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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仃
出生 1917年
國籍 中國
別名 號它山
職業 畫家、書法家、工藝美術家
知名作品 《張仃水墨寫生》
《張仃畫室》


張仃(1917年05月19日—2010年02月21日)

它山遼寧黑山人;中國當代著名國畫家漫畫家、壁畫家、書法家、工藝美術家、美術教育家、美術理論家;曾擔任中國文聯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中國美術家協會全國壁畫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工藝美術家協會副理事長、中國畫研究院院務委員、黃賓虹研究會會長、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教授、院長、《1949—1989中國美術年鑑》顧問等職務[1]

人物簡介

張仃,1917年出生。1932年入北平美術專科學校國畫系[2],抗日戰爭爆發後曾投身「抗日宣傳隊」,以漫畫為武器宣傳抗日。

1938年赴延安,任教於魯迅藝術學院,後到文藝界抗敵協會,任陝甘寧邊區美術家協會主席[3]

1945年後任華北大學三部美術系平津學生班班主任和東北畫報社總編輯[4]。他和朱丹等發起東北解放區的年畫運動。

1949年設計全國政協會徽與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紀念郵票,負責和參與開國大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美術設計工作,設計改造懷仁堂、勤政殿,設計天安門廣場大會會場和新中國第一批紀念郵票。

1950年任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系主任、教授,領導中央美院國徽設計小組參與國徽設計。從1951年至1957年,多次擔綱萊比錫、布拉格莫斯科巴黎等城市的世界博覽會中國館總設計師。1955年參與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籌建工作,1957年調任中央工藝美院第一副院長,1981年任中央工藝美院院長,後離休。

1999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併入清華大學,更名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張仃欣然復出,擔任美術系第一工作室博士生導師。

2010年2月21日上午10:00,張仃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

歷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書記、中國美協常務理事、中國美協壁畫藝委會主任、中國文聯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工藝美術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畫院院務委員、中國黃賓虹研究會會長等。曾負責設計動畫片《哪咤鬧海》,為首都機場創作巨幅壁畫《哪咤鬧海》。焦墨國畫代表作品有《巨木贊》、《蜀江碧》等。在北京、香港等地舉辦過個人作品展。出版有《張仃水墨山水寫生》、《張仃焦墨山水》、《張仃漫畫》等。

張仃70餘年的藝術生涯,跨越漫畫、實用美術、藝術設計、展示設計、舞台美術、動畫電影、裝飾繪畫、壁畫、中國畫、書法、藝術批評、美術教育等諸多門類,以其豐沛的藝術激情與超常的藝術能量縱橫捭闔於古典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學院與民間的張力語境之中,成為解讀20世紀中國美術史的一個經典文本,被稱為20世紀中國的「大美術家」和20世紀中國美術的「立交橋」。

生平經歷

張仃非凡的藝術生涯,當自家鄉北鎮說起。過年時將紅色胭脂蘸在饅頭上的「一點之美」,埋下了幼年張仃心靈中追求藝術的種子。4歲在家中大門上用彩色粉筆畫《出喪圖》,雖遭族長訓斥,卻可算為最早的藝術創作;5歲開始臨摹父親帶回的《芥子園畫譜》、《點石齋畫譜》,也喜看摩登雜誌插圖,舅舅算命攤上打洋傘、穿洋裙的「鼠小姐」造型是他設計創作的最初萌芽。

1932年,張仃考入北平私立美術專科學校。就在這一年,日本占領熱河,父親失業,張仃成了流亡北平的東北學生,15歲的張仃很快發現,自己的心中根本裝不下「十八描」的仿古人物畫,魯迅匕首投槍式的文學作品才真正令他折服。於是,張仃拿起漫畫、宣傳畫這種出手快、犀利鮮明的藝術形式作武器,與日本帝國主義和不抵抗的國民黨政府展開鬥爭,到東北軍前線鼓動和宣傳抗日,參與籌建前衛社團「左翼美術家聯盟」,吹響了救國救民、奮起抗戰的號角。這一時期,張仃畫的宣傳畫《打回老家去》,用白山黑水和大豆高粱呼應着《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深入人心的歌曲主題,是整個抗戰時期最具思想深度和代表性的美術作品。那一年,張仃剛滿20歲。

