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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书籍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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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籍史。研究、揭示中国书籍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史。书籍系指以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扬思想、宣传主张等为目的,经过加工、创作或编纂，用文字书写、刻、印在一定材料上的著作物。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具有双重性──既是精神产品，也是物质产品。
基本内容
中文名：中国书籍史
记 载：《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文字起源：大约4000～5000年前
文字定型：商周时期
正文
书籍生产流程的首要环节是创作，因此书籍的思想内容、结构体例、深度水准等首先是受人制约的。任何著作家都生活在一定的时空和阶层里, 他们的思想感情、人生态度以及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观点，都带有时代的特色。这些特色通过人的折射，反映在书籍里，也就呈现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书籍生产倾向。同时，从人的思想要用文字表达时候起，文字就有个载体问题。载体就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书籍的制作材料，制约着书籍的制作方法。书籍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又影响着书籍装帧形制的演变。
概述
中国书籍史便是研究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书籍创作的不同倾向和特点，揭示书籍制作材料、制作方法、生产概况、装帧形制等的发展变化，及其彼此之间制约消长的关系。它可分为初期书籍史和正规书籍史两个发展阶段。
文字的起源和初期的书籍距今大约4000～5000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文字。到商、周时期，文字逐渐定型。文字必须借载体才能得以表现，而文字与载体的结合，便是初期书籍的雏型。从现存的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和早期石刻文字看，殷周时期是中国初期书籍发展的历史阶段。
甲骨文字甲骨是龟甲和兽骨的合称。殷人乃至于西周人，都很重视占卜。在征伐、狩猎、畜牧、农事及灾害、疾病、祭祀时等，通常都要求神问卜。甲骨便是用于占卜的工具。占卜完毕，把占卜的时间、卜人的姓名、问卜的事项、占卜的结果及事后应验的情况等，用文字记刻在卜兆的附近。这种文字称为甲骨文，也称甲骨刻辞或卜辞。 严格地说， 它只是记录性的档案材料，不能算是书籍。但能把占卜的事项完整地记录下来，使旁人或后人从中获取一定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它可视为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
石刻文字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在石头上刻字的记载方法，中国古代也不例外。《墨子》中有“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 ”的记载， 可见战国及战国以前，在石头上刻字相当流行。现存的早期石刻为唐代初年在宝鸡出土的10个石鼓，上面刻有歌颂、描绘秦国国君出猎的四言长诗，字体属于籀文。原有 600多字，但传世既久，字多漫漶。1965年在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一批写有文字的经过整治的玉片和石片，内容是三家分晋前夕，赵鞅为了战胜守旧势力，与不同身份人所订的盟誓,称为“侯马盟书”。这些雕刻和书写在石鼓、 玉、石片上的文字，虽不是现代意义的正规书籍，但不失为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
