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懷念和感激(王超逸)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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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懷念和感激》是中國當代作家王超逸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我的懷念和感激
——記孟祥中先生二三事
約有兩三年沒有和孟祥中先生聯繫了，心中時常掛念。現在通訊也方便，幾次我拿起電話想撥通先生家中的電話時，心中又躊躇惴惴，所以一拖再拖。
今年上半年，地方出版了一部紀念一位已故作家的《論文集》，內中收入了我的三篇文章。這位前輩去世已經一周年了。「論文集」我還有意多買了兩部，其中一部就是想寄給遠在濟南府的先生。
幾乎是下意識的，我先要通了我的師弟——他的公子令朋博士的電話，想先了解一下先生的近況。電話那端師弟給了我一個晴空霹靂——先生已於今年三月份走了，享年84歲。
其實，我似乎有一種預感，孟先生的身體並不好，可能大限將至，只是我不願做猜測。五年前，我去濟南開會，曾藉此機會到府上看望過先生一回，先生還在家中留我一起吃飯，飯後談論詩詞，先生還盛讚毛澤東同志的詞《沁園春·雪》，稱讚王安石的《明妃曲》。不過那時我猛然發現先生消瘦了，我不願提及先生身體健康的話題，他好像也有意避開這個現實。到了這年的春節，我在電話中給先生拜年，座機電話是師弟接的。令朋於北京大學哲學系西方哲學專業博士畢業後，就到南京理工大學工作去了。他每年春節都攜夫人從南京回濟南到老人身邊陪雙親過節。在電話中，我就委婉地了解了先生近年來的健康狀況，果然是做過大手術。
本文作者王超逸(左)與孟祥中先生（右)在一起。
我與孟先生相交始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那時我已經大學畢業，正在研究經濟文化、商旅文化，百年老字號「瑞蚨祥」，研究「東方商人」孟雒川的家族史。聽一位前輩說，山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的機關刊是《山東社會科學》和《山東社聯通訊》，而兩刊的編輯部主任是一位姓孟的先生，是我的家鄉人。這位前輩建議我不妨將我的論文寄給先生。我就聽從他的建議，將文稿寄給了這位先生。沒想到過了不久，我收到了先生給我寄來的《審稿意見函》，大意是論文編輯部上了選題會，可以考慮採用。同時對作者提出了比較嚴厲的批評，大意是你文稿的字跡太潦草，現在排字工人都很忙，時間很緊，字跡潦草了就耽誤印刷工人的時間，希望文稿再做修改，謄抄清楚再寄來。我挺欣喜，也感覺到了這是位嚴厲冷峻的編審、學者。雖然尚未謀面。
其實那時我的書法很糟糕，根本上不得台面，拿不出手，這份手稿還是我請我的同事給我抄寫的，後來我就只好另請一位同事給我再抄一遍。
不久論文就發表在了《山東社聯通訊》雜誌（雙月刊，1991年第5期）。紅紅的封面，內中目錄是4號字，孟祥中先生給我寄來了9本樣刊。時隔不久，又收到了編輯部通過郵局給我劃來的70元稿費。
當然，我心裡高興，甚至比拿到畢業證、學位證書，比領到結婚證書還要高興。我視雜誌是我的新娘，我的寶貝女兒、寶貝兒子。我摩挲再三，愛不釋手，從此開啟了我和先生30多年的交往。
經上級組織安排，使我有機會到外省到基層去掛職鍛煉，政府給我安排了公務車和公務司機。一年中秋，我帶車回故鄉過節，提前我就和先生電話中溝通了，節前我要到他那裡坐一坐。其實從外省到先生那裡也迢迢千里，先生在盼着我們見面。但是到了泉城已是下午，城裡交通堵塞，路上都是急急忙忙奔家，熙熙攘攘送禮的車輛。我送先生的禮品並不貴重，只是兩盒月餅兩包茶。先生已早早在門口等候我。先生見了我之後，慍怒大于欣慰，他劈頭給了我白眼：「你在外面工作，回鄉過節，這是私事。路途這麼遠，你怎麼動用公車？組織紀律不允許，途中不安全，出了意外怎麼交代？在基層工作，工作作風更要踏實要務實。還是要踏踏實實地工作。這個節日啊，不是非回來不可，司機也要回家，司機也要團圓。要多體諒下屬，體諒身邊工作人員，更要有組織觀念、全局觀念，以身示範。」我連聲諾諾，面有羞赧。
