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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与爱国》是闻一多写的一篇文章，内容是什么，来了解一下吧。 闻一多《文艺与爱国》
纪念三月十八①
铁狮子胡同大流血之后《诗刊》就诞生了②，本是碰巧的事，但是谁能说《诗刊》与流血——文艺与爱国运动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
“爱国精神在文学里”，我让德林克瓦特讲，“可以说是与四季之无穷感兴，与美的逝灭，与死的逼近，与对妇人的爱，是一种同等重要的题目。”爱国精神之表现于中外文学里已经是层出不穷，数不胜数了。爱国运动能够和文学复兴互为因果，我只举最近的一个榜样——爱尔兰③，便是明确的证据。
我们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何尝不是同时发轫的④? 他们原来是一种精神的两种表现。在表现上两种运动一向是分道扬镳的。我们也可以说正因为他们没有携手，所以爱国运动的收效既不大，新文学运动的成绩也就有限了。
爱尔兰的前例和我们自己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了： 这两种运动合起来便能够互收效益，分开来定要两败俱伤。所以《诗刊》 的诞生刚刚在铁狮子胡同大流血之后，本是碰巧的; 我却希望大家要当他不是碰巧的。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
同是一个热烈的情怀，犀利的感觉，见了一片红叶掉下地来，便要百感交集，“泪浪滔滔”，见了十三龄童的赤血在地下踩成泥浆子，反而漠然无动于中。这是不是不近人情? 我并不要诗人替人道主义同一切的什么主义捧场。因为讲到主义便是成见了。理性铸成的成见是艺术的致命伤; 诗人应该能超脱这一点。诗人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他自己不能决定什么时候响，什么时候不响。他完全是被动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诗人做到了这个地步，便包罗万有，与宇宙契合了。换句话说，就是所谓伟大的同情心——艺术的真源。
并且同情心发达到极点，刺激来得强，反动也来得强，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⑤，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⑥。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所以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 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
因此我们就将《诗刊》开幕的一日最虔诚的献给这次死难的志士们了!
鉴赏
闻一多先生是我国现代优秀的诗人、学者和爱国民主战士。
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段祺瑞卖国政府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屠杀爱国学生、工人和市民，为此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舆论谴责。中国共产党在3月26日发表了 《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在北京，共产党人李大钊、陈乔年、赵世炎、陈毅等亲自参加并领导民众与军阀卖国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文艺界，许多爱国人士也积极行动，写出不少文章，悼念“三一八”惨案中的死难烈士，声讨军阀政府，痛斥反动文人。当时一些著名作家如朱自清先生写出了《执政府大屠杀记》，鲁迅写出了《记念刘和珍君》、《“死地”》、《可惨与可笑》、《淡淡的血痕中》等。闻一多刚从国外留学归来不久，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务长，正满怀赤子报效祖国之志。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的发生，使他毅然地投入了这场爱国与卖国、正义与反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挥笔写下了 《文艺与爱国》和《天安门》等战斗檄文。
《文艺与爱国》原载1926年4月1日《北京晨报》副刊《诗镌》创刊号上。文章主旨在于倡导爱国主义的文学艺术，希望爱国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正如他文中所言： “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中说： “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一个诗人要写出“真诗”，必须有崇高的理想、远大的抱负、广博的学识。倘一个没有爱国爱民之心，没有为祖国献身的精神和勇气者，就不可能写出 “真诗”。因此闻一多在文中指出“艺术真源”——“就是所谓伟大的同情心”。一个不爱国者，又从何而来对爱国死难者的“同情心”呢?一个无爱国之心、爱民之情的诗人，定是闻一多文中所说“同是一个热烈的情怀，犀利的感觉，见了一片红叶掉下地来，便要百感交集，‘泪浪滔滔’，见了十三龄童的赤血在地下踩成泥浆子，反而漠然无动于中”。当时文坛上也确有这种人，诗做得上了天，却不敢直面现实，更不敢倡扬爱国精神。闻一多对这种文人极为不满，十分愤慨，并在《静夜》 中指出： “最好是让这口里塞满了泥沙，如其它只会唱着个人的休戚。”然而，闻一多面对“三一八”惨案，尤其是那些在惨案中以身殉国的进步青年，“心中的灵火还在燃烧，我的火焰他越烧越燃，我为我的祖国烧得发颤” (《我是中国人》)，因此，闻一多 “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并认为文艺者们 “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 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他的话不仅是对 “三一八”惨案中爱国志士的献身行动的无限敬仰和崇高评价，而且鲜明地阐明了他的进步文艺观，并在文中列举了爱尔兰民族精神振兴的例子，说明 “爱国运动和文艺复兴”能够相互促进的道理。同时还用陆游和拜伦这两个不同国度的爱国诗人为例，进一步论证一个真正爱自由、正义、光明的爱国诗人，当其“同情心发达到极点”，他们 “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他们将会“现身说法”——以身许国。中国诗人陆游，他坚持抗金复国的主张，曾亲临沙场杀敌，屡遭投降派的排斥、打击，却始终不忘国事。他“平生嗜酒不为味，聊欲醉中遗万事。酒醒客散独凄然，枕上屡挥忧国泪。” (《送范舍人还朝》) 到晚年“身老沧洲”仍“心在天山” (《诉衷情》)，驰骋沙场的壮志不减，年迈七十尚 “泪洒龙床请北征”。近代人梁启超在 《读陆放翁诗集》 中说： “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陆游一生志在沙场，抗金救国之志虽未能实现，却留下了许多不朽的爱国诗篇。英国诗人拜伦，一生为民主自由、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最后战死疆场，成为欧洲文坛的一面光辉旗帜。所以闻一多说： “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
闻一多用理论和事实，十分精辟地阐述了 “文艺与爱国”携手并存，互为因果的文艺观。闻一多的《文艺与爱国》，正是一个“为我的祖国烧得发颤” 而热血沸腾的爱国志士之作，因此，爱国情怀洋溢笔端。作为一个爱国诗人、学者，他在文中不仅要热情讴歌为祖国献身的死难者，还要告诫人们，文艺与祖国运命休戚相关，诗人们应为爱国而作文赋诗，为爱国而献身。闻一多是这样认识的，也正是这样行动的。他不仅为我们写下了不少爱国诗文，并在中华民族 “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和反蒋独裁的斗争中英勇奋斗，以至1946年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被暗杀，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在7月15日举行李先生追悼大会上，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特务，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揭露了反动派的凶残本质，遭到国民党的仇恨，于当天下午，他在出席记者招待会后回家的途中被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毛泽东、朱德在唁电中颂扬闻一多“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闻一多先生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伟大的爱国诗篇，成为中国文坛的光辉典范。
《文艺与爱国》是一篇议论散文，其文篇幅短小，文思纵横，古今中外，历史现实知识呈于文内;其旨鲜明，论证严密，说理透彻;其语生动形象，言简意赅，不足千字之文，却对振兴中华，振兴文艺有着历史的和现实的指导意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