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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医学致力于救治个体生命，也肩负社会福祉。
🩺我们如何与医生携手应对疾病与伤痛？
🩺面对不完美的医学，我们难有万无一失的选项，却已找到增强判断力的路径。
勾勒姆是犹太神话中由黏土、水及符咒构成的人形傀儡，既不了解自己有多么强大，也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笨拙和无知。
医学也是一个勾勒姆 ，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复杂造物。
面对可能出错的医学，我们该怎么办？
当我们所爱的人面临癌症的死刑宣判，试图寻求替代疗法时，我们应该提出何种建议？
当同事确信自己得了慢性疲劳综合征，或由于重复性劳损请假时，我们要如何回应？
当孩子被要求接种疫苗，而该疫苗争议不断时，我们该怎么办？
当我们的乳房X光片、胆固醇指标等显示了危险信号时，我们要如何评估它的危险性？
当上年纪的父母或亲属不得不在医疗干预和有尊严的死亡之间进行困难的权衡时，我们要如何给出建议？
当自己的慢性疾病和损伤清楚地显示了死亡的前兆时，我们应该怎样应对？
在人的一生中，我们都在学习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困境。
作者简介
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1943— ），英国卡迪夫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著有《人工智能：反对人类向计算机屈服》（Artifictional Intelligence: Against Humanity’s Surrender to Computers）、《引力的影子：寻找引力波》（Gravity’s Shadow: The Search for Gravitational Waves）等。
特雷弗·平奇（Trevor Pinch，1952—2021），英国社会学家，电子勾勒姆（The Electric Golem）乐队成员，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科学与技术研究系前主任，著有《纠缠：关于人类研究科学、技术与声音的对话》（Entanglements: Conversations on the Human Trac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und，与西蒙娜·托索尼合著）等。
二人合著“勾勒姆系列”：《勾勒姆：关于科学你应该知道的》（The Golem: What You Should Know about Science）、《脱离控制的勾勒姆：关于技术你应该知道的》（The Golem at Large: What You Should Know about Technology）、《勾勒姆医生：如何理解医学》（Dr. Golem: How to Think about Medicine）。
译者
雷瑞鹏，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电子科技大学科技伦理治理研究中心主任，WHO COVID-19伦理与治理专家工作组成员，生命伦理学创始机构黑斯廷斯中心（Hastings Center）研究员。
原文摘录
做尸检的医生忽略了与病人的对话，获得越来越高的权威。特殊工具的使用有相同的效果。1819年采用的听诊器需要技巧来使用和解释。听诊器创造了一种只有经过训练的人才能够分享的谈话。尸检和听诊器把病人排除在逐渐成为医学科学的医学谈话之外。
书评
还记得这本书是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买的，还是狂妄的年纪，正准备进大学读基础科学。虽然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医学，但那个时候觉得医学太无力了，癌症治不好，感冒治不好，好像除了自己本来就能好的病，就没有什么是能治好的。所以大学志愿填了理学院，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在实验室里就攻克一个什么医学难题，然后等病人们在医院里康复的时候，不动声色地走过医院的走廊，满心都是幕后英雄的自豪感。现在想来，如此幻想，还真是幼稚。
那个时候，这本书只翻了几页，就再也没有看下去了，毕竟学养不足，还看不懂。所以这本书一直没看完，放在家里的书柜里。
后来，好好地读了几年生物，化学，还有生物化学，书读了很多，实验室呆了很久，文献也没少看，除了明白科学如今所能做的离我当初的幻想还是有着很远的距离之外，还明白了比起成为一个科学家来，我也许更想做一个医生。做一个科学家的无力感不比做一名医生小多少，看着准备用来做实验的细胞在incubator里面出于各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原因一批批地死掉，想想这些培养皿离病床那么远，这一切，还真是令人不满足。当然，不同人的出发点不一样，关注“作为救助手段的医学“的人，自然倍感无力和焦虑，而仅仅致力于追求科学真理的人，或许更能容忍基础科学日复一日的重复和距离能够真正解忧济困总是遥遥无期的失望吧。
