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春為什麼說「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元春
元春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對宮廷生活的否定,和對妃嬪制度扼殺人性的嚴厲批判。
元春為什麼說「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
富有才學是曹雪芹賦於元春形象的一個重要方面。元春將「有鳳來儀」和「紅香綠玉」分別改為「瀟湘館」和「怡紅快綠」,又將後者改為「怡紅院」,都更加高雅。她點評眾姐妹之詩說:「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眾不同,非愚姐妹可同列者。」十分正確。而說實際上是黛玉為寶玉捉刀的那首《杏簾在望》為寶玉所作幾首之冠,更是眼力非凡。也可證明黛玉「胡亂作」的那首五言律詩《世外仙源》實際上比寶釵的那首要好。只不過由於寶釵和賈府的關係比黛玉和賈府要略遠一點,按照中國傳統文化中客人優先的習慣,所以元春說「薛林」而不說「林薛」罷了。
就藝術形象本身的思想意義來說,元春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對宮廷生活的否定,和對妃嬪制度扼殺人性的嚴厲批判。乍一看,賈府出了個貴妃,榮耀無及;元春身為貴妃,位極人女,都是無數人家羨慕不已的。只要看看元春省親活動本身之隆重,之顯赫,就足以令人讚嘆艷羨了,更何況還為此專門建了一個大觀園呢。可是我們變換一個視角,仔細想想,就會發現事情並不這樣簡單。大觀園耗資鉅萬不必說了(當然,這是曹雪芹藉機為寶玉等創造一個活動舞台)。只要看看如此興師動眾地折騰了幾個月,貴妃元春在家呆了多長時間就可以了。十四日,包括賈政在內多少人,「這一夜,上下同不曾睡。」到了第二天,「至十五日五鼓(即凌晨三至五時),自賈母等有爵者,皆按品服大妝」,可以想見他們要幾點起來。「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足足等了幾個時辰,好不容易來了一個太監,一問,說:「早多着呢!未(13~15時)初刻(一晝夜共一百刻,一刻約14分半鐘),未正二刻還到寶靈宮拜佛,酉(17~19時)初刻今年大明宮領宴看燈方請旨,只怕戌(19~21時)初才起身呢。」總算到了晚上,來了。在這闊別多年的家和為她專門修建的大觀園待了多久呢,太監說:「時已丑(凌晨1~3時)正三刻,請駕迴鑾。」也就是說,元春在家的時間是從晚上七點多到半夜兩點半的樣子,總共七個多小時。她說的話不多,卻有幾句堪稱名言,意味深長。一句是祖孫、母女見面時「三個人滿心思皆有許多話,只是俱說不出,只管嗚咽對泣。」邢夫人、李紈、鳳姐和迎探惜三姐妹也都在一旁「垂淚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祖母和母親說:「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說笑笑,反倒哭起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來!」而父親賈政只能在「簾外問安,賈妃垂簾行參等事。又隔簾含淚謂其父曰:『田舍之家,雖齏鹽(齏,切碎的醃菜,泛指生活貧苦)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然終無意趣!」元春話雖不多,卻極其深刻。「那不得見人的去處」一句,就將宮廷禮法森嚴到不近情理至極的殘忍寫了出來。要知道,受這種嚴厲禮法限制的決不僅僅是貴妃一人或是妃嬪,還有數以千計的宮女!而且父女相見還要隔着帘子,令人感慨不已。享受天倫之樂本是人之常情,但是身為貴妃,竟不可得!曹雪芹的《紅樓夢》最看重的是人間真情,而皇家禮制竟連最起碼的家人天倫之樂都不顧,曹雪芹的批判矛頭所向,就可以想見了。
元春這個人物出場雖少,但是在整部作品中的作用不小。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一些曹雪芹創作的獨具匠心,學習如何用儘可能少的筆墨表現儘可能豐富深刻的內容。首先,元春形象使賈府生活與宮廷相連,為宮廷鬥爭與賈府敗落的牽連創造了條件,從而很大程度上擴大了作品的社會意義。其次,元春省親為大觀園這個必不可少的場景出現提供了可能並成為現實。因為這些少男少女只能活動在一個基本封閉卻又十分巨大的優美環境之中,這個環境只能由專門為貴妃元春省親而建的大觀園來承擔。否則建這麼大的園子就是嚴重違制,要問罪的,而且是「僭越」的大罪。再說也不可能建成這種格局的園子(詳見本書《大觀園沒有原型》)。再次,形象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天子被認為是天之元子,即長子。賈府四位小姐皆以「春」名,元春之名雖因生在大年初一而取,且在女孩大排行中又最長,但更重要的是,她貴為帝妃,位極人女,可謂天下第一女人(元女)。連她都未能避免悲劇命運,足見普天下的女性確實都「原應嘆息」了。[1]
曹雪芹
曹雪芹(約1715年5月28日—約1763年2月12日),名霑,字夢阮,號雪芹,又號芹溪、芹圃,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的作者,祖籍存在爭議(遼寧遼陽、河北豐潤或遼寧鐵嶺),出生於江寧(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內務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寧織造曹寅之孫,曹顒之子(一說曹頫之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他陷於過度的憂傷和悲痛,臥床不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除夕(2月12日),因貧病無醫而逝。關於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九年除夕(1764年2月1日)、甲申(1764年)初春之說。[2]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