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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1888年-1941年),名炽章,字季鸾,笔名一苇、老兵。祖籍陕西榆林,生于山东邹平。中国新闻家,政论家,爱国者。陕西榆林人,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少时艰辛,后赴日留学,成为同盟会会员,年青时代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后投身报业,1926年与胡政之、吴鼎昌共同组建《大公报》,十五年主持《大公报》,实现以笔报国,以笔救国的心愿。[1]


张季鸾的新闻主张倡导“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要“事实不欺”,做“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社会之公人”。1941年去世后同时获得了国共两党的高度赞誉,同时在中国新闻史上也享有高度声望和评价。[2]


基本信息

                中文名字         张季鸾
                         炽章
                民族         汉族
                出生时间         1888年
                去世时间         1941年
                出生地         山东邹平
                籍贯         陕西榆林
                职业         新闻家,政评家
                主要成就         主持《大公报》,1941年荣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
                夫人         高芸轩(1908年) 陈孝侠(1934年) 陈氏夫人(1936年)
                儿子         张士基(陈氏夫人所生)
                墓园         季鸾公园(陕西榆林)


生平纪事

(张季鸾与夫人陈孝侠) 原图链接 [h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08VK0MV0523UDFA.html 图片来自一朝风涟]

1901年,父亲死后,他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后就读烟霞草堂,师从国学大儒刘古愚,得到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和器重。[3]

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4]

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5]

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因反袁世凯被捕。

出狱后,在上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

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

1916~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

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

1941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


爱国事迹

早年间,张季鸾曾辗转京、沪办报,历任多家报社总编辑,文名天下皆知。但当时政治黑暗,经济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新闻行业的外在环境甚为恶劣。张季鸾一腔热血,其间还曾两度从政、两番入狱。


两番入狱,皆因揭露了是袁世凯段祺瑞时期反动政府和无耻政客的疮疤而导致。两度从政,一是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由于右任推荐,出任总统府秘书,参与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后随孙中山去职,为期很短。另一次是在1925年,经由时任河南军务督办的同乡好友胡景翼推荐,获任为陇海铁路会办,这是当时数得上的肥缺。结果,他上任不到一个月就拂袖而去,直言:"不干这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他随后去了天津,一时无固定工作,凭稿费维持生活,做了一段时间的"自由撰稿人"。


1926年春,天津《大公报》停刊。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这三位都曾留学东瀛的老友风云际会,情投意合,决定接办下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确定由吴出资五万元,改组为新记《大公报》,于9月1日复刊。吴鼎昌任社长,只负责采购白报纸,不过问具体社务。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持编辑、言论工作。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总揽经营及人事大权。报社大政方针,三人商而后行;有分歧时,少数服从多数;如三人都各执己见时,则以张季鸾意见为准。


正是由于诸多条件的因缘际会,才成就了百年中国最成功的报纸:新记《大公报》以及它的灵魂--最杰出的报人张季鸾。很快,《大公报》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一纸风行,朝野皆知。自1926年至1949年,几乎中国发生的所有的重大事件,都能听到张季鸾主持的《大公报》的声音,其发挥了极其巨大的的作用,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张季鸾爱国情深,时显拳拳之心。1937年"八·一三"沪战期间,张季鸾老年得子,他的亲友和党国权贵们,赠送了许多贵重的金银饰物,作为贺礼。张推辞不得,便予以集中封存,并说:"抗战期间,前方将士为国洒热血牺牲,后方民众死于炮火或家破人亡者不知几万家,我张某不能为得一子而收此巨礼。"及至1939年香港各界举行国庆大献金时,季鸾先生慷慨解囊,把这一大包金银首饰扫数捐出。妻子想留下一两件作为纪念,也被他劝阻说服。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因病在重庆逝世。病重期间,蒋介石曾亲往医院探望,后蒋氏唁电有"握手犹温"之句。陪都新闻界和各界人士为张季鸾隆重举行了追悼会。国共两党领袖同声哀悼之。蒋介石周恩来还都亲自参加公祭并致送挽联。


张季鸾先生人生最辉煌的期间是1926年主持新记《大公报》笔政后,这15年间,他驰骋报坛,声名远播海外。其影响之大,享誉之高,不惟国内罕有其匹,就是在欧美新闻人中也不多见。


《大公报》的世界性荣誉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应当注意他所指的《大公报》"文人论政"的特点。即,《大公报》虽然具有国际媒体通行的商业经营的性质,但同时,它还拥有中国文人论政的深厚传统。所谓"文人论政",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就是蕴含深重的伦理担当,即"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这是从中国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习性中传承下来的道统,这就使《大公报》获得了一种在中国征服人心的力量,从而在形形色色的商业报刊中脱颖而出,臻于化境,被国际社会视为东方最优秀的报纸之一。


