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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 | |
|---|---|
| 原文名 | Liang Shuming |
| 出生 |
公元1893年10月18日 北京 |
| 逝世 | 公元1988年6月23日 |
| 國籍 | 中國 |
| 別名 | 煥鼎、壽銘、壽名、瘦民 |
| 民族 | 廣西桂林 |
| 職業 | 思想家、哲學家、國學大師 |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蒙古族，原名煥鼎，字壽銘。曾用筆名壽名、瘦民、漱溟，後以漱溟行世。原籍廣西桂林，生於北京。因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開封。
中國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國學大師、愛國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大儒家」之稱。
生平歷程
梁漱溟受泰州學派的影響，在中國發起過鄉村建設運動，並取得可以借鑑的經驗。一生著述頗豐，存有《中國文化要義》、《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唯識述義》、《中國人》、《讀書與做人》與《人心與人生》等。
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梁漱溟生於北京，先祖為元世祖五子忽哥赤，故入籍河南開封。6歲，入中西小學堂。8歲後，先後就讀於公立小學堂、蒙養學堂。13歲，考入地安門外順天中學堂。
清宣統三年(1911年)，加入同盟會京津支部，順天中學畢業後任京津同盟會《民國報》 編輯兼記者。
民國元年(1912年)，任《民國報》編輯兼外勤記者。總編輯孫炳文為其擬"漱溟"作筆名。同年開始讀佛典。
民國四年(1916年)九月，在《東方雜誌》發表《究元決疑論》。蔡元培聘請先生到北京大學任教。
民國五年(1917年)，欲往衡山出家為僧，未能成志。十二月五日到北京大學任教，為哲學門三年級講授印度哲學概論。
民國六年(1918年)三月，在北大哲學門研究所開始講授佛教哲學。十月，在研究所開設孔子研究。十一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印度哲學概論》。
民國七年(1919年)一月，與陳大齊等人在北大發起組織哲學研究會。五月，北京爆發學生運動，先生在《國民公報》發表《論學生事件》。六月，開始寫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欲以此書為《孔家哲學》《唯識述義》兩書之"引子"。
民國八年(1920年)一月，《唯識述義》第一冊出版。本同年春，閱讀《東崖語錄》有感，遂放棄出家之念。暑假，訪問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向歐陽竟無介紹熊十力。秋，在北京大學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講演記錄自十月始刊於《北京大學日刊》。
民國九年(1921年)，暑假間應山東省教育廳邀請赴濟南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十月，該講演由北京財政部印刷局初版。本同年四、五月間決定過農家生活，年末與黃靖賢女士結婚。
民國十年(1922年)，年初訪太原，結識衛中並參觀其所辦學校。十二月，發表《曲阜大學發起和進行的情形並我所懷意見之略述》。
民國十一年(1923年)九月，在北京大學開設"孔家思想史"課程。
民國十二年(1924年)，發表《重華書院簡章》。秋，辭離北大，應邀前往山東菏澤任省立第六中學高中部主任。熊十力偕往。
民國十三年（1925年）春，返回北京。後與熊十力及山東六中部分學生住什剎海講學。
民國十四年（1926年）一月，與師友遷居萬壽山北大有莊同住共學。講《人心與人生》。
民國十五年（1927年）一月，應邀為北京高校講演《人心與人生》、《我對於心理學上見解的變遷》等。
民國十六年(1928年)春，訪南京陶行知所辦曉莊師範學校。七月，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校長。在廣州期間，代李濟深任廣東政治分會建設委員會主席。提出請辦鄉治講習所建議案及試辦計劃大綱。9月，發表《請辦鄉治講習所建議書》，並為廣東地方警衛隊編練委員會講演鄉治問題。
民國十七年(1929)二月，北大考察江蘇、河北、山西等處的村政實驗。秋，赴河南輝縣參與籌辦村治學院。十一月，發表《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
民國十八年(1930年)一月，河南村治學院開學，任教務長。六月，主編《村治》，於該刊發表《主編本刊之自白》《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等文。十一月，發表《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設立旨趣及辦法概要》。
民國十九年（1931年）一月，赴山東鄒平籌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六月，該院成立，任研究部主任、院長，倡導鄉村建設運動。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二月，教育部召開民眾教育家會議，推選先生等五人起草民眾教育在教育系統中的地位的草案，先生負責執筆，寫成《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草案》。同時，被教育部聘為民眾教育委員會委員。十月，接任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院長。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三月，《鄉村建設理論》出版。八月，作為國防參議員出席參議會。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十一月，與黃炎培等人發起"統一建國同志會"。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夏，參加發起"中國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務委員。在四川璧山來鳳驛創辦勉仁中學。
民國三十年(1941年)三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任常務委員，並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創辦《光明報》並出任社長，途經桂林時在廣西大學講學兩個月。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二月，赴桂林，開始寫作《中國文化要義》。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五月，任民盟秘書長，以民盟秘書長身份，參與"第三方面"人士參與國共和談。9月，勉仁國學專科學校在重慶北碚成立，後改為勉仁文學院。十一月，國共和談破裂。先生回北碚，重新寫作《中國文化要義》。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退出民盟後，創辦勉仁文學院，從事講學與著述。
