合同条款》和《日朝同盟条约》，投入日本阵营，等等。 然而，金弘集也并非彻底投靠日本，在平壤之战期间甚至还密通清军 ，因而日本对金弘集并不满意，再加上开国五百三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秋冬之际，原本已受招抚的东学党重新起义，高举反日反政府的大旗，而守门将金基泓也在此际上疏攻击金弘集等大臣为“无君卖国”之“八奸” ，向日本和亲日政权发起正面挑战，使朝鲜政界更为混乱，虽然金基泓以乱言罪被废为庶人，但没有改变金弘集政权面临危机事实。为了挽回亲日政权的危机，日本先以井上馨代替大鸟圭介出任驻朝公使，加紧对朝鲜内政的干涉，然后迫使朝鲜政府赦免甲申政变后长期流亡日本的开化党人朴泳孝，并于开国五百三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将他安插到朝鲜政府中担任内务大臣，十二月十二日颁布《洪范十四条》，作为第二次甲午更张的纲领；朴泳孝还废除了军国机务处，实行内阁制，金弘集任内阁总理大臣，朴泳孝为内部大臣，建立了金弘集和朴泳孝的联合内阁（第二次金弘集内阁）。 《洪范十四条》颁布后，第二次甲午更张的改革措施次第展开。第二次甲午更张实际上是朴泳孝主导的，金弘集的权力已经被削弱。朴泳孝本身就是在日本用来牵制金弘集的，比金弘集更加亲日，所以他的主政意味着日本加紧了对朝鲜的控制。金弘集和朴泳孝从一开始政见就不同，一个是稳健开化派，一个是急进开化派，加之朴泳孝权力的扩张，两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开启一场权力之争。在金弘集和朴泳孝联合内阁内部分化为两派，一派由总理大臣金弘集、外部大臣金允植、度支部大臣鱼允中、内阁总书俞吉濬组成，并非完全亲日，主张稳健改革；另一派由内部大臣朴泳孝、法部大臣徐光范等人组成，完全投靠日本，要求激进变革。两派一直明争暗斗，到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初夏围绕军部大臣赵羲渊的去留问题达到白热化。朴泳孝与赵羲渊有隙，设计陷害他，并要求高宗罢免赵羲渊；而金弘集、金允植、鱼允中等人则力主赵羲渊留任。高宗早已对金弘集不满，故在这次政斗中支持朴泳孝一派。金弘集在为赵羲渊辩解的过程中触怒高宗，高宗向他呵斥道：“像现在这样庶政皆由内阁大臣独断专行，国王等于无用，朕不如退位，你们成立共和政府来治理国家吧！” 金弘集非常惶恐，不知所措，便于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五月五日辞职。至此，金弘集终于被朴泳孝打倒，一度退出政界。然而过了一个月后，朴泳孝“叛逆阴谋”暴露，高宗召金弘集入宫商议对策，并对罢免他表示悔意，希望他再度出任总理。 其后朴泳孝亡命日本，金弘集先被任命为中枢院议长，又于七月五日取代朴定阳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建立了第三次金弘集内阁。
乙未改革
当时闵妃在亲日派的倾轧过程中坐收渔利，她赶走了朴泳孝后便掌握了政权。金弘集第三次组阁以后，实权在闵妃为首的亲俄亲美派（贞洞派）手中，金弘集的权力实际上被架空，因此这个新内阁被戏称为“金皮闵肉”。 金弘集虽贵为内阁总理大臣，但日子也很不好过，甚至流传着闵妃集团企图杀死金弘集以下诸大臣的说法。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秋，日本新任公使三浦梧楼来朝鲜，与书记官杉村濬、浪人冈本柳之助等策划打着兴宣大院君的旗号，入宫杀害亲俄排日的闵妃。