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讓生育的社會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內容簡介
不是「不能」生育
是社會「不讓」生育
將育兒的責任強加於女性，依舊是日本社會的現狀。
雇用環境逐漸惡化，社會構造日益複雜，結婚也變成困難的事，或者即便結了婚，也不願意要孩子，又或者即便要了孩子，也有父母放棄育兒甚至虐待孩童——種種社會現實刺目至極。
近30年來的日本，幾乎一成不變的現實是，家裡第一個孩子出生後，有6-7成女性面臨失業。女性不僅置身於只有丈夫和子女的核心家庭中，而且由於工作時間過長導致「父親缺席」，每3位母親中就有1人面臨「孤獨育兒」的現狀。
國家也不願意為育兒事業提供財政支持。託兒所的增設需要較多資金，於是國家選擇強化育兒假制度，試圖迴避問題。即便增設託兒所，也是放寬政策，允許民間資本參與。而民營企業為了一己之利，以低薪聘用新手，導致優質保育逐漸消失。
仿佛整個社會環境都在對女性說：「這麼擔心小孩的話，讓母親在家守着吧。」
作者簡介
1975年出生。勞動與經濟方向的記者。
高中就讀於水戶第一高等學校。神戶大學法學部畢業。
曾任職於株式新聞社，後任每日新聞社《經濟學人》編輯部記者，2007年起成為自由記者。
報道以年輕人的雇用、結婚、生產與育兒、重返職場等問題為中心。
著有《成為「正式職員」的年輕人們》（岩波書店）、《看護崩壞》（ASCII新書）、《職場流產》（岩波書店）等。
2013年，因「對『不讓生育的社會』的結構和一系列職場孕婦歧視的報道」獲貧困新聞報道獎。
原文摘錄
事實上，隨着採訪次數增加，我們發現二三十歲的單身男女會異口同聲地說：「嬰兒和小孩好像異次元世界的生物。」 與嬰幼兒幾乎沒有接觸的年輕人正在增多，他們甚至無法從外表猜想一個小孩的年齡。 個人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改變誠然是原因之一，而勞動環境的變化無疑帶來了更為巨大的影響。 孫兒央求說「夏天要去上補習班的公開課」，理由是要為小升初的考試做準備，畢竟他的同學都在上補習班，自己也不能落後。矢部先生非常擔心孫兒的成長環境。公寓樓下的庭院中，僅僅設有少量的玩要設施，不能騎自行車。孫兒的同學忙着上補習班，平時的閒暇時間，孫兒僅有的娛樂活動便是玩遊戲或看電視。矢部先生說：「對孩子來說，從嬰兒到小學時期，會萌生餵養小動物的想法。如果沒有充分的時間在外面盡情玩要孩子的社會性便無從建立。而缺少自發性質的玩要，孩子的領導性就沒法培養。忽視與孩子的發育息息相關的教育，一味往他們腦子裡灌輸書本知識，不過是大人為滿足自己私心的行為會讓孩子越來越討厭學習。」 進一步說，「有的父母單純是希望孩子能接受這樣的撫育方式，他們眼裡只看到了自己，而不關注整個社會。成年人的社會是很扭曲的，在未曾符合我們理想的社會中，追求培養符合自己理想的孩子，這樣的孩子還真是可憐。」他希望過幫助，向子女傳達「重視孩子感性培養」的育兒理念。 招任專科學校校長的矢部先生，對學校教育也持有某些疑如果老師只顧着催促「不快點完成作業，待會兒會做不完的哦」，孩子的學習欲望只會日漸萎縮。即便在玩耍時間，他們不能悠閒自在地玩，因為日程表早已規定好了。對孩子來，這是一種過飽和狀態，會漸漸變得討厭學習。越是4月1日前出生的低年級小學生，越是需要放緩速度接受教育。平時，父母可以稍微抽些時間陪孩子看看書，這是很重要的。日積月下，孩子能學到更多東西。父母的耐心輔導，能夠極大程度地改變孩子的未來。
書評
《使女的故事》在美國大火後，不少女性大呼小叫這就是中國的未來，國家總有一天要把所有女人關起來變成生育機器，但我覺得這種想法未免杞人憂天，因為生個孩子就不用工作這種好事，在我們這個萬惡的新社會是絕不可能發生的，即便是瑞典這樣的高福利國家也不敢許諾這種事，別提我們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了。從理智的角度講，國家和企業其實應該是非常反感生孩子這種行為的。
