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阳“朝那湫”与灵武“水洞沟”(张耀堂)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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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朝那湫”与灵武“水洞沟”》是中国当代作家张耀堂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彭阳“朝那湫”与灵武“水洞沟”
——宁夏从历史中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陆地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而宁夏的总面积则是6.64万平方公里，只占了个零头。难怪许多外地人不知道宁夏在哪里，还以为宁夏是甘肃省管辖的一个地方呢。
然而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就在宁夏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今灵武市水洞沟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和遗物表明，宁夏就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那时,一群远古人已经踏上了这个不起眼的西北边陲，他们追逐丰美的水草，捕猎野驴野马和羚羊，开始了刀耕火种的人间沧桑。考古学家推断，这些远古人类正是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迁徙而来，最后落脚在银川市东南30公里的水洞沟这个地方定居下来。这便是历史文明中宁夏最初的雏形。自1923年水洞沟遗址被发现以来，1959、1963、和1980年又先后对水洞沟进行过多次调查与发掘，已经发现当时人类制造工具的材料和工具达数万件之多。文化遗存之丰富，为我国其他旧石器时代遗址所少见。
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宁夏全境及内蒙古河套、陕西、山西北部统称为朔方，是戎狄部落游牧的地方。春秋时期，今固原地区为乌氏戎所居，盐池为朐衍戎所居，这两处古戎族交错处还住有义渠戎。战国时期，秦穆公出兵灭西戎，征服了今宁夏大部分地区，并开始设立行政建制义渠县（今固原市东南）。公元前272年（秦昭王三十五年）建北地郡，是为宁夏地区行政设置之始。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自己就是秦人。那种“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生活离我们很远，而黄土高原却离我们很近，据说固原是秦人养马的一个地方，与陕西连通。那时人口少得可怜，生态发展得很好，我所知道的彭阳县古城子那时候叫“朝那”（读作zhūnuò），我品尝过“朝那鸡”，特别好吃。就是现在，彭阳的朋友送给我们的生态鸡（珍珠鸡）下的鸡蛋也很有营养，好吃。那里有个废弃遗址叫“朝那湫”。公元前220年，也就是秦始皇登基后的第二年，这位权倾天下的皇帝想知道自己掌控的秦帝国疆域到底有多大，哪些国家和部落才是帝国安全的真正威胁，于是，他决定出巡全国。第一站就指向了帝国边境最不安全的西北部。他带领大臣沿着新修的驰道，向西进入六盘山地区。秦始皇见到了他出巡以来遇见的第一面大湖——朝那湫。波光粼粼的水面四周，却不长草木，对这个奇特的现象，大臣上奏解释说: “此乃异象，自古帝王在名山圣水前要祭祀，如此浩渺的水域在我朝边境之地，不可不祭祀。”于是，秦始皇在这里进行了他登基以来的第一次祭水活动，秦始皇的朝那湫之祭，拉开了中国封建帝王祭水的序幕。在一年后的泰山封禅活动中，他将朝那湫列入四大名川之中。“朝那”是中国地理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名。从《史记》到《新唐书》史书中反复出现“朝那”称其为“关中之屏和汉丝绸之路的咽喉”。宁夏固原挖出的铜鼎腹部的铭文被破译，专家指出是“朝那”二字无疑! 鼎乃立国之器，《左传》记载:皇帝铸三鼎，象征天地人;禹铸九鼎，象征九州之地;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象征政权归周。
固原出现汉朝时期铸造的第二十九只古鼎，指明了朝那的具体位置就在固原，而且也不难看出这个地方在当时具有怎样重要的地位。从秦皇西巡到汉王朝铸鼎，固原就像中国西北战略版图上一处插旗之地，兵家必争。
说完“朝那”再说“水洞沟”。这些无疑都是宁夏的历史宝藏。可悲的是水洞沟遗址并不是中国人发现的，而是由外国传教士发现的。20世纪20年代初期，宁夏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也开始有了外国传教士的足迹。有一天，一个叫肖特的比利时传教士，在水洞沟东边5公里的横山堡黄土层中发现了一个披毛犀的头骨和一件石器。1923年他返回天津后，遇见了从法国来到中国考古的生物学家桑志华，于是就正式揭开了水洞沟考古的发掘序幕。有意思的是，这个名叫桑志华的法国人，在从甘肃进入宁夏考察途中，他的驼队打出的一面红、黄、蓝三色旗子上，却绣着“法国进士”“中国农林咨议”这些不伦不类的官衔，一路上受到当时北洋政府的帮助，宁夏更是给予这些来自京城的人以外国官员的高级别接待。可见当时的弱国在外交上是何等的奴颜卑膝！
和桑志华一同参加水洞沟发现工作的还有一个法国学者，他就是被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赞为“既是科学家，同时又成了精神界巨人”的德日进——这位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研究并确定过北京猿人头盖骨、在中国有着“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和领路人”高度地位的上帝一样的人。尤其当这两个法国人在修整河套地区采集到的大量哺乳动物化石时，发现一枚幼童门齿化石（中国境内最早发现的人类化石），犹如一瓶汽油燃烧在他们从事考古的干柴上，他们断定在这一带还会有重大考古发现，于是他们将考古眼光锁定在了宁夏水洞沟，让这里披上神秘的国际背景外衣，为德日进赢得了很高赞誉。离开宁夏后，他一直没有忘记水洞沟带给过他的惊喜。
直到1933年，水洞沟研究才被中国自己的科学家提到议事日程，裴文中先生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在这本书中，裴先生证实桑志华、德日进两个人发现的地方，一个是水洞沟，另一个是水洞沟东边百余里的色拉乌苏河，于是他首先使用了“河套人”和“河套文化”这两个中文名词，蜚声中外。从此宁夏水洞沟逐渐失去话语权，被学术界一度认定为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一个地方。
1954年，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号召开展河套地区野外考察，又唤起人们对水洞沟遗址的注意。1960年中苏组建生物考察队对水洞沟遗址进行发掘，但由于后来两国交恶，使这次考察因苏联专家撤走而搁浅。200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水洞沟又进行了正式发掘，使历时将近一个世纪的水洞沟有了较为明确的结论，《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一书序言中才敢于有下列一段文字阐述：水洞沟不同于一般的考古遗址。它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中不断迸发出明亮火花的闪光点。从两万多年前猎人之间的往来，到现代东西方科学家的共同工作，都体现了这种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3万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宁夏人”，他们处于原始群居社会，但却掌握了最先进的石器技艺，并且繁衍生存了下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