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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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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人

“楚”本是一种灌木的名称，也叫做“荆”，在南方江汉流域的山林中极为常见，可用作薪柴等多种用途，人日常离不了。于是远自商代时，北方中原人就以荆楚来称呼江汉流域的南方地区和南方部族，比如《诗经·商颂》中说的“维女荆楚居国南方”。

西汉史家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记载西周初期楚国人的领袖熊绎：“当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此一论述认为商末周初，楚先人祝融的后裔从北方迁徙至“丹阳”。“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楚国国都在楚武王时期从丹阳迁至郢，据考古学家刘玉堂、王红星、高崇文研究，古“丹阳”位于丹水和淅水交汇之处（今湖北丹江口水库淹没区），因处丹水之北，故称为丹阳。国学大师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楚之先亦颛顼后，始起在汉水流域丹、淅水入汉水处，曰丹阳”,而楚国令尹（相当于宰相）之墓子庚墓和大量楚国贵族墓在淅川县仓房镇的香严寺下寺附近的发现，印证了古丹阳位于河南淅川境内。楚国人历史有800年，其中有300多年在丹江流域建都。

据清华简记载，商王盘庚的女儿妣隹征婚，楚部族的首领季连趁机追上了她，此后便居住在盘地，与妣隹生了怚伯、远仲两个儿子，他被尊为楚国的始祖。可见楚人与殷人存在亲缘关系，这也为后来楚国人不服周埋下了伏笔。湖北省武汉市有商代的盘龙城遗址，这里出土有青铜器和玉器，殷商荆楚地区已有初步发达的文明。

起源

商朝末年，楚人逐渐从河南新郑一带南迁到河南淅川一带(古丹阳)。牧野之战时，楚人并未参与商周任何一方，此后也没有马上归顺周王朝。

前1042年，周成王封鬻熊曾孙熊绎为子爵，楚始建国，楚国人就从那时起产生了。

周康王时的一次诸侯大会，由于西周王朝历来对南方持歧视态度，视楚人为“南蛮”，故熊绎没有受到一个诸侯该有的礼遇，反而与的狄夷鲜卑一起守燎并负责茅蕝缩酒的下人活。在这之后，熊绎知耻近勇带领国人开始了“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

周昭王时，由于害怕楚国会崛起，周王南征荆楚。周昭王在回师的途中渡过汉水时被伏击身亡，结果西周“丧六师于汉”。这是楚国与西周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

周夷王时，诸侯开始轻慢周天子，中央政府的威权开始稍弱，楚国开始了分庭抗礼的初步尝试，熊渠在江汉一带的民心和威望很高，遂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并说出了：“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的话，并立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

周厉王时，由于其本人的残暴不仁，楚国未真正崛起，是以熊渠畏周伐楚，亦去其王号。

南征

不满自己国大爵小的楚君熊通认为其先祖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有辅佐文王推翻殷商建个立周王朝的功劳，只因早死而仅得到子级的爵位，遂攻打姬姓诸侯随国，目的是要周天子晋升其爵位，遭拒，熊通率兵再次征讨随国（湖北随州），迫使随侯投降。熊通因此在前704年自称为王（后谥武）。被楚国消灭的小国还有古麋国（湖北郧阳、房州一带）、卢国、罗国（湖北襄樊、荆门一带），一路向南征伐大小诸侯国，成为华南的霸主。

争霸中原

熊通子楚文王定都于郢（湖北省宜城市西南），因取名于该地已被填埋的湖泊“疆浧”而得名，后人通称为“鄢郢”，以区别于日后为防备吴国的再次入侵而迁徙的新国都纪郢及一系列皆称之为“郢”的同名陪都。此后为扩充领域，楚国与中原的中原诸侯国经常发生战事。

楚成王时，楚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后来的楚庄王武功彪炳，又励精图治，选拔孙叔敖施行文冶，使楚国经济繁荣、文化鼎盛。前606年庄王征伐陆浑之戎（在雒邑西南），派人向周天子问九鼎之轻重。

前597年，楚围郑，迫郑降，晋派兵救郑，两军于邲会战，晋大败。此后，陈、蔡、许、郑俱从楚。公元前594年，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不能救，宋遂与楚言和，尊楚。这时中原各国除晋、齐、鲁之外，尽尊楚庄王为霸主，确立了楚庄王在春秋五霸的历史地位。史载，透过战事，楚国先后吞并了四十五个较弱小的诸侯方国。

覆亡

前263年，楚考烈王继位，任用春申君为令尹，春申君派兵助赵国解邯郸之围，又领兵灭鲁国，楚国一度复兴。但前241年，春申君组织东方国家最后一次合纵，但被秦军所败，楚考烈王怕秦国报复，再次迁都至更东面的寿春。前238年楚考烈王死后，春申君门客李园发动政变杀害春申君，楚国国力更加一蹶不振。秦王政亲政后，知楚将项燕擅战，先遣李信为将，领二十万兵马，欲灭楚，惨败。再遣老将王翦，统秦师六十万，前223年，大败楚军，俘虏楚国国君。到了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楚国长江以南的广大土地，楚国彻底灭亡。

