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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墀[chí]（1913年1月—2004年6月8日） ，别名浦帆，四川万县（今属重庆）人，历史学家。[1]
- 193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留任助教。其后历任四川省教育科学馆研究员、原西康省政府秘书兼省立雅安图书馆馆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川大历史系讲师，成都理学院副教授；齐鲁大学、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东方文教学院及川北大学教授。
- 建国后长期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还任四川师范大学及宁夏大学兼职教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职。
- 吴天墀学问该洽，上自先秦，下迄明清，多所涉猎，尤长于西夏史、宋史和巴蜀文化史研究，成就斐然，学术影响遍及两岸三地及海外汉学界。 [2]专著《西夏史稿》1980年出版，《吴天墀文史存稿》由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1]
基本信息
| 姓名 吴天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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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号 浦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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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籍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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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 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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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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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地 四川万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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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时间 19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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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世时间 2004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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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院校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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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成就 西夏学大家，推动了四川大学历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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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吴天墀于1913年1月出生于四川万县（今属重庆），万县古时曾名南浦郡，中学时即寄寓异乡求学，故以“浦帆”为别名，寄寓怀乡之情。 1
934年在川大附中毕业后，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38年6月毕业，成为川大历史系第一个助教。1940年秋起，先后任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任研究员、西康省政府秘书兼省立雅安图书馆馆长、芦山县县长兼县立中学校长等职。
1945年底返蓉在齐鲁大学哲史系任教。次年夏天，赴上海在原川大历史系主任何鲁之创办的中国人文研究所任研究员。
1947年回到成都，除在川大历史系作专任讲师外，还先后在成都理学院、成都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东方文教学院、川北大学等校任副教授或教授。50年代前期以体力劳动为生。
吴天墀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学术论文，是中国宋史的早期研究者，撰有《宋儒之风操与理性主义》和《张咏治蜀事辑》、《烛影斧声传疑》等名篇。
1955年，在徐中舒、蒙文通等先生的创议下，吴先生开始了西夏史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
1956年秋，先生回到川大历史系资料室，任高级资料员。1978年重返教职，由讲师而副教授，1982年再任教授。贯注了先生长期心血的《西夏史稿》于1980年12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获得高度评价。徐中舒先生为之作序，称赞“这样一部文笔通畅、组织严密的新著，给荒芜寂寥的的西夏史园地带来了春天的气息”。
1981年3月，与吴先生本不相识的北京大学教授邓广铭先生在初阅该著后的致信吴先生表示“特别致敬”说：“您的这部新著，我认为是近来出版物中少有的上乘之作，叙事之详尽，考证之精审，参考资料之广博，以至每条附注所体现的功力之深厚，均使我不胜佩服。所以，您这部著作之出版，不止是填补了西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在历史科学研究领域中增添了异彩。”
1994年版《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是这样评价近几十年来西夏史研究的：“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亦重兴西夏和党项研究，充满活力的语言和历史研究论著不断出版。中国最重要的成果是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初版于1980年，后来又增补和修订再版。这部著作是当前最有价值的党项史的综合论著。”（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蔡美彪先生评论该书，“考订周详而不流于烦琐，叙事简明而不流于空疏”（《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西夏史稿读后》）。
《西夏史稿》问世一年半后，即得再版机会。因时间迫促，约二万字的新论只得以“订正和补充”形式按照页数行数列附于后。
80年代初受《中国大百科全书》之邀，先生撰写了“西夏史”长条和一些短条。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先生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发表了好些引人注目的论文。例如《唃厮啰与河湟吐蕃》、《王小波、李顺起义为什么在川西地区发生》、《水神崇奉与王小波、李顺起义》、《龙昌期——被埋没了的“异端”学者》、《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西夏称“邦泥定”即“白上国”新解》等。
1998年9月，《吴天墀文史存稿》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有32篇文章，内容涉及宋史、西夏和西北史，有多篇书评予以高度评价（张邦炜《读吴天墀文史存稿》，载《西南民院学报》2000年增刊。刘复生《吴天墀文史存稿读后》，载《中国史研究》1999年4期）。
吴天墀因病于2004年6月8日在成都逝世，终年92岁。
人物影响
- 长期致力于西夏史研究，1980年出版的《西夏史稿》，是西夏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从而标志着我国西夏学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人物评价
- 刘复生：在先生的治史生涯中，西夏史并不是最主要内容。以先生的学力，若治学环境稍顺，不知会写出多少超过《西夏史稿》的鸿篇巨制。 [3]
- 罗志田：先生之学，早年睿智，中年厚重，晚年博大，彰显出大师风范。……天墀先生是胸怀天下的士人，又有明显的四川地方特色。他素负经世之志，在国难时曾投笔从政，服务乡邦。这些经历给他带来很多生活的坎坷，也使他的学问更为通透。其论著的共性在于，既重视广土众民的国家里各区域、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及其独自特性，更强调基层社会构建，以及民间的文化、经济网络对维系国家的重要作用。这众多面相的关联互动，凸显出多民族中国那多元丰富的内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