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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卿世祿制 |
世卿世祿制，是古代選官制度的稱呼。世卿就是天子或諸侯國君之下的貴族，世世代代、父死子繼，連任卿這樣的高官。祿是官吏所得的享受財物。世祿就是官吏們世世代代、父死子繼，享有所封的土地及其賦稅收入，世襲卿位和祿田的制度在古代曾十分盛行。
論歷史推
西周時代早已有「世卿制度的存在」？
商代的官吏是否實行世卿世祿制，由於歷史資料的不足，還無法作具體的闡述，至於西周時代的官吏制度，一部分學者認為，肯定是實行世卿世祿的。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在論述西周政治制度時說：「各種各樣的官吏，大都是世襲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楊寬著的《戰國史》在論及西周的官吏情況時也說：「在周王國和各諸侯國里，世襲的卿大夫便按照聲望和資歷來擔任官職，並享受一定的采邑收入，這就是世卿、世祿制度。」
根據史書的記載，西周的開國元勛、周武王的胞弟、周成王的叔父周公旦，其長子封在魯國，「次子留相王室，代為周公」（《史記·魯周公世家·索隱》）；同樣有卓著功勳的召公？#93；（shì），其長子封在燕國，「而次子留周室，代為召公」（《史記·燕召公世家·索隱》）。西周宣王時，又有召公、周公二相行政，他們顯然都是周公旦、召公？#93；的後代。趙光賢著的《周代社會辨析》認為，這些事例證明西周時代早已有「世卿制度的存在」。
另有不同意世卿世祿制推行於西周者 另有一些學者不同意世卿世祿制推行於西周時代的說法。他們認為，《尚書。立政篇》載有周公闡述的西周時代的選官方針。在這篇文獻中，周公一再強調：「自今後王立政」，要「俊（進）有德」，選拔「成德之彥」，擇用「吉士」、「常人」，也就是選用有德有才的賢人，而不搞世卿世祿制。
世卿世祿制開始出現於春秋中後期 再從西周所任公卿大官的實際情況看，周公、召公自康王以後，僅見於厲王、宣王之際，其它昭、穆、恭、懿、孝、夷、幽七朝，都未見有周、召在王室任職的事。又如周初畢公高曾輔佐武王伐紂，在成王、康王時都為三公，但「其後絕封，為庶人」（《史記·魏世家》），也並沒有世襲卿官。周宣王時，曾大批「進用賢良，樊仲山父、……張仲之屬，並為卿佐」（《太平御覽》卷八十五引《帝王世紀》）。這些卿士也都不能世襲任職。《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說：「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為大夫。」可知張仲後裔因在王室不能世襲而跑到晉國去了。其實，古人早已說過：「世卿，非禮也」（《公羊傳·隱公三年》），它不符合周札的規定。漢代何休進一步解釋說：按照周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襲）」。
在這些學者看來，世卿世祿制開始出現於春秋中後期。據歷史記載，春秋初年魯國的大夫羽父想用「殺桓公」的手段來付好隱公，「以求大宰」（《左傳·隱公十一年》）。「大宰」即執政之卿。可知在當時，魯國的執政之卿還沒有世襲，大夫都可以求取。到僖公時，季氏困立君有功而命為上卿，受賜費邑及汶陽之田，季氏的勢力就逐漸壯大，以致季氏與盂孫、叔孫三卿「三分公室」、「四分公室」，完全控制了魯國的郊地和軍賦。自宣公至哀公六代，季氏世世為魯上卿，專魯國之政。晉國在春秋中期的晉文公時，仍由國君選卿，卿死後又確定其它人選繼任，還未形成世襲（見《國語·晉語四》）。各有各的證據
但此後，晉國的六卿，特別是趙氏、魏氏等，逐漸壯大。「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史記·趙世家》）。自趙盾至趙無恤（襄子）六代人父子世襲，為晉正卿。齊國世卿制的出現雖較魯、晉兩國為早，在春秋初年的齊桓公時，高、國二氏就各控制了一軍人馬，實力雄厚，成為世卿（見《國語·齊語》）。但到春秋後期，田氏的勢力卻後來居上。至田乞聯合諸大夫擊敗高、國，殺其君晏孺子；其子田恆又殺其君簡公而立平公。於是，田氏就「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自田乞以後至田和篡齊，田氏就世世執掌齊國政柄，國君形同虛設。可見世卿世祿制是春秋時期各諸侯國內卿大夫的勢力不斷壯大，逐漸控制政權而形成的。不過，上述論斷也難以使人信服。有人提出，在西周銅器銘文中，有很多官職都是世襲的。如1974年在陝西扶風縣強家村出土的師鼎等器，它們的主人一家四代父死子繼，世襲「師」官職。1976年陝西扶風縣白家莊出土的微史家族銅器群，這一家族的六代人從西周初年開始，一直是父死子繼，世襲「作冊」史官之職。有人認為，《尚書·商書·盤庚篇》中說的「圖任舊人」、「世選爾勞」，《詩經·大雅·文王篇》中說的「凡周之士，不（丕）顯亦世「，都是當時貴族世襲大官的明證。
無法決斷 總之，世卿世祿制是商周時代早已法定實行的，還是春秋中後期由於卿大夫的專權才形成的，雙方各有各的論據。
廢除
世卿世祿制的廢除是商鞅變法的時候。據《史記》記載，秦國規定「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即依軍功大小定貴族身份之高低。該規定沉重打擊了奴隸主舊貴族，因而，招致了他們的怨恨。《史記》記載：「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歷史上任何一次變法，不僅是一種治國方略的重新選擇，而且是一種利益關係的重新調整，這也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