杉村濬奉三浦之命，在举事3天前的晚上访问金弘集，打探其态度。金弘集“频频感叹国家即将危亡，自己力量薄弱，无力挽救”，并露出辞职之意。杉村濬提及辞职，但金弘集却不急于辞职，称：“没有什么理由的突然辞职，一定会招致怀疑。”杉村濬问道：“如果这样，阁下有力挽狂澜的办法吗？”金弘集答道：“不得已时只有请大院君的一条路，但目前没有办法把大院君请出来。”第二天早晨，杉村濬再度来拜访，说：“大院君决意举事，三浦公使也有意帮助他。”金弘集问：“用什么办法？”杉村濬说：“这个办法今天虽然不能说，但我们仅能给你们一个机会，这要通过贵国人之手自己进行，在今天的情况下，对外露出我国力量，显然是不合适的。”金弘集说：“如果大院君能起事，那就有幸可以挽回今天的危局。现在因为有俄国人的关系，公然借助贵国的力量是不行的，我也希望在可能范围内不公开和贵国的关系。” 可见金弘集对日本人的计划多少有些了解，也支持大院君入宫取代闵妃，但不主张公开借助日本人的力量，而且也完全不知道要杀害闵妃。 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凌晨，三浦梧楼操纵朝鲜训练队、日军守备队和日本浪人攻入景福宫，暗杀了闵妃，史称“乙未事变”。同时，日本人控制朝鲜高宗，肃清了朝鲜政府的亲俄势力，金弘集内阁迅速大换血，除了内阁总理大臣金弘集和外部大臣金允植依然保留职位以外，其他各部大臣均被亲日派取代（第四次金弘集内阁）。同时高宗被迫下诏：“凡百政令，皆先议于内阁大臣” ，使金弘集内阁的权力凌驾于高宗之上。两日后，日本胁迫金弘集内阁通过《王后废位诏敕》，将闵妃废为庶人，并宣称日本杀害闵妃的行径“出自传闻之讹，无足相信”，替日本掩盖真相。 但金弘集本人在听说乙未事变的消息后，试图以“主辱臣死”之义自杀，被俞吉濬劝阻 ；他还私下对高宗说道：“臣不死而见此变，无辞可奏，愿圣心坚确自持，专以宗社为心，他日岂无更复壸位之日乎？”高宗叹道：“势所然矣，亦复何哉？” 随后，金弘集内阁开始进行第三次甲午更张（乙未改革），又按照日本的要求，拟定于九月二十日尊高宗为皇帝，并在登基大典上另立新皇后。至此，金弘集不得不与日本踏上一条船，而他的政权也彻底失去了民心。 然而，乙未事变被两个西洋人目睹并向全世界披露，极大刺激了朝鲜人的民族感情，也使日本和金弘集内阁承受巨大的舆论指责。在预感到无法掩盖真相的情况下，日本指示金弘集内阁将隐瞒了两个月之久的闵妃死讯正式公开，并宣布恢复闵妃的王后地位，为她举行国葬，还声明严惩杀害闵妃的凶手。此外取消了高宗称帝及选后的计划。但这些补救措施已经无济于事了，人们对金弘集内阁深恶痛绝，将其视为日本的走狗，称金弘集等人为“倭大臣”，而亲俄派也准备反攻倒算，李范晋等亲俄分子于十月十二日发动宫廷政变，图谋杀死金弘集等亲日大臣，但事泄失败，史称“春生门事件”。接着，金弘集内阁的一步蠢棋更是为其自掘坟墓。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金弘集内阁颁布了“断发令”，同时宣布使用阳历，改元“建阳”。断发令要求所有的朝鲜男子必须剃去发髻，朝鲜百姓认为这是对父母的大不孝和对民族传统的侮辱，加上“乙未事变”带来的伤害，使朝鲜人反日反政府的怒潮迅速爆发，到处掀起义兵运动，杀死朝廷命官和日本人，高呼“为国母报仇”和“头可断发不可剪”的口号，持续了一年半的金弘集政权已是风雨飘摇。
