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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王猛傳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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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王猛傳出自於《南史》,《南史》由唐朝李延壽撰,中國歷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紀傳體,共八十卷,含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陳後主陳叔寶禎明三年(589年)。記載南朝宋、齊、梁、陳四國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與《北史》為姊妹篇,是由李大師及其子李延壽兩代人編撰完成的。[1]

原文

王猛,琅邪臨沂人。五歲而父清遇害。陳文帝軍度浙江,訪之,將加夷滅。母韋氏攜之遁於會稽,遂免。及長,勤學不倦,博涉經史,兼習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陳文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宣帝立,乃始求位。

太建初年,釋褐鄱陽王府中兵參軍,再遷永陽王府錄事參軍。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累遷太子右衛率,徙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奸盜屏跡,富商野次,雲「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

時孔范、施文慶等相與比周,害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征,乃除王猛都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靖。猛至,即禽馬靖送建鄴,進爵為公,加先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發廣、桂等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

禎明二年,詔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陳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陳伯信並隸猛督府,各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曾季遠各以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台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稿不食。因勒兵緣江拒守,以固誠節。

及審陳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昉馳驛赴京師歸款。隋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即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即日拜辛昉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韋洸便留嶺表經略。猛母妻子先留建鄴,因隨後主入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別賚物一千段,及遣璽書勞猛。仍討平山越,馳驛奏聞。時文帝幸河東,會猛使至,大悅。楊素賀因曰昔漢武此地聞喜用改縣名王猛今者告捷遠符前事於是又降璽書褒賞以其長子王繕為開府儀同三司。猛尋卒於廣州,隋文帝聞而痛之。遣使弔祭,贈上開府儀同三司,封歸仁縣公。命其子王繕襲,仍授普州刺史。葬關中,諡曰成。

譯文

王猛字世雄,是琅邪臨沂人。五歲的時候父親王清遇害,陳文帝的軍隊渡過浙江,訪察他們,準備加以誅滅。他的母親韋氏帶着他逃到了會稽,於是得以免禍。長大以後,勤學不倦,博覽經史,兼學孫子、吳起兵法。因為父親的遭遇太苦,他在整個文帝時期始終不聽音樂,吃蔬菜粗糧,穿粗布衣裳,以喪禮自處。宣帝即位,才開始求官。

太建初年,初入官場擔任鄱陽王府中兵參軍,再調任永陽王府錄事參軍。詔令他跟隨大都督吳明徹去奪取土地,因為軍功封為應陽縣子。逐步升遷為太子右衛率,調任晉陵太守。威恩兼用,奸人盜賊匿跡,富商遍地,人們都說「應該歸功於王府君」。郡中的人們歌唱他。

當時孔范、施文慶等人交互結黨營私,陷害梗直的人,商議將要把王猛調出而沒有合適的機會。正巧廣州刺史馬靖不服從徵調,於是便任命王猛為都督東衡州刺史,兼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同攻取馬靖。王猛到後,馬上就捉住了馬靖送交建鄴,晉升爵位為公,加官光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調發廣、桂等二十州兵討伐嶺外蠻荒地區,所到之處都予以平定。

禎明二年,下詔任命他為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四州諸軍事,不久改鎮廣州。還沒到任,而隋朝的軍隊渡過長江,王猛總督所轄部隊趕赴增援。當時廣州刺史臨汝侯陳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陳伯信都隸屬於王猛都督府,各自觀望不到。王猛派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帶輕兵前去殺死了他們而調發了他們的軍隊。等聽到台城失守,便舉哀穿上孝服,坐在草墊子上待罪不食。於是率兵,沿長江拒守,以固守忠誠的節操。

等到弄清楚了陳後主沒有死,(王猛)就派他的部將辛昉駕乘驛馬疾行到京城投誠。隋文帝非常高興,對辛昉說:「王猛懷念他的舊主,送別故人情義深厚,就是我的忠誠大臣。保守一方,不用耗費兵力,又是我的功臣。」當天任命辛昉府儀同三司,仍然詔令王猛與行軍總管韋洸就留在嶺南經管。

王猛的母親妻子兒女先是留在建鄴,然後隨着後主入京,詔令賜給宅院和各種物品很多,另外贈予布帛一千段,並且派人帶着詔書慰勞王猛。他討平了山越,通過驛馬上奏朝廷。當時文帝視察河東,正好王猛的使者到來,十分高興。楊素慶賀,於是說:「從前漢武帝在這裡聽到喜訊,因而改了縣名,王猛現在告捷,和從前的事遠遠相合。」於是又下發詔書獎賞,封他的長子王繕為開府儀同三司。王猛不久死在廣州,文帝聽到消息非常痛心,派遣使者前往弔祭,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封為歸仁縣公。讓他的兒子王繕承襲爵位,仍然授給他普州刺史。王猛埋葬在關中,諡號為成。 [2]

作者簡介

 李延壽,生卒年待考。唐代史學家,今河南安陽市人。貞觀年間,做過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後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璽郎,兼修國史。他曾參加過官修的《隋書》、《五代史志》(即《經籍志》)、 《晉書》及當朝國史的修撰,還獨立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新唐書》對兩書評價頗高,稱「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