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是鲁迅写的一篇文章。
原文
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
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英雄一入狱， 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 《中华民国解》 (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了!
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铓。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诗两首，亦不见于《诗录》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近阅日报，有保护版权的广告，有三续丛书的记事，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却无从知道。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呜呼!
十月九日。
注释和赏析
【析】 本文是一篇悼念性杂文，与传统的悼念文章相比，它并不重在寄情于死者的在天之灵，也决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对师长个人的怀念，而主要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因此不仅在死者身上寄生者之情，更要从中求生者之道。这是这篇杂文在艺术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鲁迅在逝世前10天，先后写了这篇文章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何连撰两文来评论章太炎呢?这自然是有重要原因的。章太炎是清末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学者，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他积极参与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在总统府痛骂妄图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但以后逐渐脱离现实斗争，钻进书斋，成为 “宁静的学者”。1936年章太炎逝世后，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正是利用这一点，以追悼、纪念为名，大做文章，企图“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以达到诱导青年逃避现实革命斗争，对抗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化斗争的反动目的。因此，如何评价章太炎的一生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不只是章太炎个人的问题，而直接关系到现实的阶级斗争。这就是鲁迅写作此文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的根本原因。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分为二地总结了章太炎的一生，公正地评价了章太炎的是非功过，回击了反动派对章太炎的故意歪曲，表明了鲁迅坚持革命、反对倒退的立场。文章开头从上海官绅为章太炎开追悼会，当时有人慨叹“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谈起，驳斥这种慨叹是“不得当的”，指出章太炎“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所以“为大多数所忘却”。接着针对当时反动派大肆宣扬章太炎在学术方面的成就，故意抹煞他前期革命业绩的阴谋，对章太炎作出总的论断：“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然后文章紧扣总题“二三事”转入回忆，用事实予以说明，从章太炎撰写驳康有为的文章和作邹容的 《革命军》序，到因《苏报》案而被捕，再到出狱后主持同盟会机关杂志《民报》，同梁启超、吴稚晖、蓝公武等人斗争，以及因反袁世凯而被软禁。在列举了这些事迹后，作者热情洋溢地赞扬道：“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充分肯定了章太炎的本质和主流。与此同时，鲁迅也指出，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以后，“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参与投壶”，“接受馈赠”，对这种倒退是应该否定的。但衡量功过，作者认为这只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不能以此否定他前期的革命业绩，不能借此歪曲他的“全人”。文中鲁迅对章太炎的盖棺论定无疑是科学的、全面的、正确的，他对太炎先生的革命业绩热情赞赏，指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是青年们应该学习的地方，从而有力地反击了 自鸣得意的文侩们对章太炎的奚落中伤，澄清了反动派在这个问题上有意制造的混乱。显然，这篇悼念文的写作不仅是为了死者的昨天，而更是为了生者的今天和明天。
相对于鲁迅其他偏重议论的杂文而言，本文是一篇侧重记事的杂文。在记事方面，它也是很有特色的：一是简洁概括，详略得当。这篇文章的叙事显然不同于人物传记的记事，并未去罗列人的一生，也不同于叙事散文的记事，未详加铺陈和描写，本文的记事主要是用来说明作者的论点，作者用精练扼要的文字只记述了二十世纪初年，1906年前后及辛亥革命之后三个重要历史阶段章太炎的几件事情，其中对他的革命活动写得较详，学术上的成就则一笔带过。在革命活动中，又突出章太炎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和与保皇复辟势力斗争中 “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战斗锋芒。这样更有利于说明全文的中心思想。二是多用正反对照的方法。譬如鲁迅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出发，说他的知道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为《革命军》作序以至被监禁;爱看 《民报》，并非因为章太炎的 “文笔古奥，索解为难”，而是因为他与保皇派等进行斗争，“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文中所否定的一面正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及文侩们欣赏、歪曲的一面，从而加强了文章的针对性。三是叙事中加入议论。如针对章太炎死后的哀荣远不如高尔基而有人发出慨叹的驳斥和申述; 对章太炎一生“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的精辟论断;对章太炎同梁启超等保皇复辟势力斗争。“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的褒赞; 用两个“并世无第二人”对其一生革命业绩的称颂;对他晚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粹然成为儒宗”的分析;以及对章太炎一生功过的衡重量轻等。这些议论，文字精当，言简意赅，与叙事结合，既饱含着记事升华的情感，又将事理表达得更为深刻，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战斗力。[1]
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