遇害身亡 乙未义兵运动爆发以后，金弘集内阁急忙调集军队前往各地镇压人民起义，汉城的防备十分虚弱。俄国及亲俄派趁虚而入，李范晋、李完用等人劝诱高宗逃出宫廷，去俄国驻朝公使馆避难。建阳元年（1896年）2月11日，高宗逃出了被日本和亲日派控制的景福宫，躲进了俄国公使馆，史称“俄馆播迁”。高宗在抵达俄国公使馆后就下诏称“乱逆执政，惟意矫诬” [35] ，下令严惩逆党，并将总理大臣金弘集、内部大臣俞吉濬、军部大臣赵羲渊、农商工部大臣郑秉夏、法部大臣张博定为“逆贼五大臣”，金弘集的末日亦最终来临。
据许多文献资料记载，金弘集在末日来临之前也得到风声，当时他和其他几位大臣在朝房，就有人劝他马上逃走，金弘集却叹息道：“死耳！宁效泳孝成逆名乎？” 最后他与郑秉夏分别被巡检逮捕，其余大臣则大都逃往日本公使馆避难。金弘集和郑秉夏先被监禁在警务厅总巡房内，郑秉夏显得焦急狂躁，来回踱步，金弘集却镇定自如。他被抓到总巡房中后，“但两目坚闭，无一言，见在傍郑秉夏此样，峻责曰：‘生死乃天命，但承顺耳，焦躁将焉用哉？徒损失体面而已！’”。 一会儿后，亲俄内阁下令将金弘集和郑秉夏二人即刻处死，于是警务官安桓将这二人押往警务厅外的小石桥，踢成跪坐状，招来总巡苏兴文等将金、郑砍死。两人被杀以后，立刻被暴尸在汉城的钟路。史载“都人士女重重叠叠围住，莫不称快，不满足其不施凌迟之刑”。 接着，金弘集遭到辱尸，汉城市民纷纷对他的尸体做出各种羞辱性的残忍动作，比如丢石头、割下肉生吃、打碎颅骨等，甚至有人“割屪（生殖器）” ，当时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则对金弘集之死有更详实的记录： 当日，以总理大臣金宏集为首的金允植、俞吉濬、李载冕、权在衡等诸大臣早朝聚集在内阁，接此大变报以后，俞吉濬提议：“大事既去，理应提出内阁总辞职，以谋各自处身之道。”金总理斥之曰：“余先谒见陛下，催陛下回心转意，事若不成，只好一死报国了！”其决意不可动摇，于是金总理走出内阁（原来金总理有在英国公使馆从事通译的亲戚，欲在途中经过该馆并与该亲戚一道前往俄馆），而警务厅派出之巡检早已入宫，当即押送总理至警务厅拘禁。另一方面巡检数十名前往郑秉夏的宅邸，将其抓捕至警务厅拘禁。此时警官等先将金总理从警务厅门前押出，见人民猬集，毫无立锥之地，遂拔剑以使人民退后，而后踢倒金总理，随即警官数人乱刀一齐劈下胸背。不久又带出郑秉夏，一刀将其斩杀。再将两具尸体的脚部用粗绳捆住，带到钟路（京城中央的大市街）暴尸，做了一面旗子，大书“大逆无道金弘集郑秉夏”。于是充满这条街上的褓负商等各自向其尸体投掷大块石，又践踏、切割，尸体无一处完整，无所不至。 金弘集死后，高宗对于没有亲自审问金弘集而将其杀死很不高兴，但仍然下诏称金弘集为“元恶大憝”，并说“何幸天讨乃行，巨魁就戮，而邦礼才举，国体稍存”。 此后，朝鲜半岛出现亲俄政权，金弘集主导的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张也以失败收场，他作为逆贼一直受到朝鲜人的唾骂。直到隆熙四年（1910年），金弘集才被平反昭雪，获赐谥号“忠献”，追赠大提学，安葬于京畿道坡州。朝鲜战争后迁葬京畿道高阳。[1]
评价
金弘集为人温和谨慎，从政踏实勤恳，终身致力于朝鲜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被誉为“救时之才”，清朝官员马建忠也说：“朝鲜谈时务者，以宏集为翘楚” ，而他最后死于亲日派和亲俄派的政治斗争之中，是朝鲜近代史上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对于其荣辱功过也各有评说。在他生前，由于《朝鲜策略》风波和甲午更张等相关事件而备受攻击，尤其是他后期采取与日本合作的态度，更是遭到朝鲜人民的唾骂，因此他死后遭到人们对他残忍的辱尸。