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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字演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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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演變是研究文字演化的書籍，本書共選取常用漢字500字（加上釋文中提到的通用字、假借字等共為660多字），每字依次列舉陶器文字、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楷書5種字體（其中有的已簡化，另加簡化字楷書，共九種字體）。金文的少數字用籀文或戰國文字等字體代替。
基本內容
中文名：漢字演變
字數：49888
收錄字數：500
外文名：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性質：一本研究文字演化
作品簡介
這是一本普及性的漢字知識讀物，內容是通過列舉漢字幾種主要字體中的一些字例，並對這些字例的字源繪寫圖解和淺釋，力求簡明形象地體現漢字發展演變的歷史過程。漢字的各種字體一般都有多種不同的寫法。本書只選摹其中比較典型或比較常見的一種為例。本書對字源的解釋，多以文字學家有公認的定論為準；也有採用或參考某一家之言的；還有作者自己的一得之見。由於本書性質和篇幅所限，釋丈都不加以論證，也恕不註明觀點來源。
此書末尾介紹漢字大事變，將漢字的演變做總結
文化源流
漢字文化闡釋的新成果
當代漢字研究主要是三條研究路線，一是古文字的識讀，二是漢字構形的研究，三是俗字的考證。當代漢字文化的研究，上一世紀八九十年代甚為興盛，成果也較多；而本世紀的十多年，則相關研究似乎處於較為停滯的狀態，成果不多。《漢字演變文化源流》的出版（以下簡稱《源流》）讓人眼前一亮。
《源流》是一部較大型的漢字文化的著作，共釋字840個，每個漢字成一篇短文，系統介紹該字之形音義的產生與發展、詞義演變與文化內涵，是一部高質量的漢字文化闡釋的著作。《源流》有三個明顯的特點：
其一 嚴謹的學術性與表述的普及性完美結合。
作為一部語言文字方面的著作，學術性是第一位的。表現之一是學術觀點的取捨。例如，「夭」，《源流》指出：《說文》以為「夭者，曲也」，段玉裁更進一步以為「安步則足胻較直，趨則屈多」，「凡行疾則屈腳疾」。《源流》指出，甲骨文「夭」字取象突出了人彎曲而有動感的雙手，故徐中舒謂「象人行走時兩臂擺動之形」。因此從古文字角度出發，《說文》與段注的解釋顯然是不對的。表現之二是凡引用他人觀點必註明出處，如上舉「夭」字取象，引用了徐中舒的觀點，就有腳註，還在該篇之末說到：「由於『歹』作為表義符號常與死亡聯繫在一起，故在摧殘、死亡、災禍這一層面的意義上，『夭』字又可寫作『殀』。」此語之下加腳註：「《玉篇·歹部》：『殀，殺也。亦作夭。』《正字通·歹部》：『殀，斷殺也。』釋天》：『殀，害物也。』畢沅疏證：『殀從歹旁，俗字當作夭。』」這一腳註不僅表明正文所說的「『夭』字又可寫作『殀』」是有根據的，同時也給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提供了進一步研究的線索。
其二 語言文字研究與文化闡釋相得益彰。
《源流》以字立篇目，每字先辨形音，從《說文》及古文字出發，將其原初字形、原始意義一一道來，在此基礎上，對字形的演變、字義的引申與通假等一一進行梳理，使讀者對所解釋的每一個漢字的來龍去脈一清二楚。這是語言文字研究。所謂文化闡釋，則是在辨析漢字形音義的過程中，對與漢字相關的社會生活的發展、文化史的脈絡也一一加以說明。
其三 舊學與新知融為一爐。
舊學是傳統，是根本，是一切有關古代文獻研究的基本功；新知則是新材料、新方法、新知識。《源流》將漢字形音義與漢字文化闡釋相結合，同時將舊學與新知融為一爐。
漢字文化，博大精深。捧讀《源流》，追思往哲。該書主編李玲璞、向光忠兩位先生已經離開了我們，而參與編寫的作者大多是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學者，正是語言文字學界的頂樑柱。我們有理由相信，漢字演變源流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相關研究還可以繼續進行下去，讀者還需要更多像《源流》這樣的優秀成果。
漢字數量
漢字是語素文字，總數非常龐大。漢字總共有多少字？到目前為止，恐怕沒人能夠答得上來非常精確的數字。關於漢字的數量，根據古代的字書和詞書的記載，可以看出其發展情況。
