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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了翁（1178年－1237年），字华父，号鹤山，蜀地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南宋哲学家，蜀学集大成者，工书法，尤善篆书、行书。曾为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太师，谥文靖。能填词。泉州泉安人尊魏了翁、其子魏国佐、其孙魏天忠三人为“九龙三公”，虔诚香火奉祀。

祖父魏革，娶妻高氏，有七子二女。生父过继高家，改名高孝璹，有六子。“英悟绝出，日诵千馀言”，人称神童，十五岁写《韩愈论》，庆元五年（1199年）进士。授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开禧元年（1205年），除秘书省正字，后迁校书郎。以亲老乞补外任，出知嘉定府（四川省乐山县）。嘉定三年（1210年），因父亡，辞职回家守孝，筑室白鹤山]]（梧州邛崃市区西郊）下，于鹤山书院授徒讲学，士争从之，世称“鹤山先生”。守孝期满后，先后至汉州、眉州、沪州任职，有治绩。力主抗金，献边防十策。受朱端诬告，连降三官。复为礼部尚书]]。官至端明殿学士。嘉定三年（1210年），因父亡，辞职回家守孝，筑室白鹤山]]（梧州邛崃市区西郊）下，于鹤山书院授徒讲学，士争从之，世称“鹤山先生”。守孝期满后，先后至汉州、眉州、沪州任职，有治绩。力主抗金，献边防十策。受朱端诬告，连降三官。复为礼部尚书]]。官至端明殿学士。嘉熙元年卒于绍兴府安抚使官所。赐太师，谥文靖。葬于枫桥镇高景山金盆坞，诏赐第宅于苏州南宫坊（现书院巷）。

学术成就

书法

魏了翁工书法，尤善篆书、行书。了翁与朱熹及其弟子辅广、李燔有往来，又与陆九渊之子陆持之友好，并吸取心学的精华。魏了翁书法笔力遒健俊逸，称翰墨上乘。有墨迹《昭代亲友帖》、《论三家书》传世。所遗真迹，尚有夹江县之真书“云吟山”、隶书“家庆楼”；大足县之篆书“毗卢庵”、真书“宝顶”；潼南县之真书“鉴亭”等。明《书史会要》称他：“鹤山先生善篆，不规规然绳尺中，而有自然之势。尝以篆法寓诸隶，最为近古。”潼南《鉴亭碑序》中，对其书法有“鹤山真迹走蛟虬”之评誉。

易学研究及思想

魏了翁对《周易》极有研究，重视王弼、邵雍等人的见解，认为：“大抵性善之义具于《易》。”他认为：“辞、变、象、占，《易》之纲领，而繇、彖、象、爻之辞；画、爻、位、虚之别；互、反、飞、伏之说；乘、承、比、应之例，有不知则义理阙焉。”。黄百家称：“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了翁对河图、洛书、“先后天易说”亦深信不疑，直言“戴九履一之图其象圆，五行生成之图其象方，是九圆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为图，十为书乎”。著有《鹤山大全文集》120卷、《九经要义》263卷。

魏了翁认为“河图与洛书，发挥道数无遗馀”（卷6《四川茶马牛宝章大季修杨子墨池以书索题咏》）。他肯定河图洛书的存在，坚信先天图古已有之，绝非邵雍私意，说：“先天一图亭亭当当，愈玩愈有味，此决是古来曾有此说，特不知何为汉、唐千馀年间更无一人说有。《参同》中虽略有此意，而方圆图之妙，则未知古人曾见之否？”卷36《答真侍郎》）“窃意先天一图自古有之。”（卷65《题冯仰之因重论后》）

魏了翁曾在上封事书中以邵雍说为基础，详细论述了先后天图及其体与用：臣尝读《易》，至“天地定位”，则干与坤对；“山泽通气”，则艮与兑对；“雷风相薄”，则震与巽对；“水火不相射”，则离与坎对。此为先天八卦之序也。然而语其用，则地天而为《泰》，泽山而为《咸》，风雷而为《益》，水火而为《既济》。盖天道不下济，则地气不上跻；山体不内虚，则泽气不上通；雷不倡则风不和也；火不降则水不升也。于是而为《否》为《损》，为《恒》为《未济》。又即其大体而言，则水雷山皆干也，火风泽皆坤也，其要则乾坤坎离。故先天之卦干南坤北，而其用则干上而坤下也。后天之卦离南坎北，而其用则离降而坎升也。大率居上者必以下济为用，在下者必以上跻为功。天地万物之理，凡莫不然，况乾天也，离日也，皆为君之象。坤地也，坎月也，皆为臣之象。其理顾不晓，然未有乾坤不交而能位天地，坎离不交而能育万物，君臣不交而能跻斯世于泰和也。（卷17《封事奏体八卦往来之用玩上下交济之理以尽下情七月二日》）先天八卦乾坤、艮兑、震巽、离坎相对，其用正则《泰》、《咸》、《益》、《既济》，反则《否》、《损》、《未济》。先天八卦干南坤北为体，干上坤下为用；后天八卦离南坎北为体，离降坎升为用。魏了翁还运用这一原则说明人伦世教，除了君尊臣卑是必然的之外，君臣相交也是效法自然，跻斯世于泰和的必要条件。

魏了翁又考察河图、洛书之数的源流，对此不无疑问。河图、洛书之数古无明文，汉儒以后始谓羲卦本之图，禹畴本之书。本朝诸儒始有九为图，十为书；九为书，十为图之说。二者并行，莫之能正。至朱文公始以九图十书为刘长民托之陈图南，辞而辟之，而引邵子为证。然邵子不过曰：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第言圆方，不言九十。河图、洛书之数的来源并不明确，直到汉儒以后才有伏羲八卦本之河图，大禹九畴本之洛书之说，而宋朝更出现九图十书和十图九书两种说法。朱熹以十图九书为是，并以邵雍之说为据，在《易学启蒙》中反复辨析。不过，在魏了翁看来，此说也并不可靠。其最大的弱点就在于邵雍本身的说法并不明确，朱熹的证据不可靠。邵雍说：“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第207页）邵雍只言方圆，不言九十之数，这不能说明河图洛书孰九孰十。从二图表象来看， “戴九履一之图其象圆，五行生成之图其象方，是九圆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为图，十为书乎”（卷63《跋司马子巳先后天诸图》）？不但如此，朱熹本人也颇有疑问。他说：“《易》、《范》之数，诚相表里，为可疑耳。”又说：“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卷63《跋司马子巳先后天诸图》）

他博极群书，崇尚理学，反对佛老学说，奉行“神怪必不语，老佛必斥攘”之道。他师承朱熹学派的学术思想，后又受陆九渊派学说影响，终至“折衷朱陆”将两派学说融会变通，转到以心学为主的立场，成一家之言。其学术思想属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认为“心即天，心即理”，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主张“尽心以求诸理”，借此以“端正人心”，为革除时弊，谋求改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