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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四人帮被抓过程（1976年10月6日）晚6时40分，汪东兴带领执行任务的警卫人员已经来到怀仁堂各就各位。晚7时，华国锋和叶剑英的红旗轿车几乎同时到达怀仁堂院门前。
华国锋和叶剑英一道来到怀仁堂的正厅。正厅的摆设变了样：一扇屏风，将整个大厅隔成了前后两个厅。前厅仅留下两张罩着白色的套衣的高背沙发，斜对着门，其余什么也没有。
叶剑英和华国锋分别坐在沙发上，汪东兴带着几个警卫退在屏风后面，注视着门口，负责“会议”的安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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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事前真的不知情
7 时55分，院内传来了脚步声。第一个走进怀仁堂大门的是张春桥。在张春桥身后紧跟着他的贴身警卫。当张春桥走进怀仁堂大门时，第一个行动小组的负责人纪和 春迎上去，不动声色地恭迎着张春桥。张春桥上下打量了一番就问，叶剑英和华国锋是否到了。此时此刻，汪东兴、叶剑英和华国锋早已在大厅等候了。
正当张春桥的警卫想跟着张春桥一起进正厅时，被两位卫兵拦住了。张春桥为之一震，觉察到不对劲。纪和春忙解释说，这是汪东兴的指示，所有的警卫都在大厅中休息。张春桥无可奈何，只好让警卫在大厅等他。
张春桥随着纪和春朝里走去，刚刚进小门，拐了两个弯之后，张春桥便被紧紧扭住。没等张春桥完全明白过来，纪和春等人已经将他带到正厅里。
早已做好准备的华国锋起身宣布了逮捕张春桥的“决定”。“决定”揭发了自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趁此机会，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姚文元进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念完“决定”后，纪和春就给张春桥戴上手拷，把他从怀仁堂的后门押走了。[2]
张春桥的警卫似乎听见外面的动静了，他站起来就要往外走。这时，在座的一位警卫团副团长见时机已到，随即将张春桥的警卫摁倒在地，立刻缴了他的枪。
王洪文：临了猛扑叶剑英
不一会儿，王洪文来了。王洪文刚进院子时，随身警卫即被留在院外。王洪文感到事情不大对头。当王洪文快走近正厅大门时，专门对付他的行动小组立即走了过来。
王洪文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的时候，王洪文一边大声说 “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进行反抗。但是王洪文很快就被行动小组制服了，被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华国锋把“决定”又念了一遍。
还没等华国锋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警卫人员的扭缚，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剑英猛扑过去。
在这个紧要时刻，一旁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
姚文元：没有争辩、没有反抗
秘密逮捕的第三对象是姚文元。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此时，汪东兴也事先安排好了，如果姚文元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里解决。
结 果，姚文元也来了。汪东兴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剑英同意，没有让姚文元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走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 央“决定”。姚文元听完后，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
江青：借口上厕所，拒交保险柜钥匙
就在怀仁堂主战场打响的时刻，李鑫、张耀祠、武建华几位负责在江青、毛远新的住处采取行动，把这两个人也抓起来了。
在秘密逮捕江青的过程当中，张耀祠于10月6日8时30分奉命带领行动小组到万字廊201号，江青此时就住在这里。
张耀祠作为汪东兴的助手，多年来一直掌管着中南海的安全保卫工作。张耀祠对这里的每一处环境，每一个哨位，都了如指掌，十分熟悉。当张耀祠带人走来时，守卫在门口的两名警卫竟然没有阻拦他们。
张耀祠连忙提着手枪，带领两男两女四名行动小组队员疾步冲进客厅，没有发现江青。张耀祠连忙又沿长廊奔进书房，也没有发现江青。正搜寻中，一名队员押来江青的秘书刘真，张耀祠从刘真口中得知了江青的藏身之处。
张耀祠急忙把枪一挥，几个箭步蹿到江青的卧室门前。张耀祠镇定了一下，推门进入室内。
江青见张耀祠猛然闯入，不由一怔，知道情况不妙，忙怒声质问道：“谁让你进来的？”
