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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中文名字--曾玉良
別 名--曾維林等
國 籍--中國
民 族--漢
出生日期--1914年
出生地點--河南固始縣祖師廟鄉楊樓村
逝世日期--1943年
職 業--將軍、革命者等
主要成就--西路軍少數倖存軍官之一，八路軍騎兵部隊正規化訓練開創者，為八路軍騎兵建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曾玉良（1886年— 1923年2月7日），漢族，江蘇邗江（今揚州邗江區）人。革命前輩，著名的「二七」烈士。
人物生平
曾玉良1886年3月25日出生在邗江區槐泗鎮荷花村（原曾莊）。
曾玉良幼年時家境貧苦，青少年時期，以佃農、捕魚為生。1906年，曾玉良在湖北省漢陽兵工廠當工人，因參與工人反抗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的剝削、壓迫的罷工鬥爭，被廠方除名。這一年，京漢鐵路站建成通車，江岸機廠逐步發展，1914年招收工人，曾玉良以其兄長的名字報名，順利考取，進廠當旋床工人。1921年9月，武漢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成立，曾玉良受到反帝反封建的啟蒙教育。1922年1月，江岸京漢鐵路工人俱樂部成立，曾玉良任交際幹事；1923年1月5日，工人俱樂部改為京漢鐵路總工會江岸分會，林祥謙任委員長，曾玉良任工會委員。因曾玉良勇敢堅定，又擅長武術，在工人中有一定威信，被選為糾察團副團長，成為林祥謙的得力助手。
1923年2月1日京漢鐵路總工會在鄭州隆重舉行成立大會，遭到了反動軍閥吳佩孚及北洋軍閥的阻撓和破壞，總工會由鄭州遷到漢口江岸，並定於2月4日舉行京漢鐵路大罷工。在曾玉良的帶領下，工人糾察團迅速組織趕製木棒，準備自衛。2月4日，一場在中國-黨領導下的-大罷工於上午9時從江岸開始。在罷工期間，他帶領糾察團負責維持罷工秩序，保衛總工會和敵人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出色地完成了任務。2月7日下午，罷工進入生死搏鬥關頭，帝國主義分子夥同軍閥鎮壓工人。在這危急情況下，在林祥謙的指揮下，曾玉良果斷地帶領糾察團奮勇迎敵，與敵人展開殊死的搏鬥。他憑藉着自己的武功、用齊眉棍擊倒了一個個敵人，後來又抱着一個敵人撕打起來，就在這時，一顆子彈向他射來，不幸中彈犧牲。為了紀念這位著名的「二七」烈士，武漢地區黨組織在他犧牲後，特意用「十二園」的棺木收殮，運至家鄉安葬。
1923年2月1日，京漢鐵路總工會在鄭州舉行成立大會。曾玉良作為江蘇鐵路分工會的代表，隨項英、林祥謙一起赴鄭州參加會議。北京政府直系軍閥吳佩孚以武力進行阻撓和破壞，總工會遂轉移漢口江岸，並決定舉行京漢鐵路總同盟罷工，江岸分工會積極響應，林祥謙、曾玉良被選為江岸地區負責人。2月4日一早，總工會發表《罷工宣言》，9時整，3萬多工人參與的政治大罷工開始，長達1200多公里的京漢線陷於癱瘓。
曾玉良率領糾察團，佩戴紅袖章，手執齊眉棍，站崗放哨，保衛總工會。2月7日下午，罷工進入生死搏鬥關頭。5時許，敵軍從江岸火車站、頭道街、福建街向總工會包抄過來。此時，林祥謙仍指揮若定，曾玉良扛着「工人糾察團」的大旗，和100多名團員威風凜凜地站在總工會門前嚴陣以待。
工人們揮舞着鐵棍、榔頭和斧子向敵軍衝去。就在這時，沖在隊伍最前面的曾玉良把團旗交給工人梅大龍，憑藉身高力大、有武術功底，用鐵棍接連打落五六個敵人手中的0。敵軍官見狀，即舉槍射擊，曾玉良中彈倒地。
在這場野蠻-中，江岸30多名工人犧牲，200多人受傷，釀成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2月7日夜，京漢鐵路工人總工會江漢委員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英勇就義。
曾玉良犧牲後，武漢地區地下黨組織和江岸分會買了口黑漆大棺材將其收殮，靈柩由他的四弟曾玉隆和叔伯弟妹曾玉才、曾靜珍護送，從武漢水運到揚州六圩碼頭，再抬至他的出生地悄然安葬。
1992年冬，邗江縣委、縣政府在現槐泗鎮龍尾村修建曾玉良烈士陵園，供家鄉人民紀念、瞻仰、憑弔。1998年3月，這裡被命名為邗江首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2012年清明節前，曾玉良烈士墓已從其老家邗江槐泗遷入揚州革命烈士陵園。據揚州烈士陵園負責人介紹，這是我市開展「慰烈工程」以來又一舉措，曾玉良烈士是揚州烈士陵園中犧牲較早的革命烈士之一。
個人履歷
1930年8月参加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在通讯队先后任班长、排长、队指导员和队长。
1934年春调至红三十军八八师二六五团任二营营长。
1937年4月西路军失败后，曾玉良随西路军左支队突围到新疆。5月随西路军余部到达乌鲁木齐任西路军（对外称新兵营）三大队副队长。
