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诗词一生真伪有谁知原文及赏析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三国诗词一生真伪有谁知，周公恐惧流言日①,王莽谦恭下士时②:
假使当年身便死③,一生真伪有谁知④!
【释词】
①周公恐惧流言日:周公姓姬名旦。他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而周公的三个弟弟管、蔡、霍都嫉妒他,乃造谎言,诽谤他想取成王而代之。周公无奈,避居于东。后成王悔悟,乃迎之归。三叔惧而叛,成王命周公东征,奠定东南,周乃大治。
②王莽谦恭下士时:王莽是西汉末年孝元皇后的侄儿,任大司马,掌管朝政。汉哀帝死,王莽迎立汉平帝,将自己的女儿作皇后。不久杀平帝,立孺子婴,自称“假皇帝”。接着又篡位自立为皇帝,国号“新”。王莽开始掌权时,伪装谦恭,笼络人心,深得人望。
③白居易原诗为:“向使当初身便死。”
④白居易原诗为:“一生真伪复谁知。”
三国诗词《一生真伪有谁知》原文及赏析
【赏析】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铜雀台落成,曹操大会文武,设宴庆贺。武将以骑射为乐,文官以赋诗为兴。且“诗中多有称颂曹操功德巍巍、合当受命之意”。曹操览毕大笑,乘着兴致勃发,回忆了数十年南征北战,平定天下的历程。而今身为丞相,权倾内外,有人怀疑其有异心,他说:“此大谬也! 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众人听罢,都起拜曹操说:“虽伊尹、周公,不及丞相矣。”在这段情节后面,插入了这首诗。
这首诗取自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的后四句,除个别字眼稍有不同外,基本意思没有改变。白居易此诗写于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在赴任途中所作。当年六月,诗人因上疏急请追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杀手,而遭到朝廷中不同政治势力的当权者的指责,再加上嫉恨他的人造谣,将其贬官。这件事对白居易的一生影响很大,诗人想起自己为国家大事直言,反遭打击,谣言中伤,心中愤愤不平,写下了一组政治抒情诗。《放言五首》(其三)是一首很好的哲理诗,它以通俗的语言讲了一个道理:对人对事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和评价,须经过时间的考验。识别玉的真假,烧它三天才能明白(诗人自注:“真玉烧三日不热。”)。分辨豫木还是樟木,那要等七年的时间才能看出来。这两个例子之后,便是小说节选的这四句。周公辅佐成王的时候,有些人造谣他有篡权的野心,但历史证明他对成王忠心耿耿,毫无二心。王莽在未篡权的时候,《汉书》本传说他“爵位愈尊,节操愈谦”,礼贤下士,但谦恭是假,篡权则是真。诗人用周公和王莽这两位历史人物的行为,让读者思考:假如当年周公畏惧流言和王莽伪装谦恭的时候,他们就死了,那这些人一生究竟是真是假,是忠是奸,又有谁知道呢?
当我们读完这首诗,自然会联想到小说家把此诗放到曹操一片自叙心迹的话后面,是想说明什么呢?曹操说:孤本愚陋,始举孝廉。后值天下大乱,筑精舍于谯东五十里,欲春夏读书,秋冬射猎,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不意朝廷征孤为典军校尉,遂更其意,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图死后得题墓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念自讨董卓、剿黄巾以来,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 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见孤权重,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但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孤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诸公必无知孤意者。
曹操这大段自述,讲了几层意思:一、数年征伐,一统北方的经历;二、身为丞相对国家一统的作用;三、指出了怀疑其有异心的错误责难;四、如今不放弃兵权,荣归故里的原因:一为避人谋害;二为国家免遭分裂。
历代人们读《三国演义》,对曹操的评价都是见解相左,贬多于褒。其要害处是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九月,曹操奉天子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从此,统揽朝政大权约二十五年。其官爵由将军、侯而丞相而魏公而魏王。毛宗岗在第一百零四回回首评中指出:曹操与诸葛亮都曾担任过丞相,总揽朝政,独掌兵权,能征善战。但诸葛亮尽忠,曹操谋篡;诸葛亮为公,曹操为私;诸葛亮不为子孙计,而曹操为子孙计。诸葛亮是贤相,曹操是奸相。毛氏的说法代表了传统的认识,可作一家之言。但从小说对曹操的刻画中可以看出:汉献帝在董卓之乱时登上皇位,时年九岁。由于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军阀纷争,闹得“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长安丧乱,洛阳残破。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春,汉献帝从长安返回洛阳京都,时年十五岁。身边仅有几位大臣。没有住的,只得依在残墙断壁之间;没有吃的,尚书郎以下官员只好自采野菜充饥。这时的汉献帝无依无靠,成了孤家寡人。东汉王朝虽已名存实亡,但是,这个末代皇帝在当时仍然是国家政权的象征,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借助这个名号,有利于反对分裂割据,实现国家统一。曹操不愧为封建的政治家、军事家,成功地总御皇机,在“君权神授”的正统思想的支配下,震慑州郡,感召百姓,加强了凝聚力和感召力,在政治上取得了优势。曹操从此开始了建树颇丰的生涯。军事上,“奉天子以令不臣”,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冬十月征伐杨奉开始,除袁术、破吕布、征刘备、灭袁绍、伐乌桓,整整十三年,一统北方;经济上,实行屯田,颁布租调制,杜绝豪强兼并。同时大兴水利,广开运河,为恢复生产,强兵足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用人上,鼎力革新,开创新风。以“唯才是举”和“论功行赏”为选才和用人的原则,起用寒门之士,使人才辈出,群贤毕集。总之,有“奉天子都许”的大举措,才得以成功地实现曹操的经国谋略。这是他主要的历史贡献。
至于他为了独掌朝政,总握兵权,采取残酷的杀戮手段,诛董承、杀伏后,扫清皇室周围一切异己的政治势力,甚至专国擅权,欺君罔上,也是事实。但不管如何评价曹操,他始终没有篡夺皇位。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上书,劝曹操“早归正位”。曹操将孙权上书出示群臣,大笑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如果说,二十多年前,曹操“奉天子都许”只是一个政治上的策略,那么这时的他权倾内外,想龙袍加身,易如反掌。可曹操直至寿终正寝,依旧称臣,只不过他驾空了皇权罢了。待曹丕篡位,曹后大骂曹丕时还说:“吾父功盖寰区,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窃神器。”曹操是不敢,还是不为,后人难以知之。因此,把“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联诗用在这里,既恰当,又巧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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