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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运理,茨温利Ulrich (1484~1531),瑞士改教家,生于维尔特斯(Wildhaus),时为1484年一月一日。慈运理是瑞士的改教先锋,在巴塞尔、伯尔尼及维也纳受教育。他对文艺复兴有过人的热诚,特别是对伊拉斯姆(Erasmus, Desiderius),很可能也从威顿巴赫(Thomas Wyttenbach)学到一些恩典的教义。

简介

慈运理在1506年受按,成为格拉鲁斯(Glarus)的牧师。

牧师,新教[1]多数宗派中的主要教职人员。拉丁文作pastor(牧羊人)。《新约[2]》中以牧人喻耶稣,以羊群喻教徒,所以新教用牧师称呼主持教务和管理教徒的教牧人员。

他是个勤力的牧人、动人的讲员、热心的同工,也是用功不绝的学生。在教廷军队服役一段时间,为他赚得一份退休金,但也使他因此反对雇佣兵制度。这使他不能留在格拉鲁斯;1516年他转到爱西得恩(Einsiedeln)工作。

在爱西得恩,慈运理在着名的马利亚圣地,对朝圣者工作。他享受修道院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亦花上好多时间浸淫在伊拉斯姆的希腊文新约圣经(1516)。研究原文令他对福音的本质有了新的理解,因而深深影响他将来的生命、思想和工作。

1519年苏黎世有一个空缺,这便为慈运理打开了改教之门。在一些人的反对下,他仍被委任为人民的牧师。他利用大教堂的讲坛作系统的教导,先是新约,后是旧约。这系列的教导,加深人认识圣经与他们当代的信仰与行为,是存着多大的距离。1520年发生瘟疫,夺去了他兄弟的生命,而他坚持留下来照顾患病的人,也几乎送了命;但这趟经验却令他日后的工作更有深度。他很快便召集了一大群跟随者,开始一连串彻底的改革,因而改变了教会及城巿的生活,包括邻近如沙夫豪森(Schaffhausen)、巴塞尔及伯尔尼等地。慈运理开始了一连串重要的改革,就如停止弥撒、拒绝教宗制(Papacy)及教会的阶级制、停止修道院、开始翻译圣经和仪文、按圣经修改一些风俗习惯、改善神学训练、设立会议式事奉、提高平信徒(Laity)的地位,以及引入严谨的纪律(Discipline)系统。

1525年后,慈运理不幸发现自己不仅与罗马教廷对抗,与重洗派(Anabaptists)和信义宗(Lutheranism)亦有许多纷争。这些争论分散了资源,又减弱了改革的力量。当时苏黎世被孤立起来,瑞士其他州对她怀有恶意,以及奥地利可能入侵,均使1529年马尔堡对谈〔Marburg Colloquy;参圣餐(Eucharist〕的失败,成为他重大的挫折。1531年苏黎世再在卡佩尔(Kappel)失利,慈运理主义虽没有走回头,但瑞士说德语区的改教运动就陷于停顿了。

慈运理的一生非常忙碌,却仍然出版了几部重要的作品。《神道的清晰及确定》(The Clarity and Certainty of the Word of God)是在1522年出版;翌年便出版了《六十七条》(Sixty-Seven Theses),他还写了一本解释它的书,算是改教运动最早的信条。同一时间出版的,还有《神与人的义》(On Divine and Human Righteousness)的讲章,和《论弥撒正典》(On the Canon of the Mass)。但他最重要的作品,是《真伪宗教辨》(Commentary on True and False Religion, 1525)。《论洗礼》(On Baptism)及《论圣餐》(On the Lord's Supper)是他与改教家进入圣礼辩论的开始,每一辩论之后都有进深的辩文。1530年,慈运理出版他的马尔堡讲章《神的预备》(The Providence of God),之外亦为奥斯堡会议写了《信心与理性》(Fidei Ratio)。1531年,他写下了最后一本也是相近的书︰《论信心》(Exposition of the Faith),本想赢得法国国王的信任加入更正教,但失败了。

慈运理英年早逝,但他已在瑞士推展了改教运动,并且留下一个非常独特的标记。他在很多方面与路德都有相近的看法,就如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670Justification)、把圣经译成当地语言、纠正偏歪的风气、提倡研究圣经,和尊圣经为先。他超过路德的地方亦不少,如更严格地实施圣经的管治。在一个不是那么贵族化的社会,他把较大的权力赋予巿政府,就如让教会平信徒有更大的代表权力等。他发展出一套较简单的礼文;透过设立神学院,提高教士的教育水平,又让教士用自己的方言来研究圣经。他采取较严格的一套纪律,而管治团体又有平信徒代表在其中。他从遥远的罗马教廷取回领导权,使它向着长老宗(Presbyterianism)的系统来发展。

神学的角度来说,慈运理领导瑞士教会向着改革宗(Reformed Theology 改革宗神学)教会的路线发展,故此他特别重视圣经是信仰与行为的标准这一信仰。1528年的伯尔尼条文(the Berne Theses)正能表达这一点;它说,教会是从神的道而生,因此亦只能在这一基础上管治。他与路德均持守同一信念,就是圣经是有效的;他还加上一句,说圣经本身虽然是清楚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圣灵的光照,然后才不会受种种误解蒙蔽,知道并接受使人得救的真理;故此祷告(Prayer, Theology of祷告神学)就成了释经(Hermeneutics 释经学)所必需的了。

慈运理在与重洗派和信义宗的争辩中,发展了两个重要的教义。关乎洗礼,他转向旧约的盟约(Covenant)神学,这便加强了他对拣选的思想(参预定论,Predestination),并且支配了他对教会及社会的了解。他同意路德的意见,不认为圣餐(Eucharist)是一献祭;但他否认饼与酒就是代表基督真实的同在,认为基督现在已坐在父的右边。他认为只有信心能看见主的同在,并且受其恩佑。

人常说慈运理是个人文主义改教家,没多大的神学及属灵的深度。但现在我们发现,他在爱西得恩和苏黎世面对的危机,皆源自他与独身及研究新约的问题有关,加上那几乎夺去他命的病,令他对神的恩典与管治特别敏感。他在辩论中常采取惟理的方式,但仔细地分析他的思想,就知道他是以三位一体论(Trinity)和基督论(Christology)作核心。他在圣餐的教导,给人一种象征论的感觉,但当我们注意他怎样重视基督的临在、可见之道的观念,以及圣礼怎样能加强信心,就知道不是如此。有些地方他好像与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妥协了,但我们只要看他怎样从圣经立约及拣选的角度来解释,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假如说慈运理本人没有完全发展改教教会一切的特性,他起码指出了一个大概,包括现实的和神学上的。为这缘故,他的信仰和事奉皆有广泛深远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