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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西元一七三八~一八○一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人。出生喺书香世代,自细就接受父章镳栽培。

生平简介

幼资椎鲁,体弱多病,日仅诵百馀言,好深思,隆冬盛夏读书常至午夜不倦。十四岁,随父至湖北,四子书尚未卒业。十五、六时,读书绝𫘤滞,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为文,虚字多不当理。二十岁以后学业大进,纵览群书,尤好史部。二十三岁始出游,至北京。二十九岁拜翰林院编修朱筠为师,朱筠告以“科举非君所长,不能学亦不足学”,筠藏书甚丰,得以纵览群籍。三十四岁,朱筠为安徽学政,先生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诸人皆从游,与晋涵尤相知,以同治史学也。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修《永清县志》,是年秋天中顺天乡试。乾隆四十三年中进士。曾官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乾隆五十三年,经周震荣介绍,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毕沅待之甚厚。五十五年,毕沅再邀为《湖北通志》总纂。嘉庆五年(1800年),贫病交迫,双目失明。次年十一月卒。葬山阴芳坞。[1]

《文史通义》

一生精力都用于讲学、著述和编修方志。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和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文史通义》是章学诚对史学贡献最大的著作。它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他35岁开始撰写此书,并立下要"成一家之言"的宏伟目标。此书分内篇、外篇和杂篇三部分。其中《浙东学术》一篇,成于逝世前一年。可见该书撰述几乎历30年之久。严格地说,直到逝世,全书并未完成,像很重要的《圆通》、《春秋》等篇,虽早有计划,终未撰成。而今天人们看到的也仅是内外两篇。 由于该书无严格义例,临终前数月,只得将全部文稿委托友人王宗炎代为校定。现今流传的刘氏嘉业堂刻《章氏遗书》,就是依据王氏所编之目加以补订刊行的。章氏次子华绂对此书编排并不满意,所以于道光十二年(1832)在开封另行编印了"大梁本"《文史通义》,并在序中说,王氏所编之目并不符合其先人之意。后来流传的《文史通义》,主要就是《章氏遗书》本和"大梁本"两种,而以后者流传最广。[2]

编纂《史籍考》

曾编纂《史籍考》,拟尽收古今史部书叙目凡例,总目达三百二十五卷,但书未完成,稿亦散失。所修方志,传世有和州、亳州、永清三志。曾主修《湖北通志》,现存遗稿数十篇。 章学诚主张“学为实事,而非为空言”。所以他的见解,“颇乖人好恶”,直到他死后,才更被人重视。

“六经皆史”

“六经皆史”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的史学观点,在其所著〔文史通义〕第一篇〔易教上〕开头便说“六经皆史也”。认为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是夏商周三代政教法度与当时状况的档案记载,并非圣人有心撰述以留传后世。章氏指出上古时代并无私人学术或著作,而只有官学。官方的学术大抵是历代典章制度的记录和图书文献,保留文献的目的不在学术的考索,而是要做为施政治国的参考。掌理这些官方学术文献的官员叫做“史”,这些文献也统称“史”。后世经学家所谓的“经”,就是上古官学的“史”,所以说“六经皆史”。   六经既然是上古典章法度的文献记录,必然和过去的时代状况密切有关,后世应用时就不应当拘泥固执。章学诚指出六经内容中所蕴含的义理,固然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但是其中记载的各种规章法度却不可一成不变的用于现在,经学家的复古之论和琐细考证古代规制,都是没有价值的作法。真正有意义的经学应该是通达六经大义,本著“礼时为大”的原则,著眼于当前的政治社会状况,研究具体可行而合乎义理的作法,才是有价值的学术,也才合乎上古经学的真义。章氏详论见该书〔原道论〕三篇。[3]

章实斋之眼光卓特处

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表扬章学诚“讲历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处,他不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而是站在整个的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也等于章实斋讲文学,他也并不是站在文学立场来讲文学,而是站在一个更大的学术立场来讲文学。这是-章实斋之眼光卓特处。”

参考书目

  • 吴天任:1979年,《章实斋的史学》,台北:商务印书馆。
  • 杜维运:1991年,《清代史学与史家》,台北:东大图书。
  • 逯耀东:1996年,〈《史记》列传及其与本纪的关系〉,《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二十期。
  • 杨志远:1995年,〈章学诚的史论及其影响〉,《吴凤学报》。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