先生是上個世紀50年代末山東大學的高材生。他的同班同學有的做官，在國家的財政部門工作，有的在國家文化部門的重要學術崗位，有的幹了山東大學的主要行政領導。記得他告訴過我，他的老師是文史學家孫昌熙先生，後來孫先生雙目失明了，先生言語間頗淒淒。
前幾年先生告訴我，想把他後半生也就是「文革」結束以後，他寫的關於《紅樓夢》研究、關於魯迅研究、關於余秋雨研究、關於對當代文學思潮的研究、關於對文學典型性研究的文學評論、文藝理論研究的系列論文，整理一下，找一家出版社來出版發行，算是對自己的一個交代，對後代和後人的一個交代，對歷史和時代的一個交代。
我在聽了先生的編輯出版計劃之後深為他高興。
文稿得到了他的老同學——當代文藝理論家、山東大學原校長、文學院原院長曾繁仁先生的肯定和支持。曾繁仁先生為先生的書稿傾情寫了一篇《序言》。在「序」中，老同學條分縷析，言簡意賅，切中肯綮，感情真摯飽滿、冷靜客觀地評價了先生在文學評論、文藝理論研究諸學術領域的價值和貢獻。
我與一位國家級文學類專業出版社的老領導老專家相知甚深。30多年來，這位老專家是看着我的成長，呵護我的進步。這家出版社被業界譽為「皇家」出版社。我就不自量力地向先生自告奮勇：「我找這位老社長說說，看能否借這家出版社的寶地來出版」。
老社長已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多年，在與老伴安享晚年，很少管閒事，更不在社會兼職。他在任時處事公正，兩袖清風。記得北京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張文定先生親口對我說：「你的老師XXX社長是一位真君子呀」！
我開口向老社長求情了。書稿送到了他府上的案几上。幾天後老社長給我來電話：「先生的書稿我也看了，書稿質量還可以，我已轉給現任出版社社長兼總編XXX，等等他的意見吧」。
後來，我又見到了他引薦的後任社長，並且在他的辦公桌上也發現了老社長轉給他的先生的書稿。話說之間就到了年底，人家待我還算有禮數，說是書稿待春節之後上社裡的現代文學編輯室的選題會上研究，讓我等個回信兒。我一等、二等、三等，話說間就到了來年的下半年，最後等來了該社現代文學編輯室的一位負責同志的回話，告訴我，書稿在選題會上沒有通過，讓作者再另找他家出版。
說心裡話，這當然是給我當頭一盆冷水。我也只好實話實說，將這一情況如實轉告先生。先生起初對這件事的期望甚殷，當他得到這個消息後很不悅：「你的老師已退下來多年，是個閒散老人了，說話不中用，沒人聽了」。
先生對老社長的責怪，我也只好吞在肚裡。後來我對我的小女王儒雅說起她孟爺爺委託我辦這件事的原委和結果。我向小女傾訴的很詳細。說到結果時，我說我的心猛然間像被電擊似的，不知如何處理，霎時眼眶裡湧出了淚，恍恍惚惚十分落魄。小女安慰我說：「唉，爸爸你為孟爺爺盡心了，天知地知，雖然受了委屈，但是又不是為了你自己，這種事兒也不丟人。」
這件事在我和先生之間留下了陰影和隔閡。
先生的文藝理論思想自成體系，是獨立的思考和判斷。探本探源，體大思精，中外古今，理真法老，會通圓融。其學術代表作有《文壇一家言》（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文學探微》（華齡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