1938年秋,漫畫家張仃來到延安,進入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任教,藝術創作和教學發生新的轉折。

初到延安的時候,21歲的張仃還是一副國統區自由知識分子的做派,腳蹬馬靴,身穿吊帶褲。有着獨立藝術追求的張仃被看成是「異類」,他對素描、透視、解剖之類不感興趣,而是大講畢加索、凡高、印象派,講現代繪畫的色彩與變形規律,這在當時的延安顯然過於「前衛」;他為延安文藝界人士畫的漫畫肖像被批判成「 醜化革命同志」,他本人也因個性獨具而被列為延安魯藝「三大怪」之一。

後來,張仃又轉到了老鄉肖軍領頭的延安文藝界抗敵協會。這裡只有他一個人是搞美術的,於是,所有與設計有關的事情,都由他一人包攬了。他一炮打紅的設計是作家俱樂部,用的都是山溝里的土材料:用木頭搭起一個酒吧,外面罩上藍、白土布;把老鄉篩麵粉用的籮(細銅絲編織而成),用木片裝飾成筒狀,掛在四面牆上,一盞小油燈從絲網裡射出迷濛的光線;把一個大籮筐吊在屋頂,用抽成褶的白土布圍成燈罩……

新中國國徽設計始末

1949年,新中國即將宣告成立,由於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都沒有國旗、國徽國歌,新中國形象的藝術設計成為燃眉之急。1949年7月,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公開發布《徵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啟事》,對國徽的設計提出三點要求:一、中國特徵;二、政權特徵;三、形式莊嚴富麗。

國徽設計前期甄選後,七零八碎的都淘汰了。據1949年8月5日下午三時半在北京飯店六樓大廳召開的政協第六小組(擬定國旗、國徽、國歌方案)第二次全體會議記錄,當時已經收到設計稿28份,但皆因不符合上述三條原則而被否定。最終,在周恩來的指示下成立了兩個小組,一個是中央美術學院的小組:張仃、張光宇、周令釗、鍾靈等。另一個是清華大學的小組: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李宗津、朱暢中、高莊等。

梁思成,建築學家和建築教育家。梁思成是國旗、國徽評選委員會的顧問,另外,他和夫人林徽因都是清華大學國徽設計組的負責人。

當兩組方案放在一起比較時,風格大相徑庭。中央美術學院組設計出來的國徽方案,以天安門為中心,有五星、齒輪、麥穗和綬帶等。張仃在《國徽應徵圖案設計含義》中闡述道:一、紅色齒輪,金色嘉禾,象徵工農聯盟。齒輪上方,置五角紅星,象徵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二、齒輪嘉禾下方結以紅帶,象徵全國人民大團結,國家富強康樂。三、天安門——富有革命歷史意義的代表性建築物,是我國五千年文化,偉大,堅強,英雄祖國的象徵。

梁思成小組的國徽,調子是灰色的。核心內容是一塊玉璧,設計理念為:玉璧有國器的象徵,也含指祖國統一,完璧歸趙。文人氣息濃郁。與此同時,林徽因誠懇地列舉了她參考的其他國家的國徽為例,認為一個國家的國徽不應該放進去建築物,尤其是帝王象徵的天安門。

在激烈的爭論後,毛澤東出來定奪:天安門不應視為封建的象徵,應該視為民主的象徵、革命的象徵放進國徽去。肯定了中央美術學院組的創意之後,也就是要確定新的國徽中哪些標誌物屬於必須出現的。周恩來作了這樣的總結:新的國徽要有天安門,要有五星,要有齒輪,要有麥穗,還要加上稻穗。

設計的構想採用了美院組後,周恩來讓清華組來完善國徽的設計。因為清華組個個都是建築繪圖高手,對正式圖樣的操作,絕對專業。所以最後他們的定型圖被選中,不應意外。

應當說,張仃是國徽的創意者,而林徽因等則為其最終完善者。周恩來親自找梁思成談話,說服他接受張仃以天安門為國徽主體的設計方案,並委託清華大學營建系最終完成國徽圖案的製作。而天安門城樓上懸掛的第一枚國徽,則是張仃親自跑到前門外,找到一位雕刻師傅,製作的一枚木製國徽。

