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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伯龍（1616—1669），字漢侯，號塞齋，別號鍾陵，漢陽（今湖北省武漢市）人，出生在武漢市蔡甸區奓山街紅焰村燕子咀。。順治五年由拔貢舉順天鄉試，名列第一。順治六年中一甲二名進士，歷任國史院編修、侍讀、國子監祭酒、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等職。有《無何集》、《熊學士詩文集》。
無神論家帝師熊伯龍，一個無神論大家
武漢市蔡甸區大集街有熊伯龍墓。
鍾陵街是大集鎮的南出口，南向延伸，可抵318國道。現在還談不上繁華，顯見是由一條鋪上了柏油的「鄉級公路」發展而來，但因武漢經濟開發區拓展的勢頭強勁，這兒也逐漸「城市化」了，一排排住宅商品樓正「如雨後春筍般」拔起在路東。
熊伯龍墓就像一顆翡翠，靜靜地鑲嵌在鍾陵街的西側。這兒是一個名叫「新收堡」的土丘的南坡。其墓坐北朝南，墓院呈長方形，寬25米，長30米，占地約1000平方米。墓冢立於院落中央，冢高2.5米，直徑約5米，冢圍砌有四層青石。正碑高1.7米，底座高0.3米，上鐫「熊伯龍之墓」五個行書大字，字跡飄逸；墓碑上款刻楷書兩行，前為「皇清誥授中大夫諡學士前己丑科榜眼」，後為熊的生卒年「公元一六一六——一六六九年」；下款是重修年份；「一九九八年重立。」由武漢市人民政府撥款建成。
我是今年六月一日找到這兒來的。其墓地被青草遮護，「生機勃勃」。墓前有小道橫通向一個村子，墓西緊鄰民房，中間長滿翠竹，叢竹中，最顯眼的是一棵高大的合歡樹，樹影遮蓋大半墓地，繁枝間綴滿粉紅色的合歡花，無數花瓣飄落在墓地里，給這裡平添些許詩意。由於地處要道之沖，集鎮之邊，其墓雖野草深深，卻也不覺那種墓地特有的沉寂荒涼。
人物介紹
熊伯龍是什麼人物？
墓碑上透露着一點信息：「皇清誥授中大夫諡學士前己丑科榜眼」。這行字其實就是古人非常重視的所謂「功名」。「皇清」，這是清朝人的說法，咱們現在通常就說「清朝」；「誥授」，是指朝廷用誥命授予封號，有這兩個字一是證明其合法性，二是帶有一種「無上榮光」的自豪；「中大夫」是官名，明清的中大夫，是從三品；「諡」是帝王或大官死後朝廷評給他的稱號，「諡學士」就是說他死後被國家授予「學士」的稱號；「前己丑科」，是指順治六年（1649）的科舉考試，因為熊伯龍去世時是在康熙年間，康熙做了六十一年皇帝，期間也有個「己丑」年，為了區別所以加一個「前」字；「榜眼」，這個就厲害了，就是科舉考試的全國第二名。但綜合墓碑上的信息，我們不難發現，熊伯龍只是一個普通的封建官僚而已，為什麼將他列入「武漢名人」行列？
熊伯龍（1616—1669）字次侯，號塞齋，出生在武漢市蔡甸區奓山街紅焰村燕子咀。當地許多老人都看到過熊家的古宅，現已不存。熊伯龍晚年取號曰「鍾陵」，以示對江西省南昌市進賢縣（即鍾陵）祖籍的眷念。熊伯龍的一生，有兩個閃光點，一是他的政治功名，二是他的學術成就。
先說他的政治功名
熊伯龍的曾祖熊珙任職明朝楚王府典寶，就是專門掌管王府引信的小官，楚王府就設在武昌城中。他的祖父熊士章隨侍曾祖來到湖北，曾祖去世後，熊士章便流寓漢陽一帶，並最終在漢陽府的奓山堡定居下來。熊伯龍的父親熊鳴盛，是明熹宗天啟元年(1621年)舉人，但他的個性似乎很強，不大適應京城官場的應酬，因與人政見不合，遂返回漢陽。娶妻任氏，育二女三男，長子伯龍，次子仲龍，三子叔龍。