先生雖然退下來多年，但是他一直在關注着當代文壇、當代文學思潮的走向。他也寫評論文章，寫雜文，對於文壇的一些浮躁的不健康的東西，提出他的意見，抨擊時弊，匡扶正義。那時我在地方上分管意識形態，分管宣傳，掌控輿情。先生有時將他的文稿寄給我，多數情況我都能推薦發表，但是有時我這一關也通不過：在他的雜文之中，有時竟然能對國家主管部門的上司指名道姓，真名真姓地去抨擊，那麼這對於我就感到比較棘手了。文藝方針、宣傳方針是有紀律的，實話說，我缺少馮雪峰、胡風、梁漱溟的國士風範和膽量。我只好將書稿扣發。先生似乎也能包容我的世故，寬容我的難作為。
我知道他退休後多年來一直自費訂閱兩份雜誌，一是《文學自由談》，一是《山西文學》。他和《山西文學》的主編韓石山有多年的交往。他喜歡《山西文學》的自由、潑辣、敢愛敢恨、觀點鮮明的辦刊宗旨和編輯風格。他還告訴我，韓石山給他的書信恭敬謹嚴，灑脫秀麗，言談中眉宇間充滿了自豪幸福和嚮往，是那種朋友間的相敬相惜，海內天涯的君子情誼。
有一年我應邀到山西晉城沁水縣去考察。沁水縣是趙樹理的故鄉。考察完畢，承主人雅意，主人陪我拜謁了趙樹理故居和趙樹理陵園。以此為契機，我寫了一篇懷念文章《拜謁趙樹理》。文稿我就寄給了《山西文學》雜誌社。記不清是不是直接寄給總編的，稿子大概在它們編輯部壓了一年，到了第二年我忽然收到了雜誌社給我寄來的樣刊和稿費。哦，原來這一年是趙樹理誕辰100周年。《山西文學》特辟一個專欄，編輯刊發了紀念趙樹理的專輯，內中共有三篇文章，我的拙文打頭。
那年我見他，他淡淡地告訴我，你寫的關於趙樹理的那篇文章我看了，你的散文寫作又有了進步。隨後，他聲音淒涼地告訴我，今後他不再訂閱《山西文學》了。
我感到很意外。我知道先生對《山西文學》向以青眼，給了它一份偏愛。隨後他告訴我，韓石山已退休了，不做《山西文學》的主編了。我猛然理解了先生的心境。我們都默然了，良久良久......
《文學自由談》究竟在當代文學的刊物叢林中能占個什麼位置，我不得而知。近三十年來，我基本不關注當代文壇的是非動向。有一次先生告訴我，《文學自由談》標榜該刊辦刊宗旨堅持「雙百」方針，尊重作者和讀者，正如該刊的刊名「自由談」，可以平等交流、互動交流。先生針對該刊引發的爭議，他也積極參與其中，發出他的聲音。他好像數次參與爭鳴，該刊的編輯沒有給予先生平等的尊重，具體是針對什麼事和人，我沒有詳細去問，現在回憶起來也無從具體說明。
先生治家有方，教子有矩。膝下有一子二女，一門三響，走出了三個高材生，個個成材，各有專業，各司其職，為社會放出光和熱。
前幾年，有一次，忽然先生給我打來電話，了解我的近況。當時我正在出租車上，交流的環境和氛圍都不適宜。其實近些年來，我與先生的書信交往越來越少，似乎隨着年齒見長，自己也越來越封閉自己。心靈的大門在緩緩地關閉，情感的潮流在日漸枯竭。近些年來，我的生活發生了不小的波瀾和變故。我覺得我與先生之間有了代溝。我呢，其實是不願將我的變故告訴他，一來是怕他為我擔心，二來更重要的是擔心他誤解我、責怪我、深深地責備我。
31年前我登門拜訪先生。那時，我28歲，先生52歲。那時他還住在玉涵路的舊居。在他的不寬敞的家裡，不寬敞的客廳里，不寬敞的小圓桌上，他的夫人殷勤待客，我倆一壺老酒，四碟小菜，酒盅比較大，似乎一盅一兩，我們就這樣淺酌低飲，不覺日薄西山，蛙鼓荷塘，月上柳梢。先生就懇切留宿，給我鋪床展被。我們在一張床上抵足而眠，一青一壯，一師一徒。他睡這頭，我睡那頭；同床夜話，銀輝盈室，不覺金鳳報曉。
31年後，先生已安眠在地下。我也雙鬢染霜，槐下憶舊，不覺秋況襲胸。
唉，我與師弟約定，明年清明一起到先生的墳頭化紙、默念。
酹先人，慰自己。
2022.10.12於北京[1]
作者簡介
王超逸，當代文化學者,北京大學當代企業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兼任江蘇連雲港市朱自清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新文學學會姚雪垠研究分會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