就张季鸾自己的为文风格而言,他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这既是张季鸾对自己社评技巧的概括,也是其为文的基本宗旨。


有鉴于此,他的政论,不偏激褊狭,不任性使气,其论事析理,稳健明达,不温不火,如沐清风,如饮浓茶,娓娓道来,入木三分。他不靠笔走偏锋、哗众取宠来夺人耳目。而是以分析的透辟,说理的犀利名世。他有一副永远清新的头脑,活泼绵密而又提纲挈领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筹的见解;而一流的学识经验与文字技巧,使他不但面对国际国内纷至沓来的新闻事件,能够迅即作出反应,帮助公众了解事件背景,作出平实可靠的分析评论,甚至能在纷纭繁复的难局中,预测事件进展,指明一线出路。有时,他也不惜违逆众意,壁立万仞,只争一线,给出化解难局的应对之方。当时有人评论说,张季鸾为文如昌黎(韩愈),如新会(梁启超),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诚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这种风格,播洒于万千社评之内,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有助于造就社会上健全的判断力,有益于公众非情绪化的理性思维能力,有助于迈向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


著作

1944年,在张季鸾先生逝世3年多的时候,《大公报》馆出版了张季鸾先生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胡政之编,大公报馆1944年12月出版)。


张季鸾纪念馆

张季鸾纪念馆就设在这座“凤凰阁”一层 原图链接 图片来自 陕西日报

长安惜别一代报宗

张季鸾在1941年9月6日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终年54岁。他的辞世给当时的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带来极大震动。社会各界纷纷发去吊唁,周恩来、蒋介石等各界名流亲临殡葬现场…… [6]


在今天榆林季鸾公园的纪念馆里,记者有幸目睹了先生的身后哀荣。毛泽东主席等特致唁电:“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等的唁电称:“文坛巨擘,报界宗师”。据榆林市政协原副秘书长惠世新后来统计,仅海内外各界名人发来的挽幛唁电达140多件。


张季鸾先生的去世,在当时创下了两项“记录”。一为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他同样都做出极高的评价;二为在中华民国史上为一报人举行“创记录”的隆重追悼活动。


他的逝世是中国报界的一大损失,国共两党的共同哀悼使其成为史无前例的一人。其办报的思想及理念、品德影响了许多人,他对于新闻事业的执著,正如其遗嘱中写道“余平生以办报为唯一之职业。自辛亥革命以还,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天职自勉,期对于国族有所贡献”,也许这就是他自己对其30年记者生涯的最好评价。


在一场空前的公祭仪式之后,经家属和陕西方面的要求,张季鸾的遗体于第二年被迎返陕西,安葬在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归葬西安时,各界名流亲临追悼吊唁,陵墓周边人山人海,发来吊唁的信电成堆成堆地摞着。据记载,当年的陵园占地40亩,背靠高山,两侧两条水渠流淌,被誉为“天留佳壤,以待大贤”。陵园建成之初,曾有一个连的队伍专门在此为张季鸾守墓。可没过几年,随着战事吃紧,这些国民党军人也不知所踪,庞大的陵园也没了看守者……


时光荏苒,当人们再次关注到张季鸾时,已是几十年之后。那座曾经风光无限的墓园已是斑斑裂痕,只剩下半个土包,在一片凌乱的庄稼地里寂寥地堆着。 2004年,与竹林村相邻的玉村率先将自己所拥有的陵墓周边土地租给了一所砖窑,随后,竹林村也将属于自己村的土地出租,建起了一家种猪场,墓前的一条土路也被就此截断。 没有人知道这座在猪圈和砖厂夹缝中的墓地属于谁,当然也没人知道墓室的主人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许多辉煌的记忆。 媒体呼吁,亲属奔走,两会提案,各界建言,然而,猪场依然,砖厂依然,报界宗师的墓园的衰败依然。 记者想起了时下流行的一句话:说多了都是泪!


游子最终魂归故里

在文章中可以分析出社会走向的一代英杰张季鸾,大概做梦也想不到,在他回葬故土之后,还要经历一次艰难的“搬家”。 其实,早十几年前,面对沦落了的张季鸾墓园,在无奈无助无力改变的窘况中,榆林市的有识之士就曾建言将张季鸾墓迁回故里,让一代先贤落叶归根,安享天堂。


2011年,在榆阳区举办的张季鸾先生逝世50周年研讨会上,两岸三地的学者也曾提出“可以考虑将张季鸾墓迁回榆林”,张季鸾之子张士基也表露过同样的想法。惠世新对张季鸾先生有着无比的敬仰,他随即向榆林市政协递交了“关于将张季鸾陵园迁建榆林”的倡议。同年6月,榆林市政协特邀张季鸾外甥女李赋英、张季鸾嫡孙张哲明、孙女张哲子参加“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暨张季鸾先生逝世70周年座谈会”,向他们说明迁墓意向并得到赞同。随后,以张季鸾家属4人的名义向省委、省政府呈送了《关于张季鸾陵园迁建榆林的请求》,2012年,省委统战部批复“同意”。


