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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復，教育家、社會活動家。1903年考中舉人，1905年赴日本留學，曾在日本東京參加由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並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任編譯工作。於1911年回國，曾被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

開始革命活動

呂復，字健秋，河北省涿鹿縣人。1879年出生於故里涿鹿縣城內文昌巷（今鼓南小巷），他還有兩個弟弟。1903年考中舉人入出國留學預備班。1905年赴日本留學，先在東京早稻田大學預科攻讀，後轉入明治大學法科。從此與法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大學畢業以後，他一直從事革命工作。

1908年，呂復先生受到當時革命思想的薰陶，在東京加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並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任編譯工作，利用《民報》宣傳革命思想，從此開始了他革命活動。

並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運用法制在國會中進行政治鬥爭。1913年，袁世凱未經國會通過，競在臨時參議院閉會之日，私自同五國銀行簽定25000萬元借款合同，國民強烈反對。4月中旬眾議院開會時，國民黨主張政府依法咨送國會進行決議，而進步黨議員左袒袁世凱，相繼逃席，以延宕會期，造成既成事實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明辨是非的呂復毅然請求議會主席關閉大門，禁止進步黨議員離去，而議會主席佯作不聞，聽之任之，血氣方剛的他怒不可遏，抓起墨盒向議會主席投擲而去，但未擊中。弄得議會主席非常尷尬。從此，國會消極防範，將各桌上墨盒皆裝四爪，固定於桌上。這次在國會中的鬥爭沒有取得成功，他又二次東渡日本，尋求新的政治道路。

呂復經王東延介紹，任東京留學生基督教青年會幹事。當時正是第一次大戰爆發半年，呂復參加了黃興等人組織的歐事研究會，同李根源、李烈鈞、唐繼堯等一起研究國際戰事。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以後，中國人民非常憤慨，面對這種形勢，歐歐事研究會立即派呂復等人策劃雲南起義，愛國討袁。1915後12月25日雲南起義爆發。

1916年元旦

為慶祝雲南起義，東京留學生在基督教青年會開會，會上呂復發表言論聲討袁世凱，他說：「袁世凱實為國中特別腐朽勢力的核心。」此事被基督教青年會某些人知道後，對呂復系基督教青年會幹事，卻參與政事極為不滿。在國外的政治鬥爭受到曲折以後，他又憤然辭職回國。回國後先到上海《民意報》工作，後經谷九峰邀請，任《中華新報》編輯，直到1917年，國會恢復。

國會恢復後，首先的問題是研究組閣，時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想要另組參議院代替舊國會，呂復投了反對票。國會召開之後，議員們繼續講座憲法問題，呂復提案主張省制列為憲法，這是實施地方自治制度爭議的開端。不久，國會被解散，孫中山與海軍總長程壁光率海軍南下，呂復隨孫中山一道到達廣州。幾日後，在黃埔公園開會通過了組織法大綱草案，孫中山被推舉為大元帥，呂復被任命為軍政府參議兼秘書，是中山先生的親密戰友。

1920年

「聯省自治」思潮盛行，呂復力主地方自治。陳炯明在廣東省設立法制委員會，呂復被聘為委員，並起草《廣東省自治暫行條例》、《縣議會議員選舉條例》、《縣長選舉條例》。這三個條都被咨送省議會討論議決後公布施行。上海泰東書局曾將本條例列入《地方自治文件匯編》之中，稱為「嶄新之地方自治案」。這是呂復在民國法制建設中的一大貢獻。

1921年以後

呂復經李大釗教授介紹在北京中國大學從事教育工作，教授「社會學原理」，任校務主任，並積極籌劃民國的法制工作。

1923年

野心勃勃的曹錕企圖篡位總統，暗中運動賄選，呂復極力反對，拒不參加選舉，前往上海暫住，後返京繼續在原中國大學任教。

1924年1月20日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呂復是此次大會的預算委員會委員，在孫中山先生親自簽署的7人名單中，第七名就是呂復先生。呂復與李大釗等一道為國共兩黨前期的合作，做了大量積極的工作。

1925年

兼任中國大學校務主任的呂復又參加了國會召開的善後會議，被聘為委員，出任京師圖書館現中國圖書館館長。

1927至1936年

呂復又回到燕京大學從事法律教育工作，任燕大政教系教授，講授《中國法制史》、《比較憲法》等課程。

1928年

呂復教授曾為輔仁大學臨時擔任過授課教授。

1930年

汪精衛、鄒魯二人北上提出制訂約法之議，呂復被聘為約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國會擴大會議所制定約法140條，都是呂復十餘年時間草擬而成，後來的所謂「太原約法」即以此為底本。1933年，呂復所著《比較憲法論》一書出版，同年國民黨立法院聘他任憲法起草委員會顧問。1935年，呂復在燕京大學授課滿七年，按該校規定休假一年，兼任河北省定縣實驗縣縣長，任14個月，改任河北省立法商學院院長。1936年春，華北局勢動盪，「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通令河北各學校教職員填寫「反共志願書」，當時任學院院長的呂復迎難而上與天津市市長尚振瀛、冀察政務委員會負責人宋哲元交涉，最後學校無一個人填表。

1937年

「七.七」事變不久天津即告淪陷。8月25日，呂復舊友祁大鵬偕華北日偽政權部長宋介來請先生出任華北日偽政權的教育部長，呂推說明日答覆，而宋則當即告知：「遲兩天也無不可，但有人借拖延，拒不合作，會招至日本人的不滿，結果會大禍臨門」。在此關鍵時刻，呂作了高度警惕的思想準備，轉思大敵當前，自己既無力對付，又決不能作他們的爪牙與鷹犬，於次日毅然匆匆離開北平趕赴天津，遠奔香港，後轉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法學教授，兼法律系主任。湘桂線大撤退時，廣東淪陷，先生轉到重慶，任中央大學教授，兼任國民黨立法院立法委員。

抗戰勝利後，呂復先回到南京政府，後回北京任中國大學校長。直到1949年。

1947年夏

呂復應傅作義將軍將之邀到張家口，力促傅將軍和平解決問題。後傅作義調任「華北剿總」司令，其妻之弟廉壯秋中將為華北剿總副總參謀長。傅去南京向蔣述職，適值呂在南京參加立法院會議，與傅在國府禮堂相遇，又向傅談及和平問題，回北平後，不僅勸勉與推動傅作義將軍堅持和平主張，又與何思源、康同壁等積極為和平奔走呼籲，以圖確保北平古蹟文物建築完整無損，人民生命財產免遭塗炭，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呂復好友沈鈞儒被政府無端關押。他全力營救七君子，在國民黨內高層奔走，為此事做了許多工作，日後每每提起此事沈老都感激不盡。

建國後，呂復繼續關注和從事新中國的法制和教育工作，並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實踐之。新中國成立後，呂復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察哈爾、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北省政協副主席。1954年，呂復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憲法起草委員會主要顧問，為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方針原則制訂做出了很大貢獻。

1953年

73歲高齡的呂復先生回到故里涿鹿縣立高小（我縣實驗小學的前身）指導，對學校的教育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1955年6月8日呂復先生因病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走完了他革命的一生。其家屬依照他生前遺願，將全部藏書、碑帖、拓本及未刊用的文稿、著作他在日本時期與李大釗的合影以及孫中山給他的信件全部送交中國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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