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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西天取经第一人:比玄奘早两百多年，义熙七年，法显搭乘商船泛海东行归国，遇风飘泊九十日至耶婆提国（爪哇），在此住了五个月。义熙九年（公元413年）法显才终于回到当时的东晋首都建康（今南京）
原文
一部《西游记》，使唐僧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很多人却不知道，比唐僧早两百多年还有一位中国历史上去西天取经的第一人，他就是65岁高龄的东晋高僧法显大师。更牛的是，回南京译经的同时他还写下了我国首本记述当时中亚、印度和南海诸国山川地貌和风土人情的游记《佛国记》。
有人说，再不远行，就老了。其实，只要有恒心，有毅力，任何旅行都能跨越年龄的限制。
一部《西游记》，使唐僧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很多人却不知道，比唐僧早两百多年还有一位中国历史上去西天取经的第一人，他就是65岁高龄的东晋高僧法显大师。更牛的是，回南京译经的同时他还写下了我国首本记述当时中亚、印度和南海诸国山川地貌和风土人情的游记《佛国记》。
65岁出发，历时15年觅得真经 法显，俗姓龚，平阳（今山西临汾）人。东晋高僧、旅行家、翻译家。除了取经第一人之外，他也堪称是我国留学史上空前的第一人。
公元399年，法显大师以65岁高龄，历时15年，穿过雪山，越过沙漠，渡过惊涛骇浪的大海……在穷游了近30个国家后，这场求法之旅最终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觅得真经戒律。
著名作家冯亦同在“南京传世名著推荐手册”中写道：“法显（公元334—420年）是中国历史上西行求法的第一人。他于隆安三年（公元399年）自长安出发，西渡流沙，越葱岭至天竺，游29国，历尽艰险，赉佛典多种以归。义熙九年（公元413年）抵首都建康，住道场寺五年，翻译经论的同时，将十四载取经见闻，融合着佛学智慧，写成了不朽的世界名著《佛国记》。此书亦名《法显行传》《佛游天竺记》，全文约万字，对行经诸国山川形势、佛教名胜和宗教活动都有真实记叙，为研究南亚次大陆各国古代史地、交通和风情保存了重要资料。自19世纪以来，先后被译成法、英、日文等，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是世界宗教史、东方文化史和南京对外交流史上的千秋瑰宝。”
相比途中肯定是没有妖魔鬼怪来捣乱的，但自然也没有各路仙人的“鼎力相助”，不过狂杀暴雨，想必法显大师取经期间所经历的又岂止是九九八十一难。值得庆幸的是，苦中也有乐，游学归来的法显大师在东晋首都建康（今南京）不但译经，还写出了这篇著名的游记。
同行者曾有11人，回国只剩法显
法显这次取经，绝非《西游记》故事中唐僧所受皇帝之命一样。在后世很多研究者看来，《佛国记》书里没有攻略，没有线路，有的只是虔诚而执着的心。
“重读南京寻访团”的创立人、80后的李欣说，此前，五胡十六国之乱，法显大师研读国内佛教经典却发现，佛经很多，但西域流传进来的佛经大多都是口头传诵，无文字记述，导致了翻译的错误很多。辗转记录之后，错谬更多，残缺不全；且上层僧侣与官府勾结，欺压下层僧侣；一些僧侣不守佛法，无统一的佛家戒规。法显看到这些情形，十分感慨，便决心到佛教的发源地天竺去求取“真经”。于是法显从长安出发一路长途跋涉，经过大戈壁、塔克马拉干大沙漠，翻越帕米尔高原，一路同行者曾有十一人之多；经历了千辛万苦，艰难万险，“最后回国只剩下法显一人，可以讲不一定比《西游记》里面遇到的各种妖魔鬼怪的苦难少。”
李欣认为，《佛国记》是我国第一本记述了当时中亚、印度和南海诸国山川地貌和风土人情的游记，“虽然不到一万字，但在今天仍然是人们研究南亚次大陆诸国古代历史、宗教和风土人情的重要历史文献。”