青铜器铭文中国青铜器出现很早，行用的时间从殷朝后期到西汉，大约1300余年。青铜器是当时贵族和统治阶级使用并极受珍重的器具。大体可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其他日用器物几类。尤其礼器是贵族们的传家宝，只有在举行盛大典礼或祭祀时才使用。如鼎，甚至被看成国家权力的象征，称为“重器”或“吉金”。
殷人已有在青铜器上铸刻文字的习惯, 但文字较少。且多刻在器物比较隐蔽的地方。到了周代初期，文字渐多。西周后半期到春秋中期，所刻文字更多，有的是多达几百字的长文。这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也称金文。严格地说，它也不是正规概念的书籍，但有些铭文确实是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记载，也可视为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
中国的正规书籍大约产生在春秋末年以前。后世尊为“六经”的 《诗》、《书》、《易》、 《礼》、《春秋》、《乐》，或尊为“五经”的《诗》、《书》、《易》、《礼》、《春秋》，相传就是经过大教育家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整理编定的。例如《诗经》，在其成为儒家经典以前，只称为“诗”或“诗三百”。据《左传》记载，周景王元年 (公元前544)吴季札到鲁国观乐，鲁国为他所歌的《诗》，其分类名目、先后次第等，已和今本的《诗经》差不多。而这一年，孔子 8岁，足见在孔子删《诗》之前，早已有一部诗歌总集在流传了。孔子晚年喜读《易》致令“韦编三绝”，表明孔子之前《易》也早己成书。《论语》中记录孔子多次引用《诗经》和《书经》，表明《诗》、《书》确实早已成书，并为孔子尊崇和征引。至于《春秋》，亦非孔子所作, 而是根据旧有的鲁国《春秋》编次而成。所有这些，可以证明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中国的正规书籍早已产生。
进入战国时期,奴隶制社会急剧向封建社会转化,在思想界形成百家争呜的局面。先秦诸子争相游说和著书立说，产生了大批私人著作。如早期的儒、道、墨家之说。战国中期以后，儒家有孟子、荀子; 道家有尹文子、慎子、庄子；法家有商鞅、吴起、申不害、韩非；名家有公孙龙、惠施；阴阳家有邹衍、邹爽等。都有他们自己的著作。 此时， 科学技术方面出现了医书《内经》、药物书《本草》；文学方面出现了屈原的不朽名著《离骚》。在天文、历法、农业、畜牧、历史、地理等方面，也出现了专著。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以后，佛教经典也陆续被翻译过来。自沙门静琬于隋末唐初在今北京房山县石经山始将佛经刻于整治好的石块上以后， 历经辽、 金、元、明、清代的递刻，刊石 1万多块，形成了石刻大藏经, 这也是典型的正规书籍。故石刻文字应当分为两期，早期的石刻文字，应当属于初期书籍的范畴；后世的石刻儒家经典和释家经藏，则属于名副其实的正规书，或者称为“石头书”。
竹木简书随着正规书籍的产生和发展，书籍的制作材料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广泛采用了竹木简、版牍和缣帛。竹木经过刮削整治，制成长条形的竹片、木片或方版。每简通常只写 1行，汉代木简也有写两三行或四、五行的，少则几个字，多的10～20余字。牍是写有文字的木板，1 尺见方的称为“方”，主要用来写短文、制籍簿、 绘图和通信。 但竹木简制作麻烦，使用笨重，阅读不便，故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帛书也开始流行。
帛书用丝织品制作的书。生帛的 1种叫素，叫绢，双丝撒黄的细绢叫缣，所以又有“缣书”或“素书”之称。帛轻软，可根据文字长短随意裁截。为效仿竹木简书的条状，帛书上还绘或织有红、黑界行线，称为“朱丝栏 ”或“乌丝栏”。 后世写、印本书的红、黑界线，仍称朱丝栏或乌丝栏, 典出于此。帛书比竹木简书优越，但产量有限，故并未取代竹木简书，而是和竹木简书并行，直到为纸书所取代。
石头书正规书籍产生之后, 刻石的流风仍然不断。东汉灵帝熹平四年 (175)，为了给天下人树立读经的范本，政府下令将《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七经全文刻在46块石碑上，立于太学前 (遗址在今河南省偃师县佃庄公社太学村 )，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由于经文都是蔡邕等用当时通行的隶体字书写，故又称“一字经”三国魏正始二年(241)，又用古文、小篆、汉隶3种字体刊刻《尚书》 、《春秋》 、《左传》(未刊完)于石碑上，称为“魏石经”、 “正始石经”或 “三体石经”，与“熹平石经”立在一起。