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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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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峪人在朔城区峙峪村附近发现的。遗址发现有人类枕骨化石一块，野马、野驴、水牛、羚羊、披毛犀、虎、狼等脊椎动物化石5000多件，骨器和细小石器3万余件。其中石箭镞的出土，说明峙峪人已经发明了弓箭，这是人类改进工具增强征服自然能力的重要标志。峙峪人是许家窑人的后代，他们在体质形态上，已经和现代人相似，社会组织上，已经进入了母系氏族公社初期。

基本内容

中文名：峙峪人

又称：猎马人

读音：shìyù

属性：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族群

简介

1963年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工作者在朔城区峙峪村北的黑驼山脚下，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处遗址距今约两万八千年，1965年被确定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峙峪遗址是20世纪60年代我国发现的一处较大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这处遗址以出土大批精巧的细小石器和伴随大量的哺乳动物遗骨而著称。在两万多件人工砸击过的碎骨片中，有数百件留有清晰的数目不等的直道。

专家们根据兽骨片的刻划痕迹推测：在文字发明以前，这很可能是人类最早使用的计数符号。在峙峪遗址的剖面上，可以看到文化层中的两个灰烬层。下面的灰烬层中出土了一件有较为复杂图像的骨片，骨片刻划痕迹十分清楚，易于辨认，显然是峙峪人有意识的骨雕。峙峪遗址出土了一件石墨磨成的钻孔装饰品，这说明峙峪人相当进步，已能使用技术很高的石制工具。另外，在这里亦发现一件石镞，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武器，证明当时人类已发明了弓箭。全部出土遗物告诉人们：当峙峪人在这里生活之时，山上森林茂密，丘陵灌木郁闭，平川草肥景胜，河里鱼游水涟。当时生活在峙峪一带的动物有羚羊、野马、野猪、鹿、鸵鸟等。峙峪人猎食最多的是野马，所以峙峪人也称“猎马人”。

在峙峪遗址还发现一块人类枕骨化石，通过对枕骨化石特征的分析而推断：峙峪人早于山顶洞人，但晚于山西丁村人，距今至少有十万年的历史。这表明，我们的祖先十几万年前已经开始劳动。生活和繁衍在朔州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峙峪文化属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周口店第一地点、许家窑遗址、峙峪遗址这一代表华北旧石器文化发展进程的极其重要的组成环节，是华北新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产生的基础。峙峪遗址的发现，为我国考古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科学资料，为研究亚洲、美洲旧石器时代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这说明在“许家窑人”后，人类在桑干河流域日益发展和昌盛，标志着我国史前社会的繁荣和进步。

概况

峙峪遗址里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石器，这些石器是峙峪人聪明才智的结晶。峙峪文化的实质就是指这些由人类亲手打制出来用以从事生产、生活的旧石器文化。在没有金属的旧石器时代，石器工具只能以石击石，因而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打击法。峙峪人制造石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打击法。如用砸击法制作两极石核、两极石叶等。二是间接打击法。即用一根棒状物，将其尖端对准石面边缘，用石锤敲打棒状物的另一端，通过力的传递作用打击出薄而窄长的石片，以制作细小石器，如楔形小石核。从峙峪遗址可以找到中国迄今能见到的最早的用间接打击法制作的石器，它表明当时人类打制小石片的技术又有了新的提高。

峙峪人双手灵巧，思维活跃，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打制出数以万计的小巧玲珑的石器。如：尖状器、刮削器和雕刻器等。刮削器主要用于刮削兽皮，切割兽肉，有圆形、盘形、凹刃、凸刃、双边刃、单边刃等类型。尖状器则用于割剥兽皮，采集根茎。这些石器形状对称均匀，刃部锋利适用，种类也更加多样化。

峙峪人文化是继北京人文化、许家窑人文化之后，属于华北细小石器文化系统发展中重要环节的文化。其器型较小，加工精细，并有一些进步的特征。如：成型的楔形石核、斧形小石刀和石镞。

斧形小石刀小巧精美，外形酷似斧头，用半透明水晶制成，弧形刃口宽约3厘米，两平肩之间有短柄突出，峙峪人可能把这种小石刀镶嵌在木柄或骨柄上制成复合工具来使用。这种工具具有刃口锋利、便于把握、轻便灵活等特点，充分显示了峙峪人文化的进步。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说：“在人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刀子以前，可能已经经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说明了石刀在人类进化中的地位。

石镞是用薄而长的燧石石片制成的，尖端锋利并有初具形状的铤，可以捆绑木杆制成实用的弓箭。弓箭这种先进而精美的细武器的发明，正是峙峪人狩猎水平空前提高的标志。弓箭的发明大大加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肉食来源，而且为家畜饲养或畜牧业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恩格斯在谈到弓箭的作用时指出：“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弓箭具有射程远、速度快、命中率高、危险性小等优点。有了弓箭，峙峪人便能捕获更多的猎物。峙峪人的石镞是中国迄今发现较早的石镞，但它并不是最原始的箭头。人类最初的箭头多用竹、木和动物角、爪等材料制造，所以朔州境内原始人使用弓箭的历史可能还要早一些。

峙峪遗址中还出土有投掷武器——石核。随着大气环境变得干冷，周围的森林、草原植物萎缩，狩猎经济变得格外重要。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成群结队地依靠集体的力量去捕获那些硕大凶猛的食草、食肉类哺乳动物。作为捕获大型动物的石核长期被广泛使用。根据已出土的峙峪动物化石判断，峙峪人捕获的动物主要有蒙古野马、野驴、羚羊、马鹿、水牛、披毛犀、斑鬣狗、河套大角鹿等，其中出土最多的哺乳动物化石是野马和野驴，分别有120个和88个个体，因而考古界把峙峪人称为“黑驼山下猎马人”。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峙峪人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改善。从峙峪遗址中出土了不少与皮革加工有关的细石器，表明当时峙峪人已经学会用兽皮缝制衣服，用来御寒和保护自己的身体。从出土的石墨装饰品来看，有钻孔和摩擦的痕迹，既表明峙峪人生产技术的进步，又反映了当时人类的原始审美情趣。数百件骨片的表面，分布着刻画的道痕，表明峙峪人不仅已经掌握了简单的数量概念，而且开始创作原始的雕刻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