國徽掛到天安門上,有功人員八名,梁思成、張仃、林徽因、張光宇、高莊、鍾靈、周令釗等每個人獎勵八百斤小米。梁思成還建議多給高莊一些,因為他修改有功。張奚若也建議要給清華重獎。

若干年後,在究竟是誰設計了國徽的問題上,出現了不少爭論,總有人來向張仃詢問,以至於他不願意再作回答。他向來不願意爭什麼名分,一直強調國徽的完成是集體的智慧,而他的貢獻在於提出以天安門為國徽主體的創意。

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藝術設計、全國政協會徽設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美術設計、開國大典的美術設計、天安門城樓和廣場大會會場設計、第一批開國大典紀念郵票的設計等等一系列關乎國家形象的重大設計任務,均出自張仃之手,這使得他當之無愧地成為新中國開國首席藝術設計家。

建國後主要經歷

在設計完國徽和政協會徽以後,張仃在其後的日子裡,又馬不停蹄地主持設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系列郵票(1959年)、《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周年》的系列郵票(1957年),主持了德國萊比錫國際博覽會中國館的總設計(1952年),主持了巴黎國際藝術博覽會中國館的總設計(1956 年)。

20世紀50年代末,張仃被組織調離中央美術學院,任命為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第一副院長。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一批藝術家和學者在「反右運動」中紛紛落難,使得剛剛成立的學院還未來得及完善自身的教育體系和教學思想,張仃承擔起了這項重任。

他將泥人張、面人湯、皮影路等民間藝人請到學院,為他們成立工作室,傳授技藝,研究總結他們的傳統經驗,又吸取西方現代藝術設計的教育精華,為新中國的藝術設計奠定了教育體系和思想的基礎,而當時他所邁的每一步都要冒着風險。在張仃的努力下,美術領域一批有成就的藝術家調入學院,學院的專業也從最初的幾個擴充到20多個,「文革」前的十年正是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蓬勃發展的十年。

民族傳統與西方現代藝術相結合的藝術主張,讓學院的師生在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築與國慶重大活動等藝術設計中展露了鋒芒,也引領着張仃在雲南採風後創作了《女民兵》、《洱海漁家》等近300幅水墨重彩裝飾繪畫,大膽的變形、絢麗的色彩、獨特的造型語言頓時引起了美術界的關注,華君武稱之為「 城隍廟加畢加索」。

「文革」中,他因為這些畫受盡屈辱,九死一生。在一個大型的批判會上,他舉着自己的裝飾畫《女民兵》,跪在用兩張桌子摞起來的台子上,紅衛兵用皮帶上的銅扣抽打他,將他從台子上打到地上,質問他為什麼要畫這些有顏色的變形的畫,扭曲勞動人民的形象。

文革」中,張仃被下放到河北的一所農場裡進行改造,由於身心遭到摧殘,他病得很厲害,回到北京就醫。因為是黑幫,北京戶口沒有了,北京的家也沒有了,他進不了城,就在西山腳下一個叫北溝村的村莊找了一個沒人住的小院子,把漏風漏雨的地方補一補,暫且住了下來。此時的張仃不僅對社會絕望,對生命也絕望了。他現在的夫人———詩人灰蛙去看望他,安慰他:「活下來,看看這個世界究竟怎麼變。」而他卻心灰意冷:「我連看的心思都沒有了。」

當北京首都機場即將落成,室內大型壁畫的創作降任於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時,復任第一副院長的張仃又調兵遣將,組成了創作小組,親自掛帥出征。在張仃的堅持下,才有了機場壁畫審美趣味的寬容與多樣化。其中,張仃為機場貴賓廳創作的大型工筆重彩壁畫《哪吒鬧海》,高4米,長15米,借鑑、吸取了民間年畫的色彩和敦煌壁畫表現時空的特徵,之後又被製作成動畫電影,成為家喻戶曉的經典。