秦代的《倉頡》、《博學》、《爰歷》三篇共有3300字，漢代揚雄作《訓纂篇》，有5340字，到許慎作《說文解字》就有9353字了[1]，晉宋以後，文字又日漸增繁。據唐代封演《聞見記·文字篇》所記晉呂忱作《字林》，有12824字，後魏楊承慶作《字統》，有13734字，梁顧野王作《玉篇》有16917字。唐代孫強增字本《玉篇》有22561字。到宋代司馬光修《類篇》多至31319字，到清代《康熙字典》就有47000多字了。1915年歐陽博存等的《中華大字典》，有48000多字。1959年日本諸橋轍次的《大漢和辭典》，收字49964個。1971年張其昀主編的《中文大辭典》，有49888字。
隨着時代的推移，字典中所收的字數越來越多。1990年徐仲舒主編的《漢語大字典》，收字數為54678個。1994年冷玉龍等的《中華字海》，收字數更是驚人，多達85000字。
如果學習和使用漢字真的需要掌握七八萬個漢字的音形義的話，那漢字將是世界上沒人能夠也沒人願意學習和使用的文字了。幸好《中華字海》一類字書里收錄的漢字絕大部分是「死字」，也就是歷史上存在過而今天的書面語裡已經廢置不用的字。
有人統計過，《易經》《尚書》《左傳》《公羊傳》《論語》《孟子》等13部典籍，全部字數為589283個字，其中不相同的單字數為6544個字。[2]因此，實際上人們在日常使用的漢字不過六七千而已。
自然流變
漢字結構
漢字結構上的自然流變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①異體字越來越多，也就是說同一個字不同的書寫形式越來越多；②筆畫的模式越來越多；③書寫方式越來越多。
漢字在起源之時，實際上是一幅幅逼真的圖畫，各個部落甚至各個人在寫這些字，或者說畫這些畫時，都可能不一樣，所以每個字的寫法有很多種。這種現象在商代甲骨文中仍然非常明顯。例如，甲骨文中「尊」字的寫法至少有20種，「羊」字寫法至少有45種。一個字多種寫法相互之間稱為異體字。
在漢字結構變革過程中，新的字體取代了舊的字體，舊的字體中各種寫法往往同時也被廢止了，即消除了許多異體字。但是對於新的字體而言，通過自然演變，在民間又有簡化、草化、快寫、隨便寫的現象、要求和趨勢，由於各地、各時、各人在簡化、草化、快寫、隨便寫時沒有統一的規矩，國家又一直沒有制定漢字書寫的標準，所以一個漢字又產生多種寫法，出現了新的異體字。
此外，由於人們對社會和自然的認識不斷增長，現有的字往往不夠。因此，就會另造一些字來，由於各個時期各個人造的字往往沒有經過專門的機構進行審查就流傳開來了，有些字實際上是表示同一個意思，這就又增加了異體字出現的機會。
在字體方面，漢字也發生過較大的流變。例如，隸書走上歷史舞台不久，其筆畫經過自然流變，形成了楷書。宋朝發明了印刷術，為適應印刷，尤其是書刊印刷的需要，筆畫發生進一步的自然流變，出現了橫平豎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體——宋體。隨看文化事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在西方文字字體的影響下，漢字又出現了黑體、美術字體等多種新的字體，如海報體、綜藝體、勘亭流、少女字體、仿宋、扁宋等。這些字體一般用電腦而不是手來「書寫」，所以又可統稱為「電腦字體」。
此外，為手寫之便捷以及書法藝術的開拓，人們還創造出行書和草書等多種書寫方式。行書的結構和楷書基本相似。草書的結構雖然和楷書差別較遠，但是草書一般只作為一種書法，或者作為一種速記方式，在信息交流中應用較少並常遭排斥。
漢字是是我國古代先民發明的記載工具，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擁有4500年以上的歷史，其使用最晚始於商代，歷經甲骨文、大篆、小篆、隸書、楷書、（草書、行書）諸般書體變化。
秦統一前，各諸侯國使用的文字各不相同，秦始皇統一中國，李斯整理小篆，「書同文」的歷史從此開始。儘管漢語方言發音差異很大，但是書寫系統的統一減少了方言差異造成的交流障礙。
三千餘年來，漢字的書寫方式變化不大，使得後人得以閱讀古文而不生窒礙。但近代西方文明進入東亞之後，整個漢字文化圈的各個國家紛紛掀起了學習西方的思潮，其中，放棄使用漢字是這場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面。
由於漢字書寫複雜，這種「漢字落後論」的說法存在了很長時間，認為漢字是教育及信息化瓶頸，並有「漢字拉丁化」甚至廢除漢字的推動行為。這些運動的立論以為：跟西方拼音文字相比，漢字是繁瑣笨拙的。許多使用漢字國家即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漢字簡化，甚至還有完全拼音化的嘗試。