兒童不是勞動力，而是純粹的消耗性群體，國家不得不在保育、教育、醫療等方面對兒童支出，並對撫養兒童的家庭予以各種各樣的稅收減免和支持，兒童的父母集中在二十出頭到四十歲這個群體，他們是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和消費者，如果這部分人選擇結婚生育，將展現出消費高而納稅低的特點。政府本身是服務型單位，沒有任何的產出，他的收入主要來自稅收，所以與很多有迫害妄想的人所想象的恰恰相反，一個明智的政府應該支持離婚少育，兩個人各自生活比組成家庭生活成本更高，這樣碎片化的社會有利於增加稅收，拉動消費，這才是韭菜的正確割法。至於有些人說不生孩子國家就沒韭菜割了，更是無稽之談，因為鼓勵生育永遠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這一屆政府不得不為了兒童加大財政負擔，但等這一屆孩子長大可以成為合格勞動力，他們小時候那屆政府不說死光了也都退休了。而至於企業為何不鼓勵員工生育，則更無需細說，作為一個以營利為目的的組織，企業會盡一切手段遏制人力成本的上升，而生產育兒的假期顯然不是一個理性的企業願意承擔的。
在上個世紀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掀起了工人要求勞動保護，與資本家對抗的浪潮，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是，隨着女性參加工作的比率越來越高，勞動力群體越發壯大，同時女性由於生理原因理應對勞動保護問題更加敏感，全球範圍內勞資對抗現象反而緩解甚至消失了，白領們前仆後繼的死在工作崗位上，如今大家對過勞死的新聞已經麻木，最開始還都是男性過勞死，如今女性過勞死也不稀奇了，而半個世紀前的碼頭工人如果有同事累死在工作崗位上，估計資本家不把機槍駕出來這事兒就沒完。然而在這種情況下， 資本家們依舊覺得那些底層員工不夠努力。不996的男人不是真男人，不996的女人就是被男權社會洗腦。
我覺得單純從女性主義視角解讀生育問題無助於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這個視角掩蓋了這個問題中蘊含的真正利益衝突，這也是為什麼如今鋪天蓋地為女性發聲，情況卻沒有任何好轉。從職場角度講，你的同事休產假和育兒假，將會直接造成你的工作負擔加重，這會直接導致你對該名員工的怨恨乃至排擠，而這種心理跟你的性別無關，所以單純提拔女性作為主管不足以解決問題，一個更急功近利或對員工漠不關心的女領導甚至會加重這種氛圍。從家庭的角度講，一個孩子降生後家庭的經濟壓力驟增，男性不得不更多地工作以維持家庭開支，同時更不敢違抗公司要求加班加時工作的要求，這會導致他很難對育兒提供支持。而要解決這樣的現實困境，單純地要求增加育兒假和產假的福利或是罵男人都解決不了問題。
首先育兒假和產假會構成一個企業的負擔，如果強制所有企業執行嚴格的超長產假育兒假，會導致中小型企業無力負擔，就業市場性別歧視會進一步惡化，中小企業大規模倒閉，最後的結果就是大量女性會傾向於到育兒福利更好的政府崗位和大企業工作，這會導致政府崗位和大企業結構臃腫，效率低下，而他們給員工的福利卻來自整個社會的稅收，尤其是那些真正勤勞肯乾的人。這些職位不當地占用了社會資源，會讓整個經濟喪失活力，最後會導致更多人失業，無論男女，而當一個社會失業率惡化到一定地步，女性一定比男性更先收到衝擊。美國的育兒社會支持並不比日本好，但美國的生育率卻超過中國，排除移民國家的影響，民眾生育的意願更多地反映了社會的彈性和活力，日本社會老齡化奇高的情況恐怕和年輕人更願意進大企業和政府的就業思維定勢不無關係。
而日本還是一個發達國家，對於發展中國家，增加一個社會的就業彈性，比單純增加福利可能更有意義。印度在1947年就有嚴格的勞工保護法出台，但這束縛了勞動力密集型小企業的發展，看似更人性的勞工保護卻讓更多人丟了工作，所以印度錯過了全球化過程中發揮人口紅利的機會。雖然中國幾經毀滅性政治動盪，但如今經濟發展卻超過印度，同時印度因為整個經濟落後，城鎮化水平低，女性的生存環境也比中國更差。對於低收入女性而言，她們往往受教育水平不高，職業選擇只有體力勞動或低技能型服務業，比方餐飲、育兒、清潔、超市促銷，一旦這些女性能被這些崗位吸納，創造更多的家庭財富，他們的家人就會更願意鼓勵她們就業，同時更高的家庭收入會讓她們的女兒受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生活，母親出去工作的經驗會讓女兒更願意成人後離家工作。但印度恰恰無法提供這些就業崗位，所以女性只能依附夫家生活。