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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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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随笔》中国当代作家孙犁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清明随笔

——忆邵子南同志

邵子南同志死去有好几年了。在这几年里,我时常想起他,有时还想写点什么纪念他,这或者是因为我长期为病所困苦的缘故。

实际上,我和邵子南同志之间,既谈不上什么深久的交谊,也谈不上什么多方面的了解。去年冯牧同志来,回忆那年鲁艺文学系,从敌后新来了两位同志,他的描述是:“邵子南整天呱啦呱啦,你是整天一句话也不说……”

我和邵子南同志的性格、爱好,当然不能说是完全相反,但确实有很大的距离,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他有些地方,实在为我所不喜欢。

我们差不多是同时到达延安的。最初,我们住在鲁艺东山紧紧相邻的两间小窑洞里。每逢夜晚,我站在窑洞门外眺望远处的景色,有时一转身,望见他那小小的窗户,被油灯照得通明。我知道他是一个人在写文章,如果有客人,他那四川口音,就会声闻户外的。

后来,系里的领导人要合并宿舍,建议我们俩合住到山下面一间窑洞里,那窑洞很大,用作几十人的会场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提出了不愿意搬的意见。

这当然是因为我不愿意和邵子南同志去同住,我害怕受不了他那整天的聒噪。领导人没有勉强我,我仍然一个人住在小窑洞里。我记不清邵子南同志搬下去了没有,但我知道,如果领导人先去征求他的意见,他一定表示愿意,至多请领导人问问我……我知道,他是没有这种择人而处的毛病的。并且,他也绝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而有丝毫的芥蒂,他也是深知道我的脾气的。

所以,他有些地方,虽然不为我所喜欢,但是我很尊敬他,就是说,他有些地方,很为我所佩服

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股子硬劲,那股子热情,那说干就干、干脆爽朗的性格。

我们最初认识是在晋察冀边区。边区虽大,但同志们真是一见如故,来往也是很频繁的。那时我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住在一个叫三将台的小村庄,他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住在离我们三四里地的一个村庄,村名我忘记了,只记住如果到他们那里去,是沿着河滩沙路,逆着淙淙的溪流往上走。

有一天,是一九四○年的夏季吧,我正在高山坡上一间小屋里,帮着油印我们的刊物《文艺通讯》。他同田间同志来了,我带着两手油墨和他们握了手,田间同志照例只是笑笑,他却高声地说:“久仰——真正的久仰!”

我到边区不久,也并没有什么可仰之处,但在此以前,我已经读过他写的不少诗文。所以当时的感觉,只是:他这样说,是有些居高临下的情绪的。从此我们就熟了,并且相互关心起来。那时都是这样的,特别是做一样工作的同志们,虽然不在一个机关,虽然有时为高山恶水所阻隔。

我有时也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在团里是一个文学组。四五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屋里只有一张桌子,放着钢板蜡纸,墙上整齐地挂着各人的书包、手榴弹。炕上除去打得整整齐齐准备随时行动的被包,还放着油印机,堆着刚刚印好还待折叠装订的诗刊。每逢我去了,同志们总是很热情地说:“孙犁来了,打饭去!”还要弄一些好吃的菜。他们都是这样热情,非常真挚,这不只对我,对谁也是这样。他们那个文学组,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主要是,我看见他们生活和工作得非常紧张,有秩序,活泼团结。他们对团的领导人周巍峙同志很尊重,相互之间很亲切,简直使我看不出一点“诗人”、“小说家”的自由散漫的迹象。并且,使我感到,在他们那里,有些部队上的组织纪律性——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很喜欢这种味道。

我那时确实很喜欢这种军事情调。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区刚刚成立游击队。有一天,我在安国县,同当时在政治部工作的阎、陈两位同志走在大街上。对面过来一位领导人,小阎整整军装,说:“主任!我们给他敬个礼。”临近的时候,素日以吊儿浪当著称的小阎,果然郑重地向主任敬了礼。这一下,在我看来,真是给那个县城增加了不少抗日的气氛,事隔多年,还活泼地留在我的印象里。

因此,在以后人们说到邵子南同志脾气很怪的时候,简直引不起我什么联想,说他固执,我倒是有些信服。

那时,他们的文学组编印《诗建设》,每期都有邵子南同志的诗,那用红绿色油光纸印刷的诗传单上,也每期有他写的很多街头诗。此外,他写了大量的歌词,写了大型歌剧《不死的人》。战斗,生产他都积极参加,有时还登台演戏,充当配角,帮助布景卸幕等等。

我可以说,邵子南同志在当时所写的诗,是富于感觉,很有才华的。虽然,他写的那个大型歌剧,我并不很喜欢。但它好像也为后来的一些歌剧留下了不小的影响,例如过高的调门和过多的哭腔。我所以不喜欢它,是觉得这种形式,这些咏叹调,恐怕难为群众所接受,也许我把群众接受的可能性估低和估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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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犁,原名孙树勋,曾用笔名芸夫,河北省安平县孙遥城村人。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