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刀歌（欧阳修）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 《日本刀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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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日本刀歌》 创作年代：北宋 文学体裁：诗歌 作者：欧阳修 |
《日本刀歌》是宋代诗人欧阳修的一首诗。其内容通过赞扬当时日本出口的宝刀作为铺垫，从侧面悲叹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我国一部分国学文化的流失。
原文
| “ | 日本刀歌[1]
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𨱎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 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 |
” |
| — 《日本刀歌》，引用出处 | ||
译文
昆吾山是那样的遥远，与中土不再相通，只留下了昆吾宝剑削玉如泥的传说。如今有日本国出产的宝刀，江浙的商人在大海的东面得到了它。香木做的刀鞘上贴着鱼皮的纹饰，白色的刀身与黄色的铜刀镞装套在一起。喜欢的人用一百金的价格买下它，佩戴在身边可以祛除妖异灾祸。听说那国家是在一个大岛上，土地肥沃风俗也好。从前徐福骗了秦王，来这里采药便一去不归，带来的童子也变老了。带去的工匠也把制作技艺传给当地人，到现在，那里的手工物件都很精巧。它从以往的朝代就与中国有了朝贡往来，士子文人也能作诗歌辞藻。徐福出发时秦朝还没有焚书，所以还有不少古文典籍留存在那里。可是却严令禁止传回中国，没有人能见识。先代圣王的典章收藏在蛮夷之地，大海浩瀚不可逾越。想起来就使人激动不已痛哭流泪，相比之下，这锈钝的短刀有什么稀奇的啊。
写作背景
宋代，中日官方和民间交往不断，有力地推进了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国自唐末、五代变乱以来，汉籍缺逸颇多。日本入宋僧每携经疏至宋以补阙。先后赠《郑氏注孝经》、《越王孝经新义》、《大乘止观》、《方等三昧行法》和《夫台直言》等经典。
随着日本镰仓时代武士的兴起，刀剑甲胄的制造有空前进步，日本刀剑大量输入宋朝，很受中国人的珍视。宋代亦从日本进口折扇、螺钿工艺品、纺织品等，以精巧见称。
欧阳修触景生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日本刀歌》，抒发自己对日本及徐福渡日的感慨。诗中首先赞扬来自“沧海东”日本国的宝刀，制作精致，装饰漂亮，可降妖去邪。接着肯定了徐福东渡传播先秦先进文化给日本人带来了福祉。不但“至今器用皆精巧”，而且“士人往往工词藻”。最后，对徐福东渡带去部分中国古籍，“逸书百篇今尚存”、“先王大典藏夷貊”感激涕凌，大发“锈涩短刀”与“逸书百篇”相比“何足云”之感慨。这里表明作者已认为徐福东渡最终抵达日本。
欧阳修在所咏《日本刀歌》中，不但再次明确肯定了徐福东渡的滞留地是日本，而且还第一次将徐福东渡的传说与中国秦朝秦始皇焚书事件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徐福在秦始皇焚书之前赍书东渡，才使日本保存了中国失佚的《尚书》百篇。 欧阳修的“赍书说”，也许是当时已经流行的一种传说，也许是文人欧阳修的一种主观想象，现在我们对此都不得而知。不过这个说法，后来在日本却是产生了很大影响。如1339年日本南朝重臣北亲房著《神皇正统记》，就将《日本刀歌》所记徐福赍书东渡日本说当作信史加以记载，并且认为由于中国秦朝的焚书坑儒，“孔子全经唯存日本矣”。
近年来，有个名叫铃木贞一的学者，通过潜心研究据说是中国先秦典籍的《宫下文书》，甚至统计出徐福当年携带到日本的书籍共有儒家经书1850卷、其他典籍1800卷，认为这大致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的重要典籍。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1037—1101）作《骊山三绝句》，南宋文学家刘克庄（1187—1269）作《又追和坡韵一首》、《固穷》等诗篇，也都对徐福东渡之事给予记述歌颂。
作者生平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水（今属江西）人。修幼年丧父，家贫力学。天圣八年（1030）进士及第，为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官。在西京三年，与钱惟演、梅尧臣、苏舜钦等诗酒唱和，遂以文章名天下。景祐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授宣德郎。三年，以直言为范仲淹辩护，贬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庆历中，以右正言知制诰，参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推行的“新政”。“新政”失败后，外任。
至和元年（1054）丁母艰期满，召还与宋祁同修《唐书》。累迁礼部侍郎、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致仕，居颍州。次年卒，年六十六，谥文忠。《宋史》有传。对宋初以来靡丽的文风提出批评，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并积极培养后进，为北宋文坛领袖。著作宏富，有《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其诗文杂著合为《欧阳文忠公文集》一百五十三卷。在40多年的仕宦生涯中，屡遭贬谪。庆历三年（1043）参与范仲淹“庆历新政”，五年被贬滁州太守。
以后担任过朝廷和地方的许多重要官职，所谓“历仕三朝，备位二府”，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每到一处，多有政绩。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他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取得了胜利。又喜奖掖后进，在唐宋八大家中，除他之外的北宋五家，不是出自他的门下，就是受过他的奖引扶掖。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一生写过500多篇散文，政论、史论、记事、抒情各体兼备，内容充实，文风流畅婉转。《朋党论》、《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等为历代传诵。
诗歌风格多样，有的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同情人民疾苦，有的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有的写得沉郁顿挫，有的写得清新秀丽。《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诗话，开创了新的论诗体裁。词的创作从总的方面看，对花间、南唐词因袭的成分较多，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也有一定的发展。有咏史怀古的词篇，并用词这种形式和朝廷大臣、亲朋故旧唱和，表达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较少堆砌绮词丽句的无病呻吟，抒情个性是志气自若，放旷达观。他善于发现大自然的美，并在词中再现这种美，如《采桑子》、《渔家傲》诸阕，描绘西湖景物，写得清新洒脱。爱情词有的典雅含蕴，有的大胆率真，并注重心理刻划，增加了词的抒情深度。词集有《六一词》、《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醉翁琴趣外编》。史学方面，除参加修撰《新唐书》外，又自著《新五代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