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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溶(1613—1685),字秋岳(岳),一字洁躬、鉴躬,号倦圃、野航、纯汉,又号花尹、鉏(锄)菜翁、金陀老圃、白学先生,别署两河使者、金陀老人,清秀水(今浙江嘉兴)人。
目录
简介
明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官御史。尝劾辅臣谢升,又熊开元参周延儒遭廷杖,溶疏白其冤。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北京后仕清,初授原官,起用河南道御史,任顺天学政督学顺天,为清王朝献策,疏陈定官制,定屯田、盐法、钱法规制,禁兵丁将马践食田禾,巡缉土贼,平粜以裕仓储,设兵循徼等事,使无劫掠。其疏陈皆被采纳实施。又就有关科举、荐举隐逸、访旌殉节者等问题向朝廷献策。 顺治三年(1656年)二月充会试监考官,三月迁太仆寺少卿。不久,因在学政任上所举贡生中有明代受世袭职和中武举者一事被发现,降两级调用。接著又因选拔贡生超额被革职回籍。 顺治十一年(1654年)官复原职,迁左通政。次年三月擢左副都御史,旋擢户部右侍郎,左迁广东右布政使。 顺治十三年(1656年)以举动轻浮,降一级改任山西阳和道。遭丧归里。服除,补山西按察副使,备兵大同。 康熙三年(1664年)裁缺归里。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之乱发生后,阁臣以边才荐,随征福建。丁忧不复出。 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举博学鸿词,大学士李霨、杜玄德、冯溥合疏荐曹溶,未试,以疾辞。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鸿博,不赴。 康熙十九年(1680年),学士徐元文荐曹溶佐修《明史》,亦不赴。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卒。[1]
文学成就
曹溶长于经济,未竟其用,乃独肆力于文章。家富藏书,工诗、词,其诗源本杜甫苍老之气,一洗妩柔之调,与合肥龚鼎孳齐名,世称龚曹。填词规摹两宋,无明人之弊,浙西词风为之一变,盖浙西词派之先河也。朱彝尊受曹溶影响颇深,少时曾从曹溶游。朱彝尊纂《词综》,即多从其家藏宋人遗集中录出。精鉴别,富书画收藏,亦能书。顺治初,著有《静惕堂诗词集》,另撰有《崇祯五十宰相传》、《古林金石表》、《刘豫事迹》、《明人小传》、《倦圃莳植记》、 《粤游草》、《续献征录》等书。又精于小简,有《静惕堂尺牍》,时称江东独步。其中《明人小传》是自大明洪武(1368)至崇祯(1644)年间,入传三千馀人的汇传集,收录人物众多,包含了帝王、忠臣、名士等各阶层人物小传,是学者专家了解明代人物重要的参考工具书。
藏书成就
筑书楼于嘉兴南湖之滨的倦圃为曹溶藏书之地。原是一座废弃的园林,据传是南宋岳飞之孙岳珂倦翁的金陀坊旧地。曹溶得此园重加修治号为“倦圃”,称“静惕堂”,藏书极富。尤好收集宋、元文集,藏书中宋元古本丰富,有近千种。王士禛《池北偶谈》载:“秀水曹侍郎秋岳,好收宋元人文集,尝见其《静惕堂书目》(又名《静惕堂藏宋元人集目》),按四部分类编排,所载宋集,自柳开《河东集》以下凡180家,元集自耶律楚材《湛然集》以下115家,可谓富矣。辑有丛书《学海类编》,收书431种,分经翼、史参、子类、集馀4类,选择较严,不收玄虚、荒诞和已刊之书。史部多稗史,子部多宋、明人实用著作。所刊之书在版心印有“檇李曹氏倦圃藏书”字样。刻宋、元、明各家著作40馀种数百卷。著有《流通古书约》1卷,首次提出古书流通法,向藏书家们指出其藏书职责是在于流通,不仅仅是保藏,务必使作者的思想和劳动,不以珍藏秘藏而与世隔绝。缪荃孙说“藏书家能守此法,则单刻为千百化可以不致湮灭,尤为善计”。他的藏书理论,在清代图书、文化界起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产生了如弘历、周永年为代表的公共藏书思想和实践。晚年其藏书被纳兰性德购藏。藏书印主要有“曹溶私印”、“白学先生”、“倦圃”、“洁躬”、“檇李曹氏藏书印”、“鉏菜翁”、“檇李曹氏收藏图书记”、“两河使者”、“相赏松石闲意”、“秋岳生”、“曹溶鉴定书画印”等。[2]
曹溶的家藏,为朱彝尊打开一扇兴趣之窗
曹溶早年读书时结识朱彝尊叔父朱茂曝,与朱家有著深厚的友情基础,相当于世交的关系。朱彝尊对于金石的爱好非常有可能是从曹溶的家藏碑刻拓片开始,毕竟江南一带石碑留存甚少,观摩学习机会不多,曹溶的家藏或许在有意无意之间为朱彝尊打开一扇兴趣之窗,当然曹溶也非常愿意提携这位后生。
曹溶拓碑文,朱彝尊题写、考证碑跋
随著朱彝尊学识的成长,他们之间关于石刻碑拓的交流越来越多,并作为同好者一起研究考证。‘锡鬯同曹侍郎历燕晋之间,访得古碑,不惮发地数尺而出入。从者皆善摹拓及装潢事。文人好古,近罕俦匹。’在朱彝尊与曹溶同观《平定州唐李𬤇妒神颂碑》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两者的默契,曹溶拓碑文,朱彝尊题写、考证碑跋。‘椎而拓之,装界而藏之,古林曹侍郎溶也。以八分书其后者,布衣秀水朱彝尊也。’估计朱彝尊为曹溶收藏碑拓提过很多这类的建议,当然这也是曹溶对于这位后生的考证研究能力的认可。
曹溶是朱彝尊的启蒙导师
在其收藏中还有这样类似经历由朱彝尊来考证并题跋,如在《晋王墓二碑跋》中有:‘同里曹先生博采金石,有欧阳、赵氏之好,出二碑于土摹之拓本,俾予审定其字若干,遂书其后归之。’更为重要的是,曹溶在山西为官时,朱彝尊当过其幕僚。当时中国书法的中心在山西。曹溶的影响力促使朱彝尊以遗民学者的身份迅速融入当地文化圈,在无形中为朱彝尊搭建了学术交游的平台,也为其学术研究开拓了新的交往圈。如果说曹溶对于朱彝尊的意义是启蒙,那么是时山西文化圈直接影响了朱彝尊书法风格的走向。
引领金石学领域学术方向
在以顾炎武为首的访碑行为过程中,他们对于汉隶的研究达到了宋代以来的鼎盛时期。学术研究的深入亦影响到了书法界。隶书在经历‘宋元明三代隶学几绝,率多以意为之,不特汉隶无传,即学唐隶者亦渺不可得’。汉隶因这些学者研究的深入,以及大量汉碑的出土也为书家隶书的临摹提供了新材料而开始复苏。他们抛弃元明隶书的格调,直追纯真的隶书。曹溶与朱彝尊虽不是这个学术圈子的翘楚,但也是这个圈子的核心成员。《金石文考略》称:‘嘉兴之收藏金石者,前有曹溶《古林金石表》,后有朱彝尊《吉金贞石志》。’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经能够引领金石学领域学术方向。[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