1983年,張仃為長城飯店繪製了壁毯巨作《長城萬里圖》,1984年,他主持了北京地鐵壁畫工程,設計並參加製作了西直門地鐵壁畫《燕山長城圖》和《大江東去圖》。

2002年,文化部授予張仃造型藝術終身傑出成就獎。

焦墨藝術

張仃生長在北方,由衷地喜愛北方的山川風物,特別是太行、秦嶺和西北高原,儘管它們荒寒貧瘠,但他卻覺得親,猶如一個兒子看到自己年老的母親,因此他的焦墨世界展現的也都是它們的影像。古剎廟宇、荒郊野渡、莽莽崑崙、巍巍太行,張仃的焦墨山水一如他的性格,厚重、樸實、蒼茫、大氣。

焦墨山水最能還原蒼勁、宏闊、有力、具有金屬感的畫面。焦墨在中國畫領域曲高和寡,但張仃仍堅持用這局限性極大的墨法創作山水,並將其發展成一套完備的藝術語言,他的《房山十渡焦墨寫生》等一系列作品,開創了中國山水畫的嶄新風格。在這個曾給他心靈慰藉的筆墨世界中,貌似單純的黑與白,所產生的力度與內涵,卻是其他色彩所不能替代的。焦墨畫更是強調黑白的本色美、質樸美,素以為絢,不加粉墨,張仃稱它為「全素齋」,是一種有益身心的精神素食。晚年的張仃,鋪開了一個無限豐富、壯美宏闊的焦墨世界。這個秉持完美主義理想的世紀老人,生活在北京西郊的一處自己選材、自己設計的山屋裡,每日課讀魯迅。有時對着外面的世界,他會重複他的名句:「美盲比文盲多」。

1998年,張仃提出筆墨為底線的主張,策劃發起了一場有學術轟動效應的「筆墨保衛戰」。親自上場,與他的異見朋友坦誠相見,針對每一個「筆墨等於零」的註解、論據、邏輯,展開進攻性防守,扭轉了中國畫理論面臨崩塌的頹勢。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張仃晚年傾力於焦墨山水創作的行為,是他自己保衛筆墨的一種身體力行的策劃實踐。他僅取筆墨之一粟,種出了焦墨的滄海桑田,展現了筆墨資源的無限豐富。這是對筆墨虛無論的另一種回答,也構築了他的一方陣地。

如今,張仃大部分時間住在位於門頭溝山中的居所里,終日與他的摯愛———大山為伴。因為耳背,他話說得很少。家裡來了訪客,他會靜靜地坐在窗旁的藤椅上,抽煙斗或是看報紙,一隻養在籠子裡的蟈蟈陪在他耳邊熱鬧地鼓譟,他也渾然不覺。

國際交流

新中國成立後,張仃擔任了一系列國家大型國際博覽會和專題展覽會的總體設計師,在國際交流中,為中國人掙足了面子。

1952年,德國萊比錫舉辦國際博覽會,張仃出任中國館的總設計師。熟悉他的人知道他偏愛黑色,就向設計組交代:絕對不許張仃用黑色,我們是共產黨,是新中國。然而張仃絲毫不理會這一套,除了別具匠心地將天安門、中國園林長廊形式融入展覽之外,他還將張萱的<搗練圖>放大,以金線刻在黑色大理石上,作為絲綢展廳的大背景。有人不同意,但張仃堅持己見,表示如果不同意他的方案,他這個總設計師就不做了。僵持之下,最終得到周總理的首肯。當這面蘊涵着東方意境的黑色大理石牆展露出來的時候,歐洲人為之驚嘆。

在巴黎籌備展館時,張仃得知中央要派一個文化代表團訪問法國,他立即建議代表團在法期間一定要拜訪畢加索,並且邀請他來一次新中國,他深知畢加索在西方的巨大影響,而且此時的畢加索是法國共產黨的黨員,這正是展現國家形象的一次良機。

在張仃的促成下,代表團來到法國的南部會見了畢加索,張仃為畢加索準備了一幅楊柳青的木刻門神年畫和一本木版水印的《齊白石畫集》。張仃一直喜愛民間藝術,門神年畫有門板那麼大,是他特意買來的。年畫作為張仃的私人禮物送給了畢加索。