1938年1月奉邓发（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命令到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驻喀什的骑兵四十八团二连任少校连长，接受过苏联红军哥萨克顾问的训练。1938年6月参加平息骑兵三十五团叛乱。
1938年9月，受盛世才军阀内部派系倾轧的牵连，被捕入狱，被关押到1939年9月。1939年9月回到乌鲁木齐，任西路军总支队干部队队长。
1940年1月1日，在新疆的西路军余部中营职以下人员360余人，编成一个营，四个中队回延安，曾玉良任营长。历经千辛万苦和种种危险，2月中旬抵达延安，受到党中央的热烈欢迎。
1940年8月到冀南军区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任副团长，11月任团长。
1941年8月率部开辟夏津、高唐地区；1942年至1943年间率骑兵团驰骋于冀鲁豫平原，多次在滑县地匹作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在他的领导下，一二九师骑兵团战术水平取得明显进步，战功卓著，1945年被冀东军区授予“哥萨克骑兵”荣誉称号。
1943年8月15日，在攻打汉奸孙步月的战斗中，被多枚手榴弹碎片击中，牺牲在曹县的后张楼，年仅29岁。
1944年，129师骑兵团派部队穿越封锁线，把曾玉良的遗体从山东曹县移柩到河南滑县的万古集烈士陵园（冀鲁豫第四行署烈士陵园）。
改造八路軍騎兵部隊
骑兵的分类五花八门，可简单说来就是两种：骑马打仗的和不骑马打仗的。129师骑兵团原先就属于“不骑马打仗的”，其基本战法是乘骑行军、下马作战，说好听点是“枪骑兵”（和“摩托化步兵”的意思差不多），说明白点就是骑马的步兵。在这类骑兵中，战马主要是作为运输工具、战士们也主要是趴在地上打枪。
这种战法不好看，但这种战法是符合潮流的。一战以后，各国军队都认识到：骑兵在机枪重炮的密集火力面前列队冲锋，纯属是找死。因此大家都走了“枪骑兵”的路子——行军的时候利用战马提高行进速度、扩大活动范围，打仗的时候放弃乘马冲击、下马徒步作战。
不仅八路军骑兵是下马作战的，国民党骑兵也是，西北“青马”“宁马”是“枪骑兵”，日本骑兵也是“枪骑兵”。所以，虽然中日双方都有骑兵部队投入战场，但在战斗中就极少能遇到骑马对杀的场面，因为大家都趴在地上打枪、想耍马刀格斗也没人接招。
“枪骑兵”担任追击、包抄、穿插任务，比步兵走得快也走得远、还能携带一些重武器参与进攻和防御。但是，枪骑兵下马作战的时候需要可靠的“马桩”（骑兵下马徒步作战，马匹必须集中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叫做“马桩”），这就要求他们必须保证后方基地的稳固。换句话说，对枪骑兵而言，行军时战马是重要的工具、作战时战马却成了沉重的拖累，一旦腹背受敌，就有被歼灭的危险——这在游击作战的环境下显然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曾玉良就想改变下马作战的风格，把129师骑兵团变成“轻骑兵”。轻骑兵采用乘骑作战方式。如果说枪骑兵是“打了就走”，那轻骑兵就是“边打边走”。 和枪骑兵相比，轻骑兵更加快捷、冲击力更大，但同时也存在着负重能力差、防御能力弱的缺点，由于自身无法携带重武器、缺乏攻坚手段和防御手段，更容易受到敌方重火力的打击。
在机动性和抗打击能力的取舍上，曾玉良团长选择了前者。他认为：“日军的火力虽然猛，但华北平原这么大，鬼子部队分散，不可能把机枪大炮集中起来对付我们。只要我们走得快、游动及时，就一定能战斗下去”，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1942年以前，在冀鲁豫敌后战场上活跃着四支八路军骑兵团，只有129师骑兵团改成了轻骑兵，也只有129师骑兵团坚持到了抗战胜利。虽然他的团长在43年战死。
主要戰績
1942年4月29日清晨，华北日军冈村宁次部对我冀南军区突然实施“铁壁合围”，史称“四二九大扫荡”。由于这是日军首次实施这种新式的作战方法，投入兵力巨大，准备充足，八路军遭到空前的损失。冀南军区总部机关被日军机械化部队团团包围在卫河河畔，其中仅有的战斗部队就是一二九师骑兵团和总部特务团。
骑兵团在曾玉良团长率领下向王行杖村日军的阻击线反复冲锋，试图为总部杀出一条生路。然而，在日军强大的火力和兵力优势面前，骑兵团伤亡惨重。形势万般危急。
况玉纯政委亲自充当旗手，他单手擎着红旗，在骑兵队列前面高声呼喊。 这就是那句后来响彻冀鲁豫战场、为宋任穷政委多次颂扬，并最终成为全团集团冲锋口令的经典口号—— “骑兵团！共产党员集合！！！”
“曾玉良到！”曾玉良团长抽出战刀，第一个站在了政委身边。 高喊着自己的名字抽出腰间的战刀，党员们喊叫着抽出了战刀，普通战士也吼叫着抽出战刀。有坐骑的机关干部上了马，徒步的、徒手的同志们也紧跟了上来。
拼了，这是竭尽全力的最后一次冲击。拼了，骑兵的铁流，暴风般地涌向了王行杖村。从进攻一开始，骑兵们就以冲刺速度狂奔，不必给战马预留迂回机动的体力了，如果这一次冲不进村子，谁也没准备撤回来。
日军的铁壁合围，终于被冲开了一个缺口。骑兵团的厮杀结束半个小时之后，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团的主力就赶到了王行杖村，但冀南军区的主要机关，已经突出了日军的重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