为了使先生遗骸早日回归故里,榆林市和榆阳区领导倾注了极大地热情,时任区长苗丰果断拍板,将墓址确定在正在建设中的森林生态公园,并定名为季鸾公园。 2014年8月12日,榆阳区林业局局长朱喜堂、惠世新老人等来到长安区,他们将完成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因为被盗过,坟上的土都是虚的,没怎么挖就到了墓穴,里面棺材也被挪到一边,尸骨挤在一个角落里,陪葬品只有一根烟斗、一副麻将。万幸的是,经法医鉴定,骨头并无任何缺损。”已是榆阳区政协领导的朱喜堂向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情景,“那天装好遗骨,放完鞭炮,车从小路刚开上大路,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第二天安葬之后,榆林也下了半个小时。老百姓说,这是张老在感天动地啊!” 至此,张季鸾离开了他安息72年的长安,魂归600公里外的祖园。


长安,偌大的长安!以中华文明的发祥之地,中华文化的巅峰之处,曾经容纳了十三个王朝,更容纳了整个世界,创造了璀璨的长安文化,然而,就是这样的长安,号称一城文化的长安,新闻媒体和记者扎堆的长安,最终竟没能留下一个记者,一个当代记者的“祖师爷”……


如今,在榆林城郊的3000多亩生态园林里,张季鸾先生的墓冢清新、宁静、祥和,不时,有心怀崇敬的人来这里瞻仰。距墓冢仅90米的凤凰阁里,800平方米的空间里,序厅用张季鸾的人物浮雕对其精神风貌加以展现;展室则以张季鸾的一生为主线,包含“多舛身世飘萍学子”“新闻报国两陷囹圄”“文人论政大公立言”“关注苏区报道中央”“团结抗战功在国家”等12个板块;以铜像、碑石复刻、硅胶人蜡像、3D幻影、电视专题等现代光电技术将先生的一生立体般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园林的白场长告诉记者,纪念馆建成才三个月,前来参观的人已超过4000人次。季鸾先生身后的这次迁徙,虽属无奈,但先生若天堂有知,应该也是欣慰的。因为,陵园虽好,却并非久留之地。故乡再远,归来的游子却可以安枕长眠,何况,还有父母乡亲的陪伴呢。


先声远去虽死不死

虽然,先生遗骨归葬故里,竹林村的古墓遗址也已荒草萋萋,但先生的精神,先生的灵魂依然留存在这座城里,留存在每个新闻人的心里。


张季鸾新闻研究会第三任会长蔡恒泰,每年清明节,都会带领新闻学子和媒体同行去给张季鸾扫墓。如今,墓冢搬迁后,他仍旧没有中断自己的缅怀,通过呼吁,重修了革命公园里被损毁的张季鸾碑亭,使得自己有了新的凭吊之地。 记得并纪念着先生的还有西安外事学院的新闻学子,他们协同省记协,收购、搜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和照片,包括几近绝世的《季鸾文存》,在学校建起了张季鸾纪念馆,将此作为新闻系学生的教育基地。


据研究中国言论史的傅国涌撰文说,在民国时期,张季鸾的影响比鲁迅大。相较于鲁迅的杂文而言,张季鸾的评论有更大的受众和影响力。然而在鲁迅几乎成了一个符号的今天,知道张季鸾的人却寥寥无几。而他,在中国短短的新闻史上,被称为全国的“导师”和传奇。 故而,我们今天重提张季鸾,解读张季鸾,旨在通过了解传播他的事迹,传承他的风骨,弘扬他的精神。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媒体研究院副院长韩隽这样总结张季鸾的精神:张季鸾先生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滋润,追求“言论报国”,为当时中国报界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她认为,张季鸾先生主笔下的《大公报》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办报样板”,他“不求权,不求财,不求名”的新闻职业道德令人崇敬。因为张季鸾先生的提携与培养,范长江、王芸生、徐铸成等一代卓越记者得以成为新闻界的中坚,为中国的新闻报刊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陕西省记协前主席尹维祖说,张季鸾先生崇尚“文人论政”,以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字功底,写出了一批分析透彻、文风犀利的好评论、好文章。对今天的记者,季鸾先生仍然有着榜样的力量。 作为同行后辈的我们,如何学习张季鸾精神,记者借用胡政之先生在《季鸾文存》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国人读季鸾之文,倘能识念其一贯的忧时谋国之深情,进而体会其爱人济世的用心,则其文不传而传,季鸾虽死不死!”


视频

报界宗师张季鸾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