1949年夏秋間，晉謁貢嗄上師，領取無上大手印，接受灌頂。自八月初至九月初，與羅庸、謝無量等在北碚縉雲山上修習藏密功法。十一月，《中國文化要義》出版。
1950年9月，建議設置中國文化研究所。十月，寫作《中國建國之路》。
1952年8月，向毛澤東提出去蘇聯作學術研究，未果。
1956年8月，居京西八大處習靜。
1960年，開始寫作《人心與人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8月，先生被趕出居室，暫住小屋內。9月至11月寫出《儒佛異同論》。
1974年1月，寫作《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並在政協學習會上講演。
1975年7月，完成《人心與人生》，重新寫作《東方學術概觀》。
期間，自1950年初應邀來北京，歷任第一、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1955年後主要在家從事理論研究，發表了《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中國人》等著作。八十年代後期，以九十多歲高齡仍然著文、演講，繼續宣傳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1980年後，相繼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中國孔子研究會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中國文化書院發展基金會主席等職。
1984年，《人心與人生》出版。中國文化書院於北京成立，先生任院務委員會主席。
1985年3月，在中國文化書院第一屆講習班上講演。
1986年11月，《東方學概觀》出版。
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墓地在桂林市穿山公園。一部分骨灰埋在山東省鄒平縣小黃山。
學術成就
梁漱溟自稱"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他把孔子、孟子、王陽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學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糅合在一起，把整個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斷得到滿足的過程，提出以"意欲"為根本，又賦予中國傳統哲學中"生生"概念以本體論和近代生物進化論的意義，認為"宇宙實成於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在東西文化觀上，把人類文化劃分為西洋、印度和中國三種類型，稱"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國其根本精神的"，與向前看和向後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別。中國文化以孔子為代表，以儒家學說為根本，以倫理為本位，它是人類文化的理想歸宿，比西洋文化要來得"高妙"，認定"世界未來的文化就是中國文化復興"，認為只有以儒家思想為基本價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們嘗到"人生的真味"。斷定中國是一個"職業分途"、"倫理本位"的社會，缺乏"階級的分野"(《中國文化要義》)，因此反對階級鬥爭的理論，以為應該通過恢復"法制禮俗"來鞏固社會秩序，並"以農業引導工業的民族復興"(《鄉村建設理論》)。
其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學概論》《唯識述義》等，編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政治主張
梁漱溟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他與同時代的志士仁人一樣，為民族獨立、為國家富強積極追求探索。他曾醉心於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國的實現，先贊成"君主立憲"，隨後又加入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後來他轉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路向"。他認為中國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特殊社會形態，必須從鄉村入手，以教育為手段來改造社會，並積極從事鄉村建設的實踐。但由於他認為中國缺乏階級，不贊成用暴力革命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到頭來他雖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膽"的努力，仍沒有也不可能實現他的宿願。新中國建立後，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義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抗日戰爭爆發後，梁漱溟堅決主張團結抗日，一致對外，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權"的主張。他對國民黨頑固派製造摩擦、挑起"黨爭"、破壞抗戰，憂心如焚。為聯合中間勢力，形成政團力量，促進聯合抗日，梁先生髮起參與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又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1941年，在《光明報》發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明確主張"實踐民主精神，結束黨治"，"厲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及身體之自由"。1943年，梁先生對國民黨當局"民有痛癢務掩之，士有氣節必摧之"的獨裁專制極為不滿，斷然拒絕參加國民黨一手操辦的所謂"憲政實施協進會"。1946年梁先生任民盟秘書長，積極參加了當時的政治協商會議，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為爭取國內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同年，梁先生受民盟總部委託赴昆明調查"李聞慘案"，發表《李聞案調查報告》、《李聞被殺真相》，旗幟鮮明，義正詞嚴地痛斥國民黨特務的暴行。解放前夕，梁漱溟拒絕參與國民黨策劃的假和談，在重慶等待解放，1955年，他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呼籲"台灣同胞歸來歡聚"，使"祖國統一達到完整無缺"。
