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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車問題,有車子,就有坐車問題。早些的車子是輪不過三,力不超牛,碰上坎坷崎嶇之道,更是顛簸得要命,就那樣人們還是要坐。孔夫子周遊列國,運動王公,就靠的是一車兩馬。如果沒有車子,還可以騎毛驢。
原文
有車子,就有坐車問題。早些的車子是輪不過三,力不超牛,碰上坎坷崎嶇之道,更是顛簸得要命,就那樣人們還是要坐。孔夫子「周遊列國,運動王公」,就靠的是一車兩馬。如果沒有車子,還可以騎毛驢。在一些人看來,坐車、騎驢總比走路強,省勁、省汗,省鞋底。
前幾天,人民日報上有一篇短文,題目是「將軍和車」,歌頌了紅軍老戰士何志遠少將,其中有一個不坐車的問題。從何志遠想到余錫渠,這位地委書記的家風,也有個不坐車的問題。只舉一例:
「又有一次,大兒子到汕頭來探望他,臨走時向父親要一塊錢。余錫渠只給他五角,兒子說: 「這還不夠買公共汽車票呢! 」 父親說: 「你可以走路回家呀! 」
(見《羊城晚報》《地委書記的家風》)
兒子想的是坐車,父親考慮的卻是要兒子走路。是沒車嗎? 不是,是沒錢嗎?也不是,是有錢捨不得花嗎? 更不是。那麼,有車不坐,有錢不花,是何道理?如果用單純經濟觀點來看,多給五角少給五角只是五角之差,然而,用政治觀點來看,這五角錢裡邊卻包含着一個具有深刻意義的問題。孔子不坐汽車,是因為那時還沒有汽車坐; 慈禧太后不坐汽車,是因為她不允許任何一點改良,「政變」不允許,「車變」也不允許。而何志遠同志因私事不坐公車,卻是我們黨的幹部艱苦樸素、克己奉公精神的體現,余錫渠同志不叫兒子坐汽車,則表現了對後一代的深情厚意。
一個人從搖籃里「畢業」 出來,首先碰到的問題就是走路。任何一個父母決不會因為我們有汽車製造廠,有汽車坐,就不讓自己的孩子下地學走路。可是,當孩子剛剛學會走路以後,父母對孩子走路問題卻有兩種根本不同的態度:一種是讓他走,象余錫渠同志所作的那樣; 一種是不讓他走,「車是讓人坐的,錢是讓人花的,可不要把咱寶貝的腳板走大了。」於是乎三輪車、四輪車、大汽車、小汽車……車來車去,慢慢慢慢就把走路給忘了。
人生道路是漫長的,革命的道路也是漫長的。通過這漫長的道路,不能靠坐汽車,重要的是靠走。
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打出來的,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走出來的。紅軍不走二萬五千里的路程,就不會有長征的勝利,人民解放軍不走遍全中國,也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誰都知道,我們戰士的「11號汽車」,「賽過神行太保快如飛」。這「11號汽車」,並非汽車製造廠造出來的,而是行軍路上練出來的。行軍路上練了腿,也煉了人。走,可以走出英雄,可以走出勝利。
當然,這不是說都不要坐汽車,把汽車放進博物館只讓人看,或者把汽車關在倉庫里壞掉,而是說該坐就坐,該走就走,可坐可走的就走,即使坐在汽車上,也切不可忘卻了走路。特別是年輕人,正在鍛煉自己的時期,更要少坐車,多練練自己的腿勁。
溫室里的鮮花總經不起風吹,路旁的垂柳總抗不住霜降,只有在暴風雨中鍛煉出來的海燕,才能承擔重任。讓我們後一代把翅膀練得硬一些吧!在階級鬥爭中,在生產鬥爭中,在科學實驗中,在各種鍛煉中。
(1963年9月7日《武漢晚報》)
賞析
居住在城市,出門就有個坐車問題。高興坐車,搭個一站兩站路;不高興坐車,省個一角兩角錢;坐車又有什麼文章可作?可是,李明天同志的《坐車問題》卻從這裡挖出了一個富有社會意義的主題,即如何教育下一代的主題(又豈止教育下一代而已! )使讀者潛移默化地受到了教育。
短文開門見山,一語觸題,一下子就抓住了讀者。通過談天說地、諷古頌今、夾敘夾議的手法,先從孔子「周遊列國」的一車兩馬,寫到老紅軍何志遠少將私事不坐公車,再從教育兒子不坐車的地委書記余錫渠,寫到了反對「車變」的慈禧太后,並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在同一個「車」字上幾種完全不同的態度,諷刺了封建文人追逐名利、自我奔波的落後意識,鞭撻了封建帝王因循守舊、反對革命的醜惡靈魂,謳歌了革命幹部艱苦樸素、克己奉公的崇高品質,頌揚了老一輩對下一代的深情厚意。是非清楚,愛憎分明。以下文筆自然一轉,扣一個「車」字,將全文的中心——父母對孩子走路問題的態度,巧妙地結合起來了。從而提出了老一代怎樣教育下一代革命、教育下一代如何革命的重大問題。妙語雙關,讀來發人深省。為了全面看問題,作者又從另一面作了說明,「該坐就坐,該走就走,可坐可走的就走,即使坐在汽車上,也切不可忘卻了走路」,這就使得文章無懈可擊。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本質總是寓於現象之中,並且常常是隱於現象之後的,這篇短文之所以獲得不少讀者的好評,除了作者採用了群眾喜聞樂見的表現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語言外,更重要的是,作者從群眾最常見、最熟悉,也最容易忽視的生活細節中,探明了它的本質,指出了它的社會意義,解決了人們最關心而又不知從何着手關心的大問題——這就是這篇雜文的戰鬥性之所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