唐代大和七年 (833)，又用楷书刊刻《周易》 、《尚书》 、 《毛诗》、 《周礼》、《仪礼》 、《礼记》 、《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縠梁传》、《孝经》、《论语》、<尔雅>12种经书于 227块石碑上，另附五经文字、九经字样。至开成二年 (837)工竣，立于长安务本坊国子监太学，史称“开成石经”。 纸书中国西汉时期已发明造纸技术。到东汉和帝时期 (公元89～105)，尚方令蔡伦在原料和技术上加以改进，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等造纸，并于元兴元年 (105)后得以推广。东汉末年，山东人左伯进一步改进造纸技术, 纸的质量提高、品种增多，应用更加广泛。到东晋末年， 桓玄帝下令废除竹木简， 一律以纸代之。从此，纸书取代了以前各种材料制作的书。
纸的发明，不但促进了写本书的繁荣与发展，也为书籍制作方法的改革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中国古代书籍的制作方法雕版印书从初期书籍算起，有近2000年的时间采用刀刻和手写的方法。竹木简、帛书时代,特别是纸书盛行之后，主要是手写。7世纪初，雕版印书的技术发明使书籍的生产方法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但唐代的雕版印刷多为佛经、 佛画或历日、字书、阴阳、杂书，且多为民间私宅所刻。五代时，政府采用雕版印刷术，由国子监主持校勘雕印了“九经”和《经典释文》。宋代,雕版印书的方法为政府、 民间、私宅、坊肆广泛采用，书籍生产进入了极盛时期，并影响辽、金、西夏也广为刻书。宋代刻书, 无论官刻私雕，一般版式大方、行格疏朗、字体端庄、纸墨精良，为后世书籍的楷模风范。直到明清时代, 雕版印书经久不衰，而且越来越发展。特别是明代的套印、饾版和拱花技法，把雕版印刷技术推向了高峰,出现许多蜚声中外的作品。
活字印书雕版印书使书籍的生产量大大超过了写本书时代，但它只能1种书雕1套版，1套版印1种书，不能在种数上生新。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印书，其制字、排版、印刷的方法，已具备现代铅字排版印刷的基本原理。元代王祯据此创制了木活字。明代又发明了铜活字。宋代泥活字，元代木活字排印的书虽然失传，但明代铜活字，清代仿毕昇泥活字、仿王祯木活字所排印的书却留存了下来。清代雍正四年(1726)用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金属活字印书工程。乾隆年间 (1736～1795) ，用木活字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工程。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 书籍的装帧包括版面、插图、装帧形制等的设计与实施。竹木简书时代，虽然难说有什么版面上的艺术构想，但条条竹木简及上1道下1道编简成册的编绳所形成的书状，却为后世帛书、手写纸书、版印纸书所继承和模仿，奠定了中国书籍版面设计的基本思想。帛书的朱丝栏、乌丝栏，手写纸书、版印纸书的边栏界行都是从竹木简书演化来的。尽管版印书籍在栏线、版式设计上不断花样翻新， 诸如花栏、 竹节栏、博古栏的出现，在版式上二截版的出现等，但基本格式仍保存着竹木简书的流风余韵，古朴典雅，端庄肃穆。正经正史，尤为如此。
中国书籍自古有书有图。雕版印书兴起之后，插图版画日益发展。插图的形式与位置随书籍装帧形式的演变而变化。卷轴装盛行时期的插图，多以卷首扉画的形式出现；册叶装盛行以后，则出现了卷首插画、卷内连续插画或上图下文、或左图右文等多种形式。至于插图的风格、镌绘的技巧、景物的布置、人物的勾勒、构图的思想，则依时代、 地区、 画家、刻手的不同而各异。纵观宋代以来所刻书中的数万幅插图版画，尤其是那些彩色套印和饾版拱花套印的版画，把中国书籍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彩。
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随书籍制作材料、制作方法、检阅方便、 利于图书保护的演化轨迹而演变。 竹木简书,只能用麻绳、丝线绳等编连起来, 称为简策。帛书柔软, 则采取卷起或叠起的方法,称为卷子。纸书出现以后,特别是手写纸书, 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从东汉末年直到终唐之世,主要还是卷子装,加轴则称为卷轴装。卷轴装翻检不便，于是在唐代又出现旋风装和经折装。雕版印书盛行之后，适应1版1叶的特点，宋、元时代又盛行蝴蝶装。蝴蝶装容易散裂，南宋时又出现了包背装，流行于元、明、清代。包背装仍然容易散裂，经不起经常翻阅，明代又重新出现并盛行线装。线装是中国古书装帧史上最后流行的形式，也是较为完美的形式,既古朴典雅,又经久耐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