张 耀祠并不回答江青的话，只是目光警觉地将卧室扫视了一遍，见无他人，这才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大声对着江青念道：“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泽东 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4人进行隔离审查。”
还未等张耀祠读完，江青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顿时慌了神。蓦地站起来连问：“为什么？为什么？”
此时，张耀祠并没有正面回答江青的问话，只是用命令的口气让江青马上跟他走，江青并没有服从。
此刻，江青更主要的是借此拖延时间，冷静一下头脑，想想对策。这时，她要求进一趟厕所。
大约过了一刻钟，江青从厕所里走出来，神情沮丧，但仍故作镇静。
张耀祠向江青提出最后要求，请她立即交出保险柜的钥匙。
江青不答话，拒绝交出那把象征权力和地位的保险柜钥匙。双方进入高度紧张的对峙状态。
行动组的等待是有限度的，不断催促江青交出钥匙。江青说：“要交，也不能交给你们。”
随后，江青要了一个大信封，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串钥匙装进去，在信封上写上“华总理亲启”几个字，交给了行动组人员。
在解决江青之前，李连庆就已经奉命带着四名行动小组的队员，于10月6日晚赶到中南海毛远新的住处，对毛远新采取“保护审查”的措施。迟群、谢静宜等则由北京卫戍区派出力量负责具体解决。
在“文化大革命”中，新闻机构的特殊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在重大行动面前，对新闻机构的掌握决不可掉以轻心。
10月6日晚9时许，汪东兴指挥各行动小组将“四人帮”全部关押之后，按照事先制订的计划，华国锋立即命令耿飚、迟浩田等人火速赶到怀仁堂，并且亲下达了接管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新闻机构的命令。
这样，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叶剑英、华国锋等人就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3]
1977年4月12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接见参加粉碎“四人帮”的全体人员并合影留念
口述：蒋廷贵 徐金升 黄介元 滕和松 张云生 记录整理：辛恕翰 姜晓
三十年前，我们几个人都在中央警卫部队工作。我们有幸直接参加了解决“四人帮”的战斗。这场伟大斗争是在华国锋、叶剑英直接领导指挥下，由汪东兴具体组织实施的，任务由中央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执行。
除了组织指挥、值班联络、后勤保障的同志外，还抽调了十几人组成四个行动组。第一组:组长李广银，组员霍际隆、吴兴路、王志民，负责解决王洪文；第二组:组长纪和富，组员蒋廷贵(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大队长，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团常务副团长)、徐金升(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三中队中队长，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任子超，负责解决张春桥；第三组:组长高云江，组员黄介元(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团警卫科副科长，退休时任中央警卫局警卫处警卫参谋)、马盼秋、马晓先(女)，负责解决江青；第四组:组长滕和松(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局警卫值班室一科科长，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局警卫处警卫秘书)，组员康海群、张云生(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团警卫科警卫参谋，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局警卫处警卫参谋)、高风利，负责解决姚文元。另有李连庆小组负责就地隔离毛远新。[4]
“四人帮”在隔离审查期间的吃、住等生活情况
“四人帮”在隔离审查期间，也是上述四个组分别负责看押。看押的工作人员严格执行了中央的政策，看管要严，不虐待，不污辱，不能逃跑，不能死亡。为防止他们自伤自残，对每个人都进行了搜身，收缴了尖利器具。
“四人帮”住的条件都比较好，虽在地下，但是每天通风除湿，用紫外线照射消毒。室内有卫生间，有的有客厅。每人屋里除了床、被褥外，都有桌椅，桌上备有纸、笔和《毛选》四卷。要求他们交待自己的罪行，有什么要求也可以写下来，用信封封好，有专人转送。江青先后写了几封信给中央。她曾在纸上写过两句话，一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句是“枪打出头鸟”。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写书面简报，报告“四人帮”每天的表现，都在干什么。然后每天由中央警卫团专门负责地下工程的工程防化科科长黄昌泰定时取走上交。
