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頌讚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文心雕龍·頌讚》是《文心雕龍》的第九篇。「頌」、「贊」是兩種文體。本篇以後,常用兩種相近的文體合在一篇論述。「頌」和「誦」區別不大,本篇中的「誦」字,唐寫本《文心雕龍》便作「頌」。「頌」和賦也很相似,漢代常以賦頌連用。
原文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為頌,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宴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鞸,直言不詠,短辭以諷,丘明子順,並謂為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乃覃及細物矣。
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後,或擬《清廟》,或范《駉》、《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征》,變為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為精核。至雲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偽說矣。及魏晉雜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為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
原夫頌惟典懿,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雖纖巧曲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
贊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贊,蓋唱發之辭也。及益贊於禹,伊陟贊於巫咸,並揚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言為贊,即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贊荊軻。及遷《史》固《書》,托贊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別》,謬稱為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必贊,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
然本其為義,事在獎嘆,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廣,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詞。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贊曰∶
容體底頌,勳業垂贊。鏤影攡聲,文理有爛。
年積愈遠,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辭作玩。
譯文
風、小雅、大雅、頌,是詩理的極至,頌是這「四始」的最後一項。「頌」的意思就是形容狀貌,就是通過形容狀貌來讚美盛德。從前帝嚳的時候,咸黑曾作頌揚功德的《九招》等。從《詩經·商頌》以後,「頌」的寫作方法就完備了。教化影響到一個諸侯國的作品叫做「風」,能影響到全國風俗的作品叫做「雅」,通過形容狀貌來稟告神明的作品叫做「頌」。「風」和「雅」是寫人事,所以有「正風」、「正雅」和「變風」、「變雅」;「頌」是用來稟告神明的,所以內容必須純正美善。魯國因頌揚周公之功而編成《魯頌》,宋國因祭祀祖先而輯錄《商頌》。這都是用於宗廟的雅正樂歌,不是一般宴會場上的歌詠。《周頌》中的《時邁》一篇,是周公親自寫作的;這篇賢人寫成的頌,為頌的寫作留下了典範。每個老百姓都有自己的思想,表達其思想的口是堵塞不住的。春
秋時晉國民眾用「原田每每」來讚美晉軍,魯國人用「麛裘而韡」來諷刺孔子,這都是直接說出,不用歌詠,以簡短的話來進行諷刺。左邱明和孔順,都把這種話當做「誦」來記載。這是有了變化的不正規的頌;頌本來是用以告神的,這種變化已漸漸用於人事了。到了屈原的《橘頌》,內容和文采都很美好,它用相似的東西來寄託情意,又把「頌」的內容推廣到細小的事物了。至秦始皇時的石刻,乃是稱頌秦始皇的功德。即使漢代的惠帝和景帝時期,也有描述形容的頌產生。
所以,頌的寫作是一代一代地相繼不斷了。如揚雄表彰趙充國的《趙充國頌》,班固歌頌竇融的《安豐戴侯頌》,傅毅讚美漢明帝的《顯宗頌》,史岑稱述鄧後的《和熹鄧後頌》,有的學習《周頌》,有的模仿《魯頌》或《商頌》。這些作品雖然深淺不同,詳略各異,但它們讚美功德、顯揚形容,其基本法則是一致的。至於班固所寫《車騎將軍竇北征頌》,傅毅所寫《西征頌》,就把頌寫成長篇的散文,豈不是因過分的褒獎而違反了「頌」的正常體制!馬融的《廣成頌》和《上林頌》,有「雅」的用意卻寫得很像賦,為什麼如此玩弄文詞而遠離「頌」的特點呢!還有崔瑗的《南陽文學頌》,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頌》,都是把序文寫得很好,而精簡了「頌」本身的篇幅。摯虞在《文章流別論》中對頌的評論,基本上是精確的,但其中說在頌的作品中「雜有一些風、雅的內容」,而不弄清其根本意義,這不過是徒然聲張一些不合實際的議論,和古代對於鑄劍可黃銅白錫相雜的謬論差不多。到了魏晉時期的雜頌,一般沒有超越正常的寫作規則。曹植的作品,以《皇太子生頌》為代表;陸機的作品,只有《漢高祖功臣頌》較突出。不過,他們的作品中褒揚和貶抑混雜在一起,那是魏晉時期頌體已有所變化的作品了。
「頌」的寫作,本來是要求內容典雅,文辭明麗。描寫雖然近似賦,但不流於過分華靡的境地;嚴肅莊重有如「銘」,但又和「銘」的規勸警戒意義不同。頌是本着頌揚的基本要求來敷陳文采,從廣義的意義上來確立內容。至於細緻巧妙的描寫,那就隨作品的內容而變化。頌的寫作,大概情況就是這樣了。
「贊」的意思就是說明,就是輔助。相傳從前虞舜時的祭祀,很重視樂官的讚辭,那就是歌唱之前要作說明的辭句。至於益幫助禹的話,伊陟向巫咸所作的說明,都是用突出的話來說明事理,加強語氣來幫助言辭。所以。漢代設置鴻臚官,他在各種典禮上呼喊禮拜的話就是「贊」:這些都是古代留傳下來口頭上講的「贊」。到司馬相如進行寫作,才在《荊軻論》中對荊軻進行了讚美。後來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便借讚辭來進行褒揚或批評:那是用簡要的文辭加以總結,用頌的體裁而加以議論;《史記》和《漢書》的最後,又各有一篇《太史公自序》和《敘傳》作一總評,它和「贊」的名稱是相同的。可是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卻把這種「贊」誤稱為「述」,那就差得很遠了。後來郭璞注《爾雅》,在《爾雅圖贊》中,無論是動物植物都寫了「贊」,內容兼有褒揚和貶抑。這和上面所說魏晉以後的頌一樣,也是贊體發生變化之後的作品。
從贊的本義來看,它產生於對事物的讚美感嘆,所以從古以來,贊的篇幅都短促不長;都是用四言句子,大約在一二十句左右,簡單扼要地講完內容,清楚明白地寫成文辭,這就是它的寫作要點。贊的產生雖然很早,但在實際中運用不多,從它的大致趨向看,是「頌」的一個支派。
總之,形容美德寫成頌,讚揚功業寫成贊;描繪形容和組成聲韻,使文辭清晰而鮮明。這樣的頌或贊,雖然年代久遠,它的美好卻像清晨那樣新鮮。後世用頌讚來品評平常事物,往往就是炫耀辭采來作遊戲了。[1]
作者簡介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於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於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