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是中国当代作家郭沫若写的文章。
作品欣赏
近世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采氏(Benedetto Croce)批评歌德此书，以为是首“素朴的诗”(Naive Dichtung)。我对于歌德此书，也有这个同样的观感。此书几乎全是一些抒情的书简所集成，叙事的分子极少，所以我们与其说是小说，宁说是一部散文诗集。
诗与散文的区别，拘于因袭之见者流，每每以为“无韵者为文，有韵者为诗”，而所谓韵又几乎限于脚韵。这种皮相之见，不识何以竟能深入人心而牢不可拔。最近国人论诗，犹有兢兢于有韵无韵之争而诋散文诗之名为悖理者，真可算是出人意表之外，不知诗的本质，决不在乎韵脚之有无。有韵者可以为诗，而有韵者不必尽是诗。告示符咒，本是有韵，然吾人不能说它是诗。诗可以有韵，而诗不必一定有韵。读无韵之抒情小品，吾人每每称其诗意葱茏。由此可以知道，诗之生命别有所在。古人称散文其质而采取诗形者为韵文，然则称诗其质而采取散文形者为散文诗，此正为合理而易明的名目。韵文=Prose in poem，散文诗=Poem in prose。韵文如男优之坤角，散文诗如女优之男角。衣裳虽可混淆，而本质终竟不能变易。——好了，不再多走岔路了。有人始终不明散文诗的定义的，我就请他读这部《少年维特之烦恼》吧!
这部《少年维特之烦恼》，我存心移译已经四五年了。去年七月寄寓上海时，更经友人劝嘱，始决计移译。起初原拟在暑假期中三阅月内译成，后以避暑惠山，大遭蚊厄而成疟疾，高热相继，时返时复，金鸡纳霜倒服用了多少瓶，而译事终不能前进。九月中旬，折返日本，昼为校课所迫，仅以夜间偷暇赶译，草率之处，我知道是在所不免。然我终敢有举以绍介于我亲爱的读者之自信，我知道读此译书之友人，当不至于大失所望。
我译此书，于歌德思想有种种共鸣之点，此书主人公维特之性格，便是“狂飙突进时代”(Sturm and Drang)少年歌德自己之性格，维特之思想，便是少年歌德自己之思想。歌德是个伟大的主观诗人，他所有的著作，多是他自己的经验和实感的集成。我在此书中，有所共鸣的种种思想：
第一，是他的主情主义。他说，“人总是人，不怕就有些微点子的理智，到了热情横溢，冲破人性底界限时，没有什么价值或至全无价值可言。”这种事实，我们大都经历过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无须乎证明的事理。侯爵重视维特的理智与才能而忽视其心情时，他说“我这心情才是我唯一的至宝，只有它才是一切的源泉，一切力量底，一切福佑底，一切灾难底”。他说，他智所能知，什么人都可以知道，只有他的心才是他自己所独有。他对宇宙万汇，不是用理智去分析，去宰割，他是用他的心情去综合，去创造。他的心情在他的身之周围随处可以创造出一个乐园;他在微虫细草中随时可以看出“全能者底存在”，“兼爱无私者底傍徨”。没有爱情的世界，便是没有光亮的神灯。他的心情便是这神灯中的光亮，在白壁上立地可以生出种种画图，在死灭中立地可以生出有情的宇宙。
第二，便是他的泛神思想。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人到一有我见的时候，只看见宇宙万汇和自我之外相，变灭无常而生生死存亡之悲感。万物必生必死，生不能自持，死亦不能自阻，所以只见得“天与地与在他们周围生动着的力，除是一个永远贪婪、永远反刍的怪物而外，不见有别的”。此力即是创生万汇的本源，即是宇宙意志，即是物自身——Ding an sich。能与此力瞑合时，则只见其生而不见其死，只见其常而不见其变。