世界上只有漢字是唯一的流傳至今從未中斷的文字，英語等拼音文字現代人看幾百年前的書大都看不懂，更別說幾千年了。
漢字體系分為繁體字和簡體字，前者用於台灣、香港、澳門和北美的華人圈中，後者用於中國大陸和新加坡以及東南亞的華人社區。通常說來，兩種漢字書寫系統雖然有差異，常用漢字的個體差異不到25%，並且簡繁字轉換都有規律可循，尤其通過電腦軟件轉換非常方便，不存在多少交流障礙。
漢字數量
在自然流變過程中，漢字的數量是逐漸增多的，這是因為在這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人們不斷地製造出一些新字來滿足生產和生活的需要。此外，異體字的自然增多也是漢字數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漢字讀音
從1200年時期到2015年，漢字的讀音發生過一定的自然流變，如上古時期，有一些複輔音，都從漢語中消失了。此外，在音調方面，也有一些顯著的變化。長期以來，漢字一直沒有一個規範的注音工具，是其讀音自然流變的重要原因之一。
漢字字義
從1200時期到2015年，有些漢字的字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例如，漢朝以前，「低」只表示「頭向下垂」；漢朝以後，「低」才表示和「高」相反，包括「矮」、「地勢低洼」、「聲音細小」、「程度差」等意義。
規範化問題
上述漢字的自然流變如果不加以約束、規範和清理的話，將帶來嚴重的混亂。傳說中創造漢字的「倉頡」可能是遠古時期一個偉大的漢字整理者。周朝史官史籀可能也是一位傑出的漢字整理者。他撰寫的童蒙識字課本《史籀篇》客觀上起到了規範漢字的作用。上述秦朝以小篆統一中國漢字，也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漢字整理規範運動。其後不久，隸書的出現，進一步規範和簡化了漢字。此後，漢代的許慎、唐代的顏元孫、宋代的郭忠恕和張有等都對字形混亂的局面做了一些撥亂反正的工作。此外，始於漢末的反切漢字注音方法和魏晉的韻書，為漢字讀音的統一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五四」運動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對漢字而言，也是一場大規模的整理和規範過程。在字義方面，隨着「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白話文運動的推進，即提倡用口語書寫文章，反對用文言文書寫文章，廢棄了許多漢字在文言文中特有的意義，也使得常用漢字的數量至少減少了很多。
新中國成立以後，開展簡化字運動的同時，也非常重視漢字的規範化運動，這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清理和廢除異體字；②統一和規範漢字的字形、筆畫、筆順；③統一和規範漢字的讀音。關於這個方面的歷史，讀者可以參考高更生先生所著的《現行漢字規範問題》一書。
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社會人口的流動急劇增長，文化教育和廣播電視事業蓬勃發展，全國人民的普通話水平提高很快，很多偏遠鄉村的老人雖然不會說普通話，但是能聽懂普通話。這說明中國人民在漢字的發音問題上統一和規範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發展啟示
從上述漢字發展的歷史中，我們可以得出兩點啟示：
（1）漢字的結構可以在短時期內發生巨大的變化
這體現在大篆向小篆的變革之中、小篆向隸書變革之中、繁體字向簡化字的變革之中。
（2）漢字的改革是和生產力的大發展相互對應着。
這體現在漢字兩大改革活躍時期（秦朝和20世紀）都是發生在生產力大發展的時期。這種現象可以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來解釋：漢字本質上是一種生產工具，生產力的大發展為生產工具的革新提供了技術和人文基礎，而生產工具的革新將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從而又滿足了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要求。此外，生產力大發展和漢字改革都需要中國處於一個相對統一和穩定的政治局面。這也是其原因之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