但楚人认为当年楚怀王死得太冤枉，国家亦无罪，所以对秦国怀有切齿之恨，所以后人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后来项燕之孙项羽果然灭秦。

楚国人殉

楚国人殉源于何时,勾稽史籍,无从考证。但从楚国的阶级分化过程及强国历程可窥其端倪。楚武王熊通时,正式称王,产生了脱离一般公众的王权、统治机关,主、奴名分已定,人殉产生的条件已相当成熟。可见,春秋早期,楚国应已出现人殉,遗憾的是文献缺失记载,考古资料亦未找到实证。考古发掘充分显示：春秋中期,主要在高级贵族墓中出现人殉,春秋晚期达到鼎盛,战国早期开始衰落,战国中期进一步衰退。根据殉人身份楚国人殉主要分为三类,妻妾殉葬、亲信嬖宠殉葬和奴隶殉葬。与秦国相比,楚国人殉存在的时间较短,主要集中在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的河南和政治中心所在的湖北。从处置殉人的方式看,楚国人殉不及秦国残酷,殉人位置也不及其复杂。楚国殉人主要是妻妾、亲信嬖宠和家内奴隶,身份较单一。女性殉人在楚国人殉中占较大比例。总体上看,楚国人殉实例较秦国少。值得注意的是,楚国并非所有同时期同等级的贵族墓中都存在人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此外,有这样一类人,其为某种精神信仰而自愿从死,这与人殉有本质的不同,当视作“殉节”为宜。 蔡国和曾国在较长时间内为楚国的附属国,受楚文化影响较大。寿县蔡侯墓、曾侯乙墓和擂鼓墩二号墓都是楚系墓葬,但是,其受楚国丧葬文化的影响程度却有较大差异。寿县蔡侯墓中几乎不含楚国丧葬文化的因素,而曾侯乙墓的人殉情况和楚国同等级墓葬的人殉情况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当是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曾侯乙殉葬21人,而寿县蔡侯墓殉葬仅1人,这除了与二者的国力有关外,还与楚曾、楚蔡的政治关系相关。 片俑是殉俑的雏形,无论是从面部五官、衣着装饰、体形比例,还是从雕刻、绘画技法上看都显得古朴笨拙。从俑葬的发展演变看,其滥觞于春秋晚期,战国中期迅猛发展,战国晚期达到鼎盛。从分布地域看,最早出现在湖北当阳,后来逐渐突破地域的限制,但总体上是在楚国政治中心附近地区及其大后方湖南。从俑葬原则讲,战国早期一般随葬木俑2——4件；战国中期,大夫以上随葬8——30件,上士6——12件,中士和下士2——4件；战国晚期,俑葬扩展到平民墓中,其原则呈现混乱无序的状态。

俑葬作为楚国丧葬活动中一种特定的物质文化现象,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产物,是奴隶制崩溃向封建制过度的结果,楚墓中人殉、俑葬或人殉与俑葬并存的现象正是当时社会变革的集中反映。在楚国丧葬中,人殉和俑葬是相互影响的,一方面,俑葬作为变相人殉的一种,没有人殉就没有俑葬生长的土壤；另一方面,俑葬的发展加速了人殉的衰落。目前,秦国人殉52例(不包括秦公、秦王墓),楚国人殉27例(不包括纪山大薛家洼冢和熊家冢),仅占秦国的一半余。楚国进入国家文明较迟,并且,从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楚悼王之世一直处于封建领主制阶段。该时期的人殉情况显示,殉人的身份主要是妻妾、亲信嬖宠和家内奴隶,而殉葬生产奴隶的情况极少,这或可作为楚国不是奴隶社会的一个佐证。战国中晚期,楚国过渡到封建地主制阶段,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动,鄂城百子畈M3、M4、M5墓主或为这种变动所致的地位上升者。没有成熟的蓄奴制是楚国人殉较少的根本原因。

春秋时期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人殉也打破了原有的等级限制,殉人数量、随葬品和礼器组合上都出现了僭越。进入战国时代,社会变革加速,传统的礼制被彻底破坏。下等贵族中出现人殉的情况增多,人殉下移了。从处置殉人的方式、殉人葬具和随葬品、殉人身份和从死的选择权看,楚国人殉相人性化,这与其浓厚的民本思想有关。楚国的开明君主和有识之士在战争及社会的发展中逐渐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量,并从以往的教训中总结经验,进一步推动了民本思想的发展,这也是楚国人殉较少的重要原因。楚人由于自身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地理因素,在丧葬文化上这体现为介乎夷夏之间的楚俗。其一方面遵循周礼,在丧葬制度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昭穆之制为特点的上层贵族墓地中同样存在着陪葬风俗和人殉风俗,并且,某些楚国贵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陪葬风俗。另一方面,楚国高级贵族中也有保持本族葬俗拒绝人殉或陪葬者。楚人迁居江汉地区历时既久,栉蛮风,沐越雨,潜移默化,其精神文化比中原带有较多的原始成分、自然气息、神秘意味和浪漫色彩,逐渐地形成了南方的流派。其中,俑葬是最楚人最富浪漫色彩和创造力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