体之周遭，随处都是乐园，随时都是天国，永恒之乐，溢满灵台。“在‘无限’之前，在永恒的拥抱之中，我与你永在。”人之究竟，唯求此永恒之乐耳。欲求此永恒之乐，则先在忘我，忘我之方，歌德不求之于静，而求之于动。以狮子搏免之力，以全身全灵以谋刹那之充实，自我之扩张，以全部的精神以倾倒于一切!维特自从与夏绿蒂姑娘相识后，他说：“自从那时起，日月星辰尽管静悄悄地走它们的道儿，我也不知道昼，也不知道夜，全盘的世界在我周围消去了。”如此以全部的精神爱人!以全部的精神陶醉!以全部的精神烦恼!以全部的精神哀毁!一切彻底!一切究竟!所以他对于疯狂患者也表极端的同情，对于自杀行为，他绝不认为罪过而加以赞美。完成自我的自杀，正是至高道德——这决不是中庸微温者流所能体验的道理。
第三，是他对于自然的赞美。他认为自然是唯一神之所表现。自然便是神体之庄严相，所以他对于自然绝不否定。他肯定自然，他以自然为慈母，以自然为友朋，以自然为爱人，以自然为师傅。他说：“我今后只皈依自然。只有自然是无穷地丰富，只有自然能造就伟大的艺术家……一切的规矩准绳，足以破坏自然的实感，和其真实的表现!”他亲爱自然，崇拜自然，自然与之以无穷的爱抚、无穷的慰安、无穷的启迪、无穷的滋养。所以他反抗技巧，反抗既成道德，反抗阶级制度，反抗既成宗教，反抗浮薄的学识，以书籍为糟粕，以文字为死骸，更几几乎以艺术为多事。他说，“我完全忘机于幽居底情趣之中，我的艺术已无所致其用了。”他说，“甚么是诗?是画?是牧歌?我们得享自然现象的时候，定要去矫揉造作吗?”不错，人到忘机于自然的时候，便有时候连诗歌、美术也觉其多事，更何有于学问、道德、宗教、名位呢!
第四，是他对于原始生活的景仰。原始人的生活，最单纯，最朴质，最与自然亲睦。崇拜自然、赞美自然的人，对于原始生活自然不能不发生景仰。所以他对于诗歌，则喜悦荷默和莪相。在井泉之旁，觉得有古代之精灵浮动。岩穴幽栖，毛织衣，棘带，是他灵魂所渴慕着的慰安。他对于农民生活亦极表同情：“自栽白菜，菜成拔以为蔬，食时不仅尝其佳味，更将一切种之植之时的佳日良晨，灌之溉之从而乐其生长之进行时的美夕，于一瞬间之内复同时而领略之。”他说，这种作为人的单纯无碍的喜悦，他的心能够感受到，真是件快心事。要这种人才有极真实的至诚，极虔敬的努力，极热烈的慈爱，极能以全部精神灌注于一切，极是刹那主义、全我生活的楷模!
第五，是他对于小儿的尊崇。美国现代儿童心理学家和迩氏——Hall以为“儿童时期是人类的天国，成人生活是从此而堕落者”。(Childhood is the paradise to the race from which adult life is a fall)此种言论，近今为保护儿童运动的前驱。儿童之可尊崇，在古昔数千年前的东西哲人已先后倡导。老子教人“专气致弱如婴儿”。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犹太的预言者以赛亚，说是预言者的黄金时代实现时，“狼要和绵羊儿同居;豹要和山羊儿同卧;小犊要和稚狮肥畜同游;一个小孩儿要牵引它们。”(《旧约•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耶稣说：“小孩子是天国中的最大者。”小儿如何有可以尊崇之处?我们请随便就一个小朋友来观察吧，你看他终日之间无时无刻不是在倾倒全我以从事于创造、表现、享乐。小儿的行径正是天才生活的缩型，正是全我生活的规范!然我们成人对于小儿时无今古，地无东西，却同一地加以虐待、束缚、鞭笞、叱咤，不许有意志的自由，视之如奴隶囚徒。我们且听歌德替小儿们道不平吧!“小孩子是我们的模范，我们应得以他们为师，而我们现在却把他们当作下人看待，不许他们有意志……这种特权定在那里?”
