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州罷吟寄同舍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梓州罷吟寄同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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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梓州罷吟寄同舍》 創作年代: 晚唐 文學體裁：詩 作者：李商隱 |
《梓州罷吟寄同舍》是唐代李商隱創作的一首詩。[1]
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李商年隱受東川節度使柳仲郢的徵聘，遠離京華，前往柳仲郢鈺職的梓州幕府，在這裡度過了他一生中最後一次幕僚生活。柳仲郢器重李商隱的才華，曾兩次委以重要使命;柳仲郢關懷李商隱喪妻後的孤寂，曾準備以樂妓相贈。大中九年(855)，柳仲郢被征入朝，梓州幕府解散，李商隱也就結束了他為時五年的梓州幕僚生涯而北歸，同時寫了這首詩寄贈他的梓州同僚。
首聯概述詩人五年的幕僚生活，點明工作的勤懇;頷聯記述幕府的歌舞宴樂之事，暗含得到幕主的優遇;頸聯表明心態，以喻托的手法寫罷幕的淒涼心境，此後無依以及終生的抱憾;尾聯抒發惆悵依戀之情，暗含對幕主柳仲郢的感激和不忘恩情之意。全詩對梓州生活作了總的回顧，表現了詩人悽愴悲涼之感，章法嚴密，情意深含，具有蘊藉典重之美。
詩詞正文
| “ | <不揀花朝與雪朝，
五年從事霍嫖姚。 君緣接座交珠履， 我為分行近翠翹。 楚雨含情皆有托， 漳濱臥病竟無憀。 長吟遠下燕台去， 惟有衣香染未銷。 > |
” |
| — <《梓州罷吟寄同舍》>，<詩詞網> | ||
白話譯文
不論是春天百花飄香，還是寒冬雪花飛揚，我們都在幕府供職，度過了五年難忘的時光。
你們為了公務接待貴賓，在客人中間穿梭繁忙;我也要組織歌舞演出，讓客人心情舒暢。
多虧了幕府主人使我們有所依託，我們才能在一起共同生活。而我卻常常有病在身，時常感到無聊寂寞。
今日以後我們就要分手，離別的失落令人心中惆悵。昔日的相聚豈能遺忘，夢中常聞到諸君的衣香。
作品鑑賞
首聯概括地記述詩人五年的幕僚生活。這裡以"霍嫖姚"代指柳仲郢，自然包蘊了稱頌，但決非阿諛溢美之辭。因為柳仲郢在晚唐官員中是一位正直的較有作為的官員。而"花朝""雪朝"也就不是自然美景的描繪，而也含有稱美柳幕生活的意味。
頷聯則具體描述參與幕府中宴樂歌舞之事。"君""我"領起的這兩句互文見義，由於幕府公務需要，彼此既得結交珠履上客，亦常接近歌妓舞女，這兩種人貴賤懸遠，卻都要予以交接，殊為不倫，然既從事幕職，便不得不周旋在這些人之間。這一聯似乎未免塵俗，但它是幕僚生活的實況，更重要的由此"近翠翹"引出了下一聯。
頸聯上句承上聯之"近翠翹"謂詩人曾接近官妓，詩涉"楚兩"，貌似"含情"，而其實質乃皆"有托"者。中國古代先秦時期屈原就以美人香草喻君臣之遇合，此處"楚雨含情"之句也正是喻托着詩人終生企盼的得到賞識積極用世的理想。然而現實對詩人卻始終是無情而殘酷的，於是這聯下句寫自己的實境。"漳濱多病"中的"病"當是雙關，一是實指詩人贏弱多病之軀，一是虛指詩人命途之多舛。羸弱多病固然難當重託，而命途之多舛則更是難有所託。這一聯從詩題"寄同舍"說，固然是向同僚表明心態，而從"罷吟"來說，則更是以喻托的手法既寫出罷幕時自己的淒涼心境，又寫出自己終生難以彌補的抱憾。詩人返回京都兩年後即與世長辭，這一聯詩句也不妨看作是他對自已悲劇一生中幕僚生計的總結。
尾聯集中到離開梓州幕府的悵悵依戀之情。詩人連用"燕台""衣香"典故，意為自己在慢聲長吟中遠離梓州幕府而去，只有暮主柳仲郢的恩情永駐心間。"衣香"者，是指府主的恩義，也兼指同舍之間彼此之友誼。這些"衣香"猶未能忘懷，正可見五年的同捨生活將是一段彌足珍貴的回憶，詩篇就在這綿長微婉的情意中結束。
這首詩抒發詩人與同僚、府主的情誼，以及自己體弱多病、年華虛度的感慨。從結構上看，這首詩章法嚴密，因寄同舍而處處不離幕府生活與雙方關係。從氣勢上看，一氣之下，而又有抑揚頓挫的節奏。寫五年幕府生活本免不了要敘事，而全以抒情出之，筆致婉轉，有感嘆不盡的藝術效果。從詩的語言上看，梓州幕罷，與離梓北歸之事不含景與物，然詩人藉助相關的具體物象，將記事抒懷化為具有視覺形象可感知的畫面，具有秀美典麗之感。以"花朝""雪朝"取代四季的抽象概念，顯示其自然之美。"珠履""翠翹"之絢麗華貴，取代貴客官妓身份概念，顯示物象之美。"楚雨""漳濱"，則化直為隱，化俗為雅，顯示含蓄高雅之美，充分表現了李商隱詩歌"婉轉綺麗"的風格。
簡介
李商隱（約813年-約858年），晚唐著名詩人，字義山，號玉溪（谿）生，又號樊南生，原籍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祖輩遷滎陽（今河南滎陽市）。 [2]
李商隱的啟蒙教育可能來自他的父親，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則是他回到故鄉後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這位堂叔父曾上過太學，但沒有做過官，終身隱居。據李商隱回憶，這位叔父在經學、小學、古文、書法方面均有造詣，而且對李商隱非常器重。受他的影響，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大約在他16歲時，寫出了兩篇優秀的文章（《才論》、《聖論》，今不存），獲得一些士大夫的讚賞。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時任天平軍節度使的令狐楚。[3]
李商隱早年的貧苦生活對他性格和觀念的形成影響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實上，他也確實努力承擔起家族的責任。成年後，李商隱曾利用為母親守孝的時間，將寄葬在各地的親屬靈柩遷葬到滎陽。陳貽焮認為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還由於從小孤貧，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經歷使他養成憂鬱、敏感、清高的性格，這些特徵既大量地從他的詩文中流露出來，也表現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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