还好国外的医学教育把医学放在了professional school的阶段，我想在本科毕业之后从医也没有什么大障碍。还好，我在这个时候，在家里的书柜重新发现了四年前买的这本书，好好地读了几遍。
一个尤为明显的变化发生在我对待替代医学的态度上。此前，我对中医是深恶痛绝的，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相信中医，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当人们看见中药制品的说明书上副作用及不良反应那一栏写着“尚不明确”的时候，还敢把那些在我看来不啻为是危险品的东西吞下去，却对已经明确了不良反应的主流药物避之唯恐不及。就好像是那些并不明智的君主，他们惩罚诚实而全面地报告了坏消息的信使，却无比信任那个总是说“我还不知道”的人。
但现在，虽然我依旧反感替代医学了，但我不想再试图说服相信中医或者是各种巫医的人改变他们的立场了。都是普通人，谁在乎什么“临床随机双盲对照试验”，他们病了，他们怕，他们只是希望自己感觉好一点。
其实本来没有什么“替代医学”和“主流医学”或者“中医”和“西医”之分的，用“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来称呼还比较贴切。传统医学自然漏洞百出，现代医学却也只不过是在很多时候不知如何自处的勾勒姆。有人因为中医药“尚未明确”的副作用必须要承受本可以规避的严重损害后果，有人因为听信替代医学导致本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早期病变恶化到无力回天的终末阶段才追悔莫及，也有人，在现代医学也束手无策的时候，只能躺在病床上听着周围的仪器嗡嗡作响。
读这本书的期间，接了一个翻译的工作，出版于1913年，William Osler的The Evolution of Modern Medicine。其中引用的一句医学史学家Joseph Payne的话，在我看到的那一瞬间，想的居然是，如果病人在我详细地解释之后还是决定尝试替代医学，那么我不会再继续强调自己对替代医学的反感，而是会接受他们的选择，并尽自己所能保障他们的安全，而那句话是，the basis of medicine is sympathy and the desire to help others, and whatever is done with this end must be called medicine。
我个人还是不会选择任何一种形式的替代医学，我对它们依旧不信任。但是如果我行医的时候，遇到一个病人，他的问题是医学科学还不能回答的，那么我不会因为他去向替代医学求助而觉得他的选择是出于对医学科学的无知，我正在试着理解一个病人能有多绝望。以前，看见有人去咨询中医，我会觉得他们简直无可救药，但现在，只要那些药方里没有那些明显伤害多于益处的成分，我会觉得，他们想试一试，也是有道理的。医学科学在很多病症面前已然无能为力，又怎么能苛求亟需帮助的病人远离水晶球和神秘仪式？替代医学也许毫无科学根据，不过现在难道不也只是知道循着医学科学的路也许能找到答案却还没有找到答案而已吗？还没找到答案的时候，对于科学的发展和更多人从长远来看的福祉而言，“安慰”确实一点助益都没有，但是对于某一个病人当下所承受的折磨来说，也许“安慰”确实比“有根据且有效”更加重要吧。
但是，我也会提醒他，因为替代医学所采用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并未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他可能会面临很大而且不可预知的风险，我会告诉他某种他将要用到的草药已经被证实含有某种会伤害他的物质，其他的成分则相对安全。只要我知道他正在用的草药无害，我不会因为那些草药很可能无效而横加挞伐。主流医学力所不能及的时候，如果安慰剂效应能让一个人觉得好一些的话，我又怎么能剥夺病人的这个权利呢？
我还可以帮助他确定那些草药的成分，甚至最终确定其中有效成分的作用机制，然后在去除有害成分后，利用现代医学的手段把来自原始草药的成分发展并且优化成为能够通过临床试验的主流医学药物，如同青蒿素，如同用于APL的三氧化二砷。只是这些，是“作为科学的医学”应该做的，不能强迫已经很是无助的病人参与其中，而是应该成为医学和科学从业者的义务的一部分。
“作为科学的医学”需要严谨审慎的研究，这是以医学为职业的人的责任，是哪怕会经历无数的失败也要咬牙坚持的路，而在医学科学还没有发展到的地方，医生们还应该能够转回身来，握一握病人的手，因为医学，毕竟还有“作为救助手段的医学”这一面。
医学是人类所能选择的最悲壮的事业，因为我们所对抗的，是大自然不可违抗的生老病死的铁律。也许医学永远不能发展到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的程度，但是在别人的苦难面前，我们总是会心生悲悯。还好医学是关于人的，我们也许永远找不到答案，却总是可以选择并肩同行，让路上的苦对彼此来说都好受一些。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