“《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了!”
“文坛的明星出现了!”
《少年维特之烦恼》在1774年出版。一般青年读者大起共鸣，追慕维特遗风而效学其装束。青衣黄裤的“维特热”(Werther'Sfieber)流行于一时。苦于恋爱不自由的青年读此书而实行自杀者有人，自杀之后在衣囊襟袋中每每有挟此小书以殉者。偎马公国(Weimar)的一个宫女也因失恋之故溺死于依尔牟河(Ilm)中，胸中正怀着这本《少年维特之烦恼》!种种传说喧动一时，佛朗克府(Frankfurt am Main)二十四岁的青年作家，一跃而成为一切批评、赞仰、倾羡之的。
歌德之声誉日隆，一时知名之士，如宗教家拉瓦特尔(I.C.Lavater)、教育家白舍陶(J.B.Basedow)，乃至当时德意志诗坛明星克罗普徐妥克(Klopstock)，均先后前来，瞻仰此文坛新星之光耀。扛举德意志文艺勃兴之职命于两肩之青年歌德，有如朝日之初升，光熊熊而气沸沸，高唱决胜之歌，以趋循其天定的轨辙。“歌德以前无文艺”的德意志，随之一跃而成为欧罗巴十八世纪的宠儿。盖世雄才拿破仑一世远征埃及时，也手持《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以起卧于金字塔与“司芬克司”间古代文明之废墟。偎马公国夫人，佛里德里克大王之妹，安娜亚玛利亚(Anna Amalia)也遣其子奥古斯特•克尔(August Karl)亲来拜访歌德，歌德不久(1775年)便成为偎马宫廷的贵客，而偎马便成为德意志文坛的中心地点。
——一个插曲(Intermesso)——
时——1774年夏。
地——莱茵河畔都益司堡(Duisburg)某旅馆的餐厅。
中年绅士数人，挟一青年文士，围桌畅谈，开放着文艺与思索的奇葩。
中年绅士之一人(突向青年发问)足下，你就是歌德君吗?
青年(颔首)我是。
绅士 你就是做那名扬四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的吗?
青年 我是。
绅士 那么，我觉得我有表示我对于那本有害无益的著作的恐怖之义务。我祷告上帝变换你那偏颇的邪心：因为有罪的人会遭横祸呀。
(一种不快的沉默，人人屏息凝气。)
青年(和婉地)从你阁下的立脚点看来，你不能不如此批评我，我是了解你的。我接受你诚恳的叱责。我求你在你的祈祷中别忘记了我的名字。
(座中嬉笑复起，各从暴风雨之豫感中解放。——幕)
青年文士不消说就是歌德，耿直的中年绅士是牧师霍生康普(RectorHosenkampf)，同时还有拉瓦特尔与白舍陶在座。有甚爱必有甚憎。维特一方面大受人们欢迎，另一方面却又为多少道德忧世之家所反对。霍生康普正是此中的一人。同时有著述兼出版家尼可来(Christoph Friedrich Nicolai)更著了一部《少年维特之喜悦》(Die Freuden des jungen Werthers)以对抗，叙述维特不曾自杀，终至受婚成礼。如我国有《水浒传》必有《荡寇志》，有《西厢记》必有《续西厢》，有《石头记》必有《后红楼》《续红楼》《鬼红楼》……可怜的是功利主义的无聊作家之浅薄哟!续貂狗尾，究竟无补于世!文艺是对于既成道德、既成社会的一种革命的宣言。保持旧道德的因袭观念以批评文艺，譬之乎持冰以入火。可怜持冰的人太多，而天才的火每每容易被人浇熄!啊!“天才底潮流何故如此罕出，如此罕以达到高潮，使你们瞠目而惊的灵魂们震撼哟!……居在潮流两岸的沉静夫子们在提防流水泛滥，淹没了他们的亭园、花坞、菜畦，知道筑堤以抵御呢!”
