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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话，汉语官话方言中的一种，流行于天津市市区和塘沽城区及周边地区。通常指的天津话是以天津市内六区（和平、河西、河东、河北、南开、红桥）及西郊和南郊一部分、东郊小部分和塘沽城区（大沽、新城、塘沽、于家堡、邓善沽等沿海河两岸地区）本土城市居民所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在周边静海话、武清话、蓟县话、宁河话等冀鲁官话和北京官话方言的包围下形成一个方言岛，它在与周边方言有很大区别的同时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不同于大多数的官话方言，天津话具有极其丰富的连续变调、文白异读。

分布

李世瑜（1991）在比较了天津话与周边方言的特点后，认为天津话是一个孤立的方言岛，提出了“天津方言岛”学说。即天津话不是由周边的方言演变而成，而是被周边相似方言包围的，像一个孤岛一样的独立的方言区。以阴平的低降作为判定天津话的标准，李世瑜发现天津话与周边方言的同言线与现在天津市的行政管辖区界并不一致，同言线所围成的范围大致是一个尖朝底的倒置的等腰三角形，左上的顶点是西边的曹庄子，从这里一直向东沿津浦铁路线到东边的徐庄子、赵庄子，再向南经张贵庄、芦庄子、北马集和南马集一直最南到底部的顶点大韩庄，再向西北经大芦北口、卞庄、邢庄子再回到曹庄子。该方言岛东北的方言（如宁河话）属于向唐山话过渡的方言，西北的方言（如武清话）向北京话过渡，西南和东南则属静海话。

历史与发展

起源

天津话的起源目前说法不一。

• 静海说：一种说法是，天津话是由静海话在声调发生演变之后而逐步形成的。

• 山西说：另一说法从民间传说出发，不少天津人都听老人讲祖上在山西洪洞大槐树村，而根据有关资料，也确实发现天津许多早期人物籍贯是山西，因此山西移民的记载，使得一些人相信天津话来自山西；

• 安徽说：第三种说法认为天津人是“燕王扫北”时从江淮一带移来的，因此天津话来源于苏、皖。

持第三种说法的主要是李世瑜和韩根东。根据这种说法，“燕王扫北”即明成祖朱棣在登基之前被封为燕王，被明太祖朱元璋派往北京、天津一带戍边。同时他也带去了不少家乡及附近的人——包括大量皖北人和苏北人等——戍边屯垦。后来朱棣夺取帝位，亲赐天津这个地名，在此筑城设卫，即天津卫。至此，天津成为真正的城市，并且从皖北及苏北来的军人是最大的群体。他们的家眷、亲属等也随他们迁入天津。这样，他们占据了当地的上层地位，其使用的下江官话和中原官话也成为日常语言，对北京官话的清入声入派四声产生影响。到了清朝，天津改为州，后来改为府。天津在清代也是淮军的大本营。天津同北京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且天津还是离京城最近的大都市，不少官员、贵族等在此做官或修宅。因此，宫廷用语开始影响天津话。此时，天津话开始同北京话进行了双向影响。天津话与北京话出现了大量相同的词汇与读音。而从清朝晚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多曲艺形式，包括京剧、相声、京韵大鼓等都经历大发展，不少艺术家在京津两地演出，其中不乏名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京话与天津话的相互影响。如“捅漏子”的“漏子”，原本是北京话；而“糟改”原本是天津话，但在京津两地都有使用。

李世瑜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天津话阴平调值与以宿州为中心的淮北平原地区的方言最为接近，并认为天津话脱胎于此。他认为，蚌埠、凤阳一带方言与天津话的阴平（一声）都读低平调，其他的音调都与天津话有差距，特别天津话是没有入声字，而蚌埠、凤阳的方言都保存了许多入声字，而宿州地区的方言则与天津话非常接近，李世瑜用天津话与当地人对话中，当地人甚至没能认出李世瑜是外地人。然而，宿州话的清入声入派方法和中原官话一样，清入声入派阴平，而天津话和石家庄-沧州一线以北所有的方言一样，都是清入入派四声，有很大不同，故一些学者将天津话分类在冀鲁官话保唐片天津小片。最近二十年间北京官话和东北官话以及冀鲁官话中清声入派四声的语言，被一些学者合并在北京官话中，天津话也因此被视为北京官话的一支。另外一些学者则以天津话声调格局与宿州、固镇话的相似作为判别天津话起源的标准，将天津话归类为中原官话，譬如曾晓渝（2010）即认为天津话是明代“南京”（辖安徽江苏区域）的南京官话在周边北京、冀鲁官话浸透影响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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