在今天的雨花台公园的雨花阁内，至今还藏有当年道场寺的古瓦，用来追忆当年法显大师对中国佛教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至今，《佛国记》仍是世人公认的不朽之作，备受各国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的重视，近代有英、法、德等译本。
译出的《摩诃僧祗律》成为经典 南京古寺多，其中又以南郊的古寺为最多，成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一个缩影。“古往今来，南京的佛寺远远超过诗人笔下的‘四百八十寺’。”南京古都学会副会长、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王能伟介绍，在高峰时，南京的佛寺达700余所，佛学研究亦相当精深，雨花台一带寺庙更是成了佛经翻译中心。当时建康从事佛经翻译的中心，主要有城南的道场寺和城北的华林园，高座寺、瓦官寺、龙光寺、道林寺、祗洹寺、长干寺和天竹寺也是译经的重要场所。“这些寺院大部分集中在城南，以道场寺为首。就在雨花门外。”
王能伟介绍，“禅师窟”道场寺译经的有一批人。其中法显经30余国到达印度，取得了《摩诃僧祗律》的梵本，后又至狮子国得到《长阿含》、《杂阿含》、《杂藏经》等梵本，于公元412年返回中国。回到建康后，共译经6部，达100多万字。其中《摩诃僧祗律》成为后世研习律学的根本经典。
然而当记者询问道场寺旧址在何处，王能伟表示，在雨花台以外，但具体在哪，“我没有研究，不好说。”
揭秘法显取经全过程
首位出国取经的求法大师
前不久，纪录片《佛国记：法显西行》正式播出。这部大型佛文化类纪录片揭秘了法显从长安出发，历经千辛万苦西行取经并将其翻译成汉字，传于后世，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动人事迹。全片共分上、中、下三集，每集时长35分钟。
一出敦煌，就是一片广大无垠的沙漠，气候酷热，多恶风，法显一行只凭偶尔见到的枯骨为标帜。后经鄯善国（今新疆鄯善）、乌夷国（今新疆焉耆）。当时的乌夷国奉行小乘教，一般居民不知礼仪，拒绝资助求法的费用。法显等人后幸得供给，又继续向西南方前进。在杳无人烟的沙漠中横渡，艰难困苦，一行人走了一个多月后，终于到达于阗国（今新疆和阗）。在于阗国，法显等人滞留了三个月，结束后，法显等人经子合国，南行入葱岭，到达麾国过夏。其后，法显等人经过了25天，到达与印度接境的竭叉国，与慧景等人会合，并参加国王所举行的五年大施会。
东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法显等人向北印度前进，越过葱岭，地势惊险，常有恶龙吐毒风，又经年飘雪，当地人称为雪山。到北印度境内的阮历国后，一行人又沿着葱岭向西南行，山路崎岖，千仞石壁，万丈绝崖。法显等人越印度河，到达乌苌国，在此结夏安居。然后南下，历宿呵多国、犍陀卫国、竺刹尸罗国，到弗楼沙国，其间，僧景、宝云随慧达回国，慧应在此病故。法显独自前往那竭国，与慧景、道整会和，并在这里度过严寒的冬天。元兴二年，法显等三人南度小雪山，忽遇寒风暴起，慧景突感寒疾，气绝身亡，法显抚尸，悲痛难抑。
越过小雪山，法显一行又先后经历许多国家。他们抵达王舍城后，打算前往城东北的灵鹫山礼拜，却遭一僧规劝：“路况不佳，噬人黑狮经常出没，不可前往。”法显说：“我远涉数万里，经历艰险，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参拜佛陀当年说法处，纵有险难，也绝不退缩。”后来法显独自上山，并感化了黑狮。后来，法显又沿着恒河东下，经瞻波国，于义熙四年到达东印度的印多摩利帝国，停留两年之后，泛海前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在狮子国停留两年，求得《弥沙塞律》及《长阿含经》、《杂阿含经》、《杂藏》等梵本各一部。