印度是出過女總理的國家，但總理英拉出身的家庭富裕到可以把衣服專門送到巴黎去洗，由此可見階級、收入永遠比性別重要，而英拉這位女總理也並沒有改善印度婦女的生活，她推崇的左派國有化政策讓整個國家陷入貧困。單純割裂性別不講社會流動性和經濟發展無法解決任何問題，就像比爾蓋茨的老婆寫了本書，講自己到處去全球貧困國家發避孕藥，說避孕藥是解放女性的有力工具，不然女性就是生育機器。但避孕藥產生的根本原因是醫療、經濟進步引起的嬰幼兒死亡率降低，農業社會四個孩子裡有一個能長到有條件生下自己的後代就不錯了，如此高的兒童死亡率下避孕藥根本沒有存在的意義，因為生的速度還趕不上孩子死的速度，現在避孕藥之所以成了人類之光是因為城鎮化和嬰幼兒死亡率下降，掙錢的速度趕不上孩子花錢的速度，沉重的養育負擔產生了迫切的避孕需求。對於經濟落後地區的女性，要想富還是得先修路，隨着經濟增長的腳步育兒會緊跟着升高，人們寧不做愛都會想辦法少生孩子。
我認為女性因為生育離職的比率只能反映生育對就業影響的其中一面，更重要的是女性離職後就職的比率，如果一個社會缺少讓女性生育後重歸社會的幾率，中小企業經濟不活躍，人們只希望擠進福利更好的政府崗位和大企業，那麼單純增加產假並無助於改善女性職場地位，相反會讓更多女性無法就業。韓國社會老齡化嚴重，社會保障又跟不上，政府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延遲退休，導致各個企業都是老年人把持要職，而韓國社會論資排輩問題極其嚴重，年輕人想在職場混下去生存環境極端惡劣，結果就是生育率極低，如果韓國保持目前的生育率，大概七百年後最後一個韓國人將從地球上滅絕，而目前這種情況下讓年輕人生孩子簡直是天方夜譚。
二十一世界的白領之所以革命性更低，一方面因為白領的收入更高，用馬克思的話講應該叫小資產階級，所以妥協性更高，革命性更低，社會主義運動在當時最窮的國家成功不是沒有原因的，另一個方面就是白領不像藍領工人有統一的組織和利益訴求，很難形成一股政治力量。這種碎片化的狀態是後工業社會的常態，很多女性在生育前就陷入了只有工作關係，沒有人際關係的碎片化城市生活，一旦離職生育，那麼立刻就會陷入每天和孩子獨對的被隔離的世界，這讓育兒變得更辛苦，新手母親更加手足無措，容易引發抑鬱症甚至虐嬰行為。而商業社會抓住這種現實，進一步加重新手母親和社會的隔離，媒體大肆渲染生育過程的醫患矛盾，這都讓現代人對生育越發絕望。有些家境優渥的幸運兒能在這種消費社會中享受到好處，而更多的普通人則深受其苦，結果是社會貧富差距和幸福感進一步拉大。很多男性為養家無法提供及時的育兒支持，公司不為這些人提供便利，社會也不為這些母親提供支持，只是一味鼓勵這些經濟窘迫的家庭加重夫妻分裂，而這樣本身收入不高的家庭一旦破裂，每一個人的生活都會更差，甚至後代的社會上升通道也被堵死，一代代人陷入死循環。誠然很多人有父親不必參與育兒的傳統觀念，但這裡面還隱含了社會不想讓男性參與育兒的無奈現實，現實會加重傳統觀念，最後加重性別不平等。
《在不讓生育的社會》這本書中，作者舉了好幾個因為生育離開職場的女性，她們有的只願意做政府公務員，但崗位有限，派遣崗位沒有前途，與其就職不如當全職太太，有的之前工作就過於辛苦，在過勞死的邊緣，離職生育是明智又無奈的選擇，還有的身陷黑心企業，公司唯利是圖，想盡一切辦法剋扣員工，簽訂合同時就矇騙員工，而公司擁有成熟的法律團隊，個人跟這些組織打官司根本沒有勝算。真正因為完完全全的性別歧視離職的女性，幾乎沒有。事實上，企業的邏輯很簡單，能幹活的，他都不會問你是人是狗，幹不了活的就只能滾蛋。書中還講了一個身患先天性心臟病的男性，雖然成績優異為人上進，但僅僅身體原因連考公務員都無法通過體檢，相比這些因為生理原因受歧視的群體，孕產婦恐怕還是現代企業制度下的「幸運兒」了。事實上，任何勞動者都應該有獲得平等就業的機會，不管是孕婦還是心臟病患者，女性視角下的生育問題掩蓋了勞動者正常權益的爭取，使得這個社會呼聲越來越大，環境卻越來越惡劣。
人是否生育，從直接利害關係講只跟本人有關，但從整個人類社會的存續講，這又是頭等大事，這就像環境保護，任何當代人是享受不到益處的，只有我們想到未來，想到我們有一天死去後，還有更多的人能生活在更好的世界裡，這個社會才會變成一個適合生育的社會。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