朝鲜高宗对他的怨恨，则是因为金弘集作为内阁总理大臣，极大地妨碍了君权，正如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濬所言：“金宏集开始时作为国家栋梁之臣，上下均对其信任尊重。但他一旦当上总理，主持实施新政，便抑制了王室的专横，因此逐渐为国王所厌恶。” 而开化派和一些正直的士人则对金弘集的死充满同情，比如当时的处士黄玹用“操履慎笃”四字来评价金弘集，并说：“弘集虽主张和倭，得罪清议，尽心国事，干略长于流辈。及死，物议颇惜之”。 金弘集的政敌朴泳孝则这样评价他：“金弘集才干为第一，而但好政权是欠。” 史家朴殷植则对金弘集的死评论道：“盖据八月之变（乙未事变）而论之，金弘集以首相特与闻而不能讨贼者，坐之以此，固无辞为解，而若加以主谋之犯者，不特伊之不服，亦举世之人悉其枉，今杀此人而曰复仇，可乎？……今乃使一警官口传敕令，扑杀道上，若屠兽者然，失刑甚矣！” 建阳二年（1897年）1月，朝鲜法部大臣赵秉式上奏论定金弘集称：“逆魁弘集，以若乔木世臣，位至鼎台。而一自甲午以后，藉外交而夺君权，树党与而结阴谋。昨年八月二十日事变（乙未事变），弘集实首群凶。……自八月二十日后，兵围咫尺，不通水泄，戕害忠良，益孤主势。罪加莽、操，恶浮傕、汜矣。” 到了13年后为其平反时，大韩帝国政府又改其评价为：“怀匡济之策，矢忠贞之节，持身清白，济以经术。向在国是靡定之时，超然特立，不避标榜。及至甲、乙年间，此大臣屹若砥柱，力图维新。其卓见苦心，盖有以灼知时局之渐艰，而欲救之于未然者也。奈天未悔祸，丹忠莫暴，而碧血先坠。” 这两份对金弘集的官方评价可谓截然相反，后者虽是亡国前夕在日本的压力下改正的，但却是金弘集的真实写照。 到了现代，金弘集的评价又有所改变。朝鲜史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金弘集持否定评价，称其为“日本走狗”、“反动统治”，但在主体思想确立以后，对甲午更张的评价大为改善，对金弘集的评价也有所缓和，称他是一位“封建统治阶级出身的革新官僚”、“有良心、先进的官僚”。 而韩国史学界则对金弘集以肯定为主，认为他能力出众，勤恳负责，推行开化政策，促进了韩国的近代化和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亲日的爱国者”，韩国早期著名历史学家李瑄根称金弘集为“列强角逐的祭物”，为他的死感到惋惜。 当代韩国历史学家柳永益对此分析道：“韩国史家之所以对（亲日的）金弘集的政治业绩进行‘宽大’的评价，原因大约如下：①考察历史的情况，当时朝鲜王朝所面临的危机非常深重，即便换做是金弘集以外的其他任何人来处理也很难期待有更好的成果；②金弘集作为总理大臣，不失尽忠报国之态度，且不贪私利私欲；③国王俄馆播迁后并未苟且图命，而是毅然选择了‘一死报国’的途径，从而保全了对于自己和自己家门所服事的王朝和君王自始至终的忠节。总而言之，他在以朝鲜王朝中兴的高尚动机而主导的改革运动失败以后，对自己的行动负责，选择了死亡，因此留下了作为乱世政治家的突出典范。”
著作
金弘集颇有文才，不过“诗文故无多，经难（“难”应是指俄馆播迁）一切荡佚”。残存的只有《金总理遗稿》8册及《以政学斋日录》、《修信使日记》、《锦营来札》等。20世纪70年代韩国高丽大学将这些文稿整理为《金弘集遗稿》并予以出版，而《修信使日记》亦被收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的《修信使记录》而在1971年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