在隔离审查期间，他们不戴手铐，在隔离室内行动自由。他们除了写交待材料外，还经常看《毛选》四卷，有的还要来了《列宁选集》看，看得似乎还很认真。张、江、姚在《毛选》的文章中划了很多道道，还作了大量眉批。
他们和工作人员都吃一样的伙食，标准比部队机关食堂稍高，都是机关食堂做的，专人专车送饭。每餐两菜一汤，一荤一素，肉、蛋、鱼不断，主食大米、白面，经常变换花样。江青吃了一段时间后，要求吃点粗粮和带粗纤维的蔬菜，工作人员报告后满足了她的要求。张春桥吃了几天突然不吃饭了。工作人员批评他:“你干吗不吃饭？你干了那么多坏事，还绝食！”他说:“我不是绝食。你们年轻，不知道，我身体不舒服，吃多了难受。”张春桥爱抽烟，开始他抽自己带的香烟。第二天抽完了，要求工作人员帮助解决。工作人员报告后，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抽烟抽得很勤，满屋烟味，工作人员批评后，他收敛了许多。在隔离审查期间，要求他们自己搞室内卫生，自己洗衣服。他们都很听话照做。上级经常派人给他们送衣服换洗。为防止意外，由工作人员为他们理发、刮脸。江青随身穿的黑色衣服，不知为什么褪色，把床单染了。马晓先给她洗衣粉，让她自己洗。她哪里洗过衣服，真是赶着鸭子上架。她洗了半天也洗不好。因为马晓先原来就是她那里的护士，她作威作福训斥惯了。在隔离室又耍她“女皇”的威风，大声训斥马晓先。工作人员就严厉批评她:“你在这里接受党和人民的审查，要老实接受看管，不能像过去那样耍威风。”并要她承认错误。她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从此不再耍威风了。
姚文元刚到地下隔离室时，第一周态度不老实，老骂人。还摔这摔那。他还总想知道被关押在哪里，每逢送饭车响，他就听声音，有一次向外跑，被工作人员制止。工作人员就严肃地批评他:“我们是执行党中央的命令。你现在是阶下囚，要老老实实向党和人民交待你的罪行！”并坚持要他承认错误。姚文元被迫无奈低头认错，从此不再闹了。
负责看押工作的人员经受了多重考验
从1976年10月6日晚到1977年4月10日凌晨，前后6个月零4天。在这么长的看押时间里，看押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5]
比如，条件艰苦的考验。工作人员住的地下室通风条件差，长期不见阳光，空气湿度大。晚上盖上被子一会儿一身汗，被子稍露缝隙就冷气刺骨。不少同志都烂裆了，有的患了高血压、关节炎。长期在地下，连夜宵一天四餐，又没有地方活动，有的发胖，觉得乏力。也不能洗澡，一个月后才用车拉到地上洗一次澡。但大家没一个叫苦的，顽强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再比如，长期少眠的考验。工作人员24小时在灯光下值班，“四人帮”的一举一动都要在值班人员的视线内，精力高度集中，精神高度紧张。开始时每组仅四个人，两人一班，每天两班倒，时间长了就严重少眠，困得不行。有的工作人员值班时困了，就用手拧大腿，有的咬舌头。一个多月后，上级又从警卫局和警卫团抽调了一些干部来帮助看押。这样人多了，两人一班，每天三班倒，就解决了睡觉的问题。
“四人帮”转移关押时，领导提出，一旦路上遇到武装拦截、劫车等意外，只由前、后卫车反击、善后，主车不准开车窗还击，只要车能开得动，就要一直往前冲，直达目的地
1977年4月9日，武健华通知各组，晚上不准睡，有任务。原来是中央决定把“四人帮”押送秦城监狱交由公安司法机关拘捕关押。押送路程约一百多华里，为防止路上出现意外，各组都制订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执行押送任务的还是这四个组的人员。主车是保险红旗，由本组人员直接看押，前、后卫车是另外组织的人员。每人都配备了手枪和冲锋枪及充足的子弹。领导提出，一旦路上遇到武装拦截、劫车等意外，只由前、后卫车反击、善后，主车不准开车窗还击，只要车能开得动，就要一直往前冲，直达目的地。
4月9日凌晨两点多钟，按原定方案先押送的王洪文，又押送张春桥，10日凌晨先押送的江青，后押送的姚文元。分别把他们交给监狱接收的人员后，回到住地，顿时感觉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既高兴又自豪，晚上可以轻松地睡个安稳觉了。
4月12日，党中央政治局全体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次参与解决“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全体人员，中央领导同志与全体人员合影，并请大家吃了饭。祝酒时，华国锋主席说:大家辛苦了，谢谢同志们！叶帅也勉励大家:你们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记录整理者辛恕翰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团副政委，姜晓为北京昆玉军休所工作人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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