殊不知,這兩件禮品深深打動了畢加索,不久,當張大千來到法國,畢加索見到他說:我很奇怪你們這些中國人,到巴黎來學什麼藝術,歐洲沒有藝術,藝術在你們中國。

與畢加索

1956年,張仃奉命赴法主持巴黎國際藝術博覽會中國館的設計工作。時值中國文化藝術代表團來法國訪問,在接到文化部「隨團訪問法國各地」的電報後,張仃便向代表團建議去法國南部拜會畢加索。

張仃回憶說:「畢加索的家是海邊的一所別墅,我們到達的時候,畢加索剛睡起午覺,穿着短褲、背心從樓上走下來熱情地歡迎我們。原以為他的工作室一定很豪華,因為當時他已經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畫家,一張作品值幾十萬美元,但沒想到他的工作室里除了畫作是新的,幾乎一切陳設全是破舊的,牆上灰跡斑駁,沙發已經露出了彈簧。可是畢加索好像熟視無睹,牆上、地上到處都是他的畫作。遺憾的是,由於當時翻譯水平所限,雙方無法進行充分交流。」

張仃指着一張和畢加索的合影,笑着對記者說:「我在中國人里算比較矮的,我倆站在一起個頭相當,他在身高普遍比較高的歐洲人里,實在是太矮了。」據悉,張仃曾建議畢加索做中國的榮譽公民,邀請他到中國看看。對此,畢加索思索了一會兒回答說:「中國太好了,但是年紀太大了,怕到了中國後,(藝術)又有一個大變化,自己會受不了。」最終,畢加索沒有到過中國。

張仃在拜會之前就知道畢加索非常鍾情於非洲等地的民間藝術,所以就準備了兩張有門板那麼大的門神木版年畫。可出人意料的是,同行的一位政工幹部卻阻止說門神是封建迷信,不宜送給外國人。但令張仃稍感欣慰的是,他的另一件禮物——木版水印的《齊白石畫集》後來給了畢加索很大的影響。就在代表團拜訪畢加索不久後,張大千也前來拜訪。畢加索一邊向張大千展示自己臨摹的齊白石的蘭花,一邊說:「我最不懂的,就是中國人為什麼要跑到巴黎來學藝術,實際上真正的藝術在東方。」這段話後來成為廣為世人引用的名言。作為回敬,畢加索送給了張仃一個小冊子,也是他多年來非常珍愛的一間物品:「也巧,我們去的時候,桌上正好放着畢加索一本剛出版的小畫冊,他就拿起一枝紅藍鉛筆照着我的名片在扉頁上寫上『張仃』兩個中文字,其中『張』是藍色,『仃』是紅色,又畫了只銜着橄欖枝的和平鴿,下面簽了自己的名字。」這兩個略顯稚嫩的中國字,代表的確是兩個國家、兩種文化中兩個大師的交情。

此次會面是張仃一生僅有的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見到畢加索,由於當時特殊的社會環境,之後彼此再沒有書信來往,一直到1973年畢加索去世。其間有很多人對畢加索的藝術有所異議甚至貶斥。1983年,當畢加索的原作終於可以在中國展出時,當時一本名為《新觀察》的知名雜誌邀請張仃談談畢加索。張仃說:「我一直不願意談論畢加索,並不是因為壓力。畢加索的藝術有無限意味,而語言是有限的,難以表達我對畢加索的熱愛。但現在有很多人在反對畢加索,我不由得說,不懂畢加索的藝術,正如一些只精於加減乘除的人,無法進入更高的數學境界,就說愛因斯坦和數學無關。」

人物年表

1917年5月生於遼寧北鎮,祖籍遼寧黑山。自幼喜愛繪畫。

1932年考入北平美術專科學校國畫系,研習中國畫之餘兼作漫畫。

1933年開始漫畫創作。

1934年參加北平左翼美術家聯盟。

1938年到延安,執教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

1945年任《東北畫報》總編輯,和朱丹等發起東北解放區的年畫運動,作品《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前進》為蘇聯東方博物館收藏。

1946年任《東北畫報》社總編輯。

1949年初,負責開國大典和政協會議的美術設計工作,領導設計了國徵和新中國第一批紀念郵票,此後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兼實用美術系主任。

1950年任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系主任、教授,領導中央美術學院國徽設計小組,參與國徽設計。1954年和李可染羅銘開始倡導並開始中國水墨畫寫生,並舉辦聯展,影響甚大。

