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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藤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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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繁 | |
| 出生 | 1880年 |
| 逝世 | 1947年 |
| 国籍 | 日本 |
| 职业 | 历史学家 |
人物简介
加藤繁是日本历史学家、东洋史学家、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著名学者，文学博士，东京文献学派第二代领袖之一，被誉为日本近代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第一人。他于1880年9月3日出生在日本岛根县松江市奥谷町一个士族家庭，为旧松江藩士内田家的四男。他的长兄即为收集和研究歌川广重的作品而名高一时的实业家内田实。1岁时，加藤繁成为旧松江藩士加藤家的养子，年长后入读松江中学，在此读书因受到三宅雪岭的支那研究论吸引而立志治东洋史。1901年加藤繁来到东京，进入国民英学会学习。国民英学会是由美国英语教育家弗兰德里克•W•埃斯托莱克（号东湖，1858.1.22-1905.2.18）与日本英语教育家矶边弥一郎（1861.3.17-1931.4.23）于1888年2月共同创立。尽管它招收的对象为未考取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旧制）等正规学校的生徒，但拥有英语学者斎藤秀三郎（第一高等学校教授）等优秀的教员，教学质量较高。日本近代名人村田省蔵（政治家）、蒲原有明（诗人）、幸徳秋水（思想家）、坂田祐（教育者）、杉村楚人冠（记者）、辻润（诗人 ）、福士幸次郎（诗人）、物集高量（国文学者 ）等人，早年都曾在国民英学会学习。因此，加藤繁在此受到了一年的良好教育。1902年9月，加藤繁作为选科生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史学科的支那史学科就读，师从东洋史学先驱白鸟库吉。同时因受到日本经济史学先驱内田银蔵（时任东帝大讲师）有关日本土地经济史研究成果的影响，加藤繁选择了当时日本东洋史学界和经济学界无人问津的“中国经济史”作为大学专攻。学习期间，因日俄战争的发生曾一度休学，随后继续学习，1906年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史学科毕业。1907年秋加入当时日本政府成立的“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担任“事务嘱讬员”，参加在狩野直喜的指导下的有关土地制度、产业、法制的调查及参与《清国行政法》等编纂修订工作，历经8年，至1915年结束。随后任日本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普通科副主任、法大清国留学生总讲习等职。1917任庆应大学讲师,1920任庆应大学教授；1925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25年出版其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上卷，同年以该书而被授予文学博士学位；翌年出版《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下卷。1927年5月20日因《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上、下两卷对学术界的贡献而被授予日本学士院第17届恩赐奖（日本学士院奖中最权威学术奖）。虽然当时加藤繁仅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但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期白鸟库吉、市村瓒次郎相继于东帝大教职退休后，他以其名重一时的学术成果成为了东京帝国大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三剑客（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和东京文献学派第二代三导师（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之一。在东帝大经过副教授，到1936年加藤繁56岁时成为东帝大教授，担任东洋史讲座教授。1941年加藤繁于东帝大退休后，继续从事研究著述活动。
由于加藤繁较早在日本国粹主义者蓑田胸喜主办的《原理日本》期刊上发表文章，并于1943年在该杂志上发表《绝对的忠诚》一文，表明了自己的皇国史观。为此，1945年日本战败后加藤繁受到日本学术界一些学者的批判，骂他是国粹主义者。尽管如此，日本东洋史学界普遍认为：加藤繁没有将他的国粹主义思想带入学术研究中，能够将政治与学术严格加以区别，因而他基于文献对中国经济史进行的客观研究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开拓性贡献斐然，以致影响广泛和深远。
加藤繁还擅长绘画评论和俳句创作，死后的1962年，其生前创作的俳句汇集为《句集》出版。他于1946年3月7日在静冈县去世，葬在著名的东京郊外多磨村公园墓地“多磨陵园”
文化观
加藤繁博士对万世一系的日本与易姓革命的中国进行比较研究后将日本文化定位为“忠诚”文化，将中国文化定位为“革命”文化。这种文化观在他于1922年与吉野作造（1878.1.29 - 1933.3.18）共著的《支那革命史》中表露无遗。这种文化观是他于1943年出版的《绝对的忠诚》一书中号召日本国民誓死忠诚天皇的思想源流之一。