梁漱溟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他同情並敬重中國共產黨改造社會的精神和為之進行的努力。思想意識上的分歧並沒有妨礙他在爭取獨立、民主的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朋友。梁先生曾兩次訪問延安，與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換意見。全國解放後，為國家統一和經濟發展的形勢所鼓舞，莊嚴宣布:"我已經認定跟着共產黨走了。"並對自己的政治主張進行了認真的反思。同時，他以"幫助共產黨認識舊中國"為己任，對解放初期的政治運動提出意見和建議。1974年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梁先生反對以非歷史的觀點評價孔子，反對把批判孔子與批判林彪相併提，並為劉少奇、彭德懷同志辯護。當受到圍攻時，他傲然宣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表現了一位愛國知識分子敢于堅持真理的高尚品格。
人物軼事
佛學修養
1916年，在其時的內閣司法部任秘書期間，梁漱溟曾經杜門研佛三年。梁漱溟終身不坐人力車，據他自己說是因為年輕時碰見一個老人拉着人力車，內心感到痛楚難忍。其後一年因為研究印度哲學被蔡元培延請到北大，中學畢業而榮登大學教授座席。在北大的七年時間，他發表了諸多影響深遠的專著，1919年《印度哲學概論》問世，其後兩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此書一度再版八次。
信佛的梁漱溟卻也有自己的規矩，後來在抗戰時梁漱溟曾帶着學生深入前線，他寫信給兒子梁培寬稱"時人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蓋踐之以。"
儘管對佛學鑽研很深，但1918年其父親梁濟沉潭自盡後，梁漱溟開始折入儒學，多年以後有人稱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瀨溟曾對學生說，他與哲學無緣。他不懂什麼叫哲學。他就是這樣，誤打誤撞地進了哲學的門。
教育與實踐
梁漱溟認為，東西方教育存在根本的差異，中國人傳統的教育側重"情意"教育，例如孝悌之教;而西方人側重"知識"教育，但是，近代以來，中國備受列強欺凌。為了民族自救，中國人開始向西方學習，教育模式也全部西方化。對此，梁漱溟尖銳地批評說:"學校制度自從歐美流人中國社會以來，始終未見到何等的成功，倒貽給社會許多的病痛"，"現在學校教育，是使聰明的人變成愚鈍，使有能力的人變為無能力的廢物"。在二三十年代的眾多演講和文章之中，梁漱溟反覆抨擊西式現代教育的種種弊端。
1928年梁漱溟在河南進行過短期的村治實驗，1931年又來到山東的鄒平，進行了長達七年的鄉村建設運動，後來實驗區逐步擴大到全省十幾個縣，在海內外產生了深遠影響。
梁漱溟甚至把他的這種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試驗上。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講師的時候完成了他的巨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在這一時期顯露出入世濟人的心懷，稱"吾輩不出如蒼生何"。他把解決中國問題的重點，落實在社會改造上，他想出的辦法是"鄉治"。
在成功說服軍閥韓復榘後，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東開始他的"鄉村自治"試驗。梁漱溟發起的這一運動因為抗戰被迫中斷了。
與毛澤東
梁漱溟與毛澤東同歲。1918年，兩人在楊昌濟(楊開慧的父親)先生的家裡初識，當時梁漱溟是北大哲學系講師，毛澤東則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20年後，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裡與毛澤東有過多次交談，有兩次是通宵達旦。
1950年1月，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再三邀請下，梁漱溟由重慶來到北京，毛澤東請他到自己家裡做客，還專門派車接他，招待吃飯，由於梁漱溟吃素，毛澤東大聲囑咐:"我們也統統吃素，因為今天是統一戰線嘛!"當毛澤東得知他還借住在親戚家裡時，馬上派人安排，讓他住進頤和園內的一處小院裡。
在這段時間裡，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十分融洽，經常來往，兩人之間有時談得興高采烈，有時又不歡而散。也許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關係，使梁漱溟一時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後來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周恩來總理作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在小組討論的時候，梁漱溟的發言掀起了一場巨大的風波。
梁漱溟認為，過去中國將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裡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裡跑，城裡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
對於梁漱溟的發言，毛澤東很不以為然，此後幾天，會議對梁漱溟的言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梁漱溟震驚不已。他的牛脾氣又犯了，不顧一切地要求發言，並與毛澤東激烈爭吵，直到有人在會場上大喊"梁漱溟滾下台來!"這場驚心動魄的爭吵才匆匆結束。
隨後，毛澤東給梁漱溟的問題定下了基調:雖"反動"，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給"出路"。
30年後，90歲高齡的梁漱溟談及此事，意味深長地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麼。那件事後，我的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理，我知道那是毛澤東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