关于歌德的生涯，在此本想有所叙述，但是歌德八十三年间光耀灿烂的一生，绝不是短简的序文所能详尽的。——歌德生于1749年8月28日，死于1832年3月22日。我在此处，只能把此书的本事略略叙出，以供读者参考。
歌德以1771年毕业于市堡大学法科之后，翌年5月，游于威刺勒(Wetzlar am Lahn)。此地有德意志帝国法院，当时年少的佛朗克府律师要在本地创业出庭以前，照例当来此视习。
威刺勒帝国判官亨利布胡(Deutsche Ordens Amtmann Heinrich Adam Buff)有女名夏绿蒂(Charlotte)，时年十九岁(一说十五岁)。母亲死去，即代母抚育弟妹十人，经营家政。绿蒂金发碧眼，康健玲珑。6月9日夜，赴离市二里福培好仁(Volperthausen)舞会之途中，歌德与女友同车偶来寻访绿蒂。自此以后，两人十分相慕。然绿蒂已字人，其未婚夫克司妥纳(Johann Christian Kestner)乃翰诺威尔公使馆之记室，同时与歌德之交谊甚笃。
歌德为此无望之相思所苦，屡萌自杀的念头。1772年9月11日留书绿蒂，毅然离去威刺勒而回佛朗克府。9月10日，克司妥纳日记中有下面一段记事：
“10日 此日歌德博士与余同食于园中。入夜，往‘德意志馆’(Deutsche Haus——绿蒂之家)，彼与绿蒂与余谈及来世事。绿蒂问他：已死的人能够回来么?三人相约谁先死者，先报生者以死后之消息。歌德觉无精彩，怕是想到他明日要走的缘故。”
歌德回佛朗克府之后，不久便闻伊鲁塞冷之自杀。
伊鲁塞冷(Carl Wilhelm Jerusalem)以1747年3月21日生于屋尔分别堤(Wolfenbuttel)，在莱普齐(Leibzig)大学曾与歌德同学。1771年任彭池危克(Brunswick)公使馆之书记，得忧郁之症(Melacholie)，对于耶稣教怀疑，与其友人公使霍尔德氏(Herdt)之妻发生恋爱而失望，托辞旅行，借去克司妥纳之手枪，以1772年10月30日之夜自杀。死时着青色燕尾服、黄色肩褂、黄色腿裤、长靴，铜棕色。
伊鲁塞冷一死，《少年维特之烦恼》予以诞生。歌德初有作成戏剧的计划，继以四礼拜之时日成此小说。以1774年3月初旬脱稿，脱稿后立即付印而风行一时。
《维特》出版了，“维特热”的流行日见猖獗了。“生的闷脱”(Sentimental感伤)的怨男怨女，以手枪自杀者相随继。就中文人克来司德(Herr von Kleist)与其友人之妻情死，尤为世所周知。1778年以后《少年维特之烦恼》卷头，歌德有弁首一诗刻在上面了。
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
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
这是我们人的至圣至神;
啊，怎么从此中会有惨痛飞迸?
可爱的读者哟，你哭他，你爱他，
请从非毁之前救起他的名闻;
你看呀，他出穴的精魂正在向你目语：
请做个堂堂男子哟，不要步我后尘。
1922年1月22—23日脱稿
郭沫若序于福冈[1]
作者简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本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除郭沫若外，还有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学。1915年，进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1919年，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同年，创作诗歌《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凤凰涅槃》等。1921年8月，诗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历史剧《卓文君》、诗歌戏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历史剧《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完成论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归国参加抗战，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1938年4月，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1年12月，写成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1943年，完成历史剧《南冠草》。1944年写《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10月19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1953年，当选第二届中国文联主席。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1959年，完成历史剧《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历史剧《武则天》；同年，当选第三届中国文联主席。1969年，完成论著《李白与杜甫》。1973年，论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当选第四届文联主席；6月1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