学问观
学问是天下公器，因此没有国界。日本学者中鸣敏先生回忆在做学生时，曾向其师加藤繁先生（日本的中国经济史开山鼻祖）抱怨说：“像搞（中国）社会经济史这门学问，外国人总不及通晓实际情况的本国人”。加藤繁先生即正言厉色地回答说：“不是这样，那只是在常识方面而已。如果真正进入学问的深处，外国人和本国人，并没有两样”。此语极有气魄，事实也确实如此。
中国贸易研究
古代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向，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但许多学者主要关心的是明清时期的情况，专就宋代白银流向进行研究者不多，且看法分歧。国外较早研究这一问题的当数日本学者加藤繁。他于所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1944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中译本）中第8章以唐宋时期为中心，集中对白银的输出与输出进行了探讨
唐朝庄园研究
在唐朝史笈里虽然有“庄园”一词，但把“庄园”作为学术问题加以研究的，是从日本学者开始的。1909年，中田薰教授发表《日本庄园系统》……中田薰说：“隋朝以前，根本不使用这样意义的字，把私有土地称为庄是在唐朝初和隋朝的事。”唐朝“庄园”说就是这样产生的。中田的论文发表以后，在日本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1917年，加藤繁发表了《唐朝庄园的性质及其由来》，批评了中田的观点，他认为，“唐朝的庄、庄园、庄田等性质，决不始于唐朝，而且可以一直追溯到汉朝，在本来是‘别庄’的意思，或者也叫墅园、别业，是配置花木、水竹之娱乐游息场所，可是除了这部分以外，大多包有作为生活资料的田地。换句话说，原来指庄和田园两重意义的庄田或是庄园这样用语，事实上很多场合和庄字完全一样，因为引申下去，就不问别庄设备的有无，专指田地的也称为庄、庄田、田园等。把别庄称为庄，从梁朝起就已经出现了，而这种用语的盛行是在唐朝。”“总之，唐朝的庄田、庄园的名称的确到了唐朝才显著起来，但是它的实质从汉以来就继续存在。如果深入细致地来看，有多少差异也难以推测，但大体说来，这是自古以来普遍现象，决不能看做唐朝特殊制度。”1924年，玉井是博发表《唐朝土地制度管见》长篇论文，又对从均田制到所谓“庄园”进行全面探讨。玉井是博不仅吸收了加藤繁的研究成果，而且把“庄园”说推进一步，他说“这样看来，唐朝庄园是没任何法律特权，所以唐朝庄园也就不能像日本的庄园那样有特别的制度，大体上正如加藤所说，唐朝庄园之名，不过是当时人用它称贵人、富豪的田园普通话而已。”1928年，加藤繁发表了《唐宋时代的庄园组织及其成为村落而发展的情况》，把唐朝“庄园”说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宋朝，进一步探讨唐宋六百年中“庄园”内部结构。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日本学者首先提出唐朝“庄园”说， 因此在1930年以前，中国学者编写的国史著作里，从来没有人提到唐朝“庄园”问题。在唐朝文献里，虽然有个别地方提到“庄园”二字，但是，唐朝说的“庄园”仅是一个名词。我们在谈的是“庄园”说，是一种学术观点，这是两码事，不可将二者等同视之。日本学者唐朝“庄园”说传入中国是1933年以后的事。传入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加藤繁和玉井是博的论文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表，二是通过日本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中译本。北京师大王桐龄先生，首先把加藤繁1917年那篇论文译成中文，在1933 年的《师大月刊》第2期发表，题目是《唐代庄园考》。1934年，中国《方志月刊》7卷2期，发表了加藤繁的《唐宋时代庄园之组织及其与聚落的关系》的译文……。从此开始，唐朝“庄园”说便在中国学术界传播
成就
“东京文献学派”部分成员合影，1936年冬摄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楼前。从左到右：前排加藤繁、和田清、黄现璠、松田寿男；后排榎一雄、田坂兴道、岸边成雄、三上次男、矢泽利彦
加藤繁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时在东洋史学教育领域同样成果不凡。自20世纪20年代白鸟库吉和市村瓒次郎相继于东帝大教职退休后，东帝大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从“白鸟•市村体制”向“池内、加藤、和田体制”移行，池内宏、和田清、加藤繁成为史学科领军人物，由此造就了“东京文献学派”的繁荣兴盛。由于加藤繁博士长期担任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培养出大量杰出的史学人才，驰名于世者有松田寿男、前嶋信次、野原四郎、铃木俊、江上波夫、増井经夫、三上次男、周藤吉之、日野开三郎、旗田巍、镰田重雄、山本达郎、田坂兴道、榎一雄、矢沢利彦、山根幸夫、神田信夫、西嶋定生、护雅夫、荒松雄、田中正俊、堀敏一等人，皆为日本现代东洋史学界大家。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黄现璠（1899～1982）于1935年底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深造时，加藤繁博士为其导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