1956年赴法國考察。

1957年後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第一副院長。

1958年組建壁畫工作室。

1959年赴意大利主持中國近百年國畫展。

1979年主持北京國際機場壁畫群的總體設計並創作大型重彩壁畫《哪吒鬧海》,同年在北京舉辦個人作品展。曾負責設計動畫片《哪咤鬧海》。

1980年4月在香港舉辦個人畫展。主要作品有《香山組畫》、《房山十渡寫生》、《巨木贊》、《蜀江碧》、《孟母林》、《山鬼故家》、《崑崙頌》等。

1980年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現離休。

1983年為北京長城飯店設計並創作大型壁畫《長城萬里圖》。

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大型畫集《大山之子——畫家張仃》。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改名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復出擔任美術系第一工作室博士生導師,招收王米(筆名:王米兒,當代著名女畫家)等中國傳統國畫學生。

2001年應邀赴深圳擔任鳳凰衛視專題片《何香凝》的嘉賓。

2002年赴江蘇南通參加藍印花布藝術館開幕,並致辭。

2003年赴深圳參加首屆中國旅遊工藝品展出及研討會。冬,患肺炎,住北京東直門中醫院後轉入協和醫院。 2004年獲中國老教授協會頒發的終身成就獎。

2005年 「張仃藝術成就展」在中國美術館舉行,展出各時期代表作品近三百件。出版《張仃畫室》十三卷及《它山畫語》。為清華大學手書愛國詩人黃遵憲贈梁啓超詩《贈梁任父同年》,由清華大學贈送台灣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2006年清華大學美術學院50周年院慶之際,「張仃作品展」與「張仃作品及藝術教育研討會」同期舉行。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設立「張仃勵學金」,張仃捐贈60萬元人民幣獎勵優秀並扶助貧困學生。

2010年2月21日上午10時,張仃先生在北京解放軍總醫院不幸逝世,享年94歲;

按照張仃先生生前的願望,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2010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致電清華大學,對張仃先生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並向其親屬表示慰問。

2010年2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贈送花籃。

2010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贈送花籃。

2010年2月2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致電,對張仃先生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並向其親屬表示慰問,並贈送花籃。

清華大學將舉行張仃先生追思會,緬懷這位20世紀中國的「大美術家」。此前清華大學宣布成立了張仃藝術研究中心,清華黨委書記胡和平表示,即將建設的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要為張仃專門設立永久性陳列館。

入選「2012影響中國收藏界十大經典人物」

2013年1月6日,由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中國名家收藏委員會等主辦,《收藏界》雜誌等單位承辦的「2012影響中國收藏界十大經典人物」在京揭曉。張仃成為入選者。

主要作品

1945年,《陝甘寧邊區民間剪紙》。

1952年,《民間剪紙》,由榮寶齋出版社出版

1959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張仃水墨寫生畫》,收錄作品30件。

1982年10月,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張仃畫集》,收錄作品85件。

1984年8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張仃焦墨畫選》,收錄作品24件。

1985年5月,遼寧美術出版社出版《張仃漫畫1936—1976》,收錄作品120件。

1988年12月,新加坡南洋美專出版《張仃畫集》,收錄作品59件。

1989年3月,四川美術出版社出版文集《被迫談藝錄》。

1992年7月,榮寶齋出版社出版《榮寶齋畫譜·焦墨山水部分》,收錄作品42幅。

1992年11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張仃焦墨山水》。

1994年8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國漫畫書系·張仃卷》,收錄作品114件(組)。

1995年10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張仃談藝錄》,收錄著述82篇,約23萬字。

1995年11月,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張仃山水》,收錄作品142件。

1997年6月,安徽美術出版社出版《張仃線描》,收錄寫生作品28件。

1997年12月,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中國畫各家作品精選——張仃作品集》,收錄作品34件。

2000年7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大山之子·畫家張仃》大型畫冊,收錄各類作品300餘件。

2003年4月,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出版《張仃焦墨山水畫藝術》,收錄作品46件。

2005年4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九卷十三冊《張仃畫室》大型系列叢書。

視頻

張仃焦墨山水畫2016年1月19日發布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