义熙七年，法显搭乘商船泛海东行归国，遇风飘泊九十日至耶婆提国（爪哇），在此住了五个月。义熙九年（公元413年）法显才终于回到当时的东晋首都建康（今南京）。
道场寺究竟在哪？
按照史料在秦淮河南岸长干里一带
作为六朝、明代等文明中心的南京，2012年，加入“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计划。“海上丝绸之路·南京遗迹”申遗文本就是由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负责编纂。在该研究所所长贺云翱心目中，道场寺与海上丝绸之路密不可分。
贺云翱说，法显是将陆、海两条丝绸之路连在一起的高僧，也是一位学者、旅行家。法显与一些来自国外的高僧一同译经，并写出了第一部反映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著作《佛国记》，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有一定地位。但遗憾的是，道场寺今天已没有实际遗迹。贺云翱说，按照史料，就在秦淮河南岸的长干里一带，“直到清朝还有人能够指出道场寺的位置，就在大报恩寺（又名长干寺）的东边。虽然其具体地址我们尚未找到，但今天有《佛国记》这部法显留下来的著作，可以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遗产’。”[1]
佛教信仰
信仰佛教的好处，有些虽然信仰他教亦能获得，但毕竟佛教要高超、殊胜多了。
佛教详尽地剖析宇宙人生的问题，目的在使人对人生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而佛教的人生观，严格说来，是既不属于悲观，也不属于乐观的，我们可以勉强称它做：‘中观’。
什么叫‘中观’呢?就是既不哭哭啼啼地悲叹人生，也不浑浑噩噩地虚掷生命，它能用智慧的眼光，扫除一切人生的疑惧、苦闷和误解，而正确地认识人生的真象，把握人生的方向。
佛教又认为众生是一体的，休戚与共的，小我生活于大我之中。因此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不但不能自私自利，反而要有慈悲助人的精神。
佛教反对命运操纵在他人或神的手中，自己做的自己承当，因此人人要克苦耐劳，努力奋斗，为了明日，必须献出今天，没有辛勤的耕耘，哪会有丰硕的收获呢?
佛教的戒律，对人的行为并不是死的束缚，而是活的鼓舞，在消极方面可以止恶防罪，在积极方面能够鼓励救人济世。举‘不杀生’为例，它的真正精神与目的，不在自己的不杀，而是要去劝人戒杀，一个立志学菩萨道的人，自己杀生固是破戒，就是见死不救也是犯戒。其他戒律也莫不如此，不但自己不能‘偷盗’、‘说谎’，更要劝人不要偷盗、说谎，苦口婆心的，不厌其烦的劝人改邪归正。
严守五戒是做人的根本，违犯五戒在社会上就不能立足，同时为国法所不容，最后只有身系囹圄，饱尝铁窗滋味。而佛教更认为要想做‘人’就非守五戒不可，违反五戒，下世就不能再得人身，而将堕入地狱、畜生、饿鬼等三恶道了。(这三类众生的报应都是痛苦不堪的，因此称为恶道。)我们且不管下世如何，看看目前就够了，人能不杀生，社会上就没有杀人命案;能不偷盗，就没有小偷、强盗;能不邪淫，就不会有男偷女娼，破坏家庭伦理的事;能不妄语也就不会有欺、诈、骗等事;能不饮酒，则身心愉快，头脑清晰，不会因一时糊涂而闯祸。(酒有害身体，早经医学一再证明。)如此，这个社会不是宁静、安乐的社会吗?因此我说佛教有净化社会人心的功用。
佛从不生气，或处罚弟子，在佛教经典中，绝对找不到佛发怒而用洪水、瘟疫来处罚人类的。
佛对弟子一直和颜悦色，谆谆教诲，他真的是‘有教无类’——不论老、少、贫、富、贵、贱，同时包括宇宙间每一类众生在内。
佛最懂得因材施教，能把握不同的时机，对不同资质的众生说最好的道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