青年時代的熊伯龍生活坎坷，家中頻遭變故。十六歲時他父親去世，二十三歲時祖父去世。家中生活拮据，由任氏艱難支撐，熊伯龍在《哭大父示仲、叔兩弟》一詩中說：「失父年十六，七年祖又離，父死有老祖，祖死無長兒。罹茲兩大戚，聞者亦傷悲。憶昔吾父喪，男女五童痴，白髮任拮据，男婚又結縭。三男旋抱子，負志頗能奇。」二十七歲時，正值張獻忠起義軍攻陷武昌，任氏在小女兒家避難，一日兵至，母女二人同死於亂軍之中。（在熊伯龍進士及第之後，任氏被追贈為淑人，後晉贈一品。）
儘管如此，但熊伯龍卻並沒有荒廢學業。作為一個官宦世家子弟，他深知讀書進仕的重要意義。據《奓山鎮志》說，熊伯龍自幼聰明，能詩善文。少年時就學於漢陽的嵩陽寺，刻苦攻讀，夜以繼日，從不懈怠。由於他在學習上勤奮自勵，9歲時，便可將六經子史和諸家詩文熟記背誦，具備了秀才的資格。11歲時，老師以「天下歸仁」命題為文，他廢寢忘食，幾易其稿，連夜寫成方才罷休。此後跟隨名師求教儒學，潛心考究。世傳熊伯龍「讀書西山，靜一月，恍然有悟，爾後文思沛然」。青年時期，他遊學江漢，結集江漢地區詩文愛好者22人，組織「尋社」，朝夕磨礪，講求經世致用之學，一時名噪江漢。
熊伯龍一生勤勉好學，還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喝墨水」的故事。據說少年時的熊伯龍刻苦攻讀，常至雞鳴。他的母親心疼兒子，恐怕他身體遭受饑寒，一天晚上給他送去一盤包子，一碟糖，並囑咐他趁熱吃下，說完就走出書房。過了一會他母親又走進書房，看兒子吃了沒有，一看包子吃完了，一碟糖卻依然放在書桌上，再看她兒子滿嘴黑糊糊的，不禁啞然失笑。原來熊伯龍只顧看書，在吃包子的時候，不知不覺競把硯池裡的墨汁當作糖蘸着吃了。關於這件事的真偽無法考據，歷史上類似的例子較多，這也幾乎就是陳毅元帥類似故事的翻版。大約某人一旦出人頭地，往往別人就附會一些故事加以神秘化吧。
生平
清順治五年（1648年），32歲的熊伯龍以秀才的資格直接參加順天府（北京）舉行的鄉試，奪得第一名。順治六年（1649年）他以《廷試策》一文，取得順治己丑一甲二名，廷對第二名，中進士榜眼，特授翰林院編修。這是漢陽地區在明清時代出的第二名榜眼，第一個是明朝萬曆八年（1580年）的榜眼蕭良有，是前雖有古人，後卻無來者的事。
事實上熊伯龍能考中榜眼，除了他自身的能力超群之外，似乎還有點「運氣」的成分。順治乙丑科是清朝推翻明朝統治後所舉行的第一次科舉考試，當時民族矛盾還很尖銳，一批有氣節的漢族知識分子往往隱遁而去，不為清朝統治者所用，這就無形中減少了競爭的壓力。那些「隱遁」者，對熊伯龍這些參加清代科舉考試的人多持反感甚至敵視的態度。熊伯龍之所以沒有「隱遁」，可能是因為他生逢明末亂世，自己父親也可算是明朝的「棄人」，所以對故明並無多少感情可言；而母親死於「義軍」之手，使他對「義軍」應該也沒有多大好感。作為一個虔誠的讀書人，作為家裡的長子，想重振家業，也唯有走科舉之路了。
熊伯龍的仕途應該是一帆風順的。他歷授國史院編修、國子監祭酒、侍讀學士，最後於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任上去世。清代《嘉慶漢陽府志》載：「帝深憐之，賜葬故里。」據說他曾擔任康熙帝的老師，這也使得許多人在宣傳熊伯龍時，給他安上了「帝師」的高冠。但熊伯龍在政治上最值得一說的，應該還是「一榜三狀元」。所謂「一榜三狀元」，指的是鄉試一次開榜錄取的舉人里，在後來的殿試中陸續有三個人中了狀元。這最能體現鄉試主考官的眼光和能力，是鄉試主考官的理想境界，也是千載難逢的佳話。
清人福格所著《聽雨叢談》載：「（順治）十一年甲午鄉試。是科浙江正考官編修漢陽熊伯龍，副考官給事中新鄉許作梅，一榜取中三狀元：史大成、嚴我斯、蔡啟僔。」
其中，史大成於順治十二年中「一甲一名進士」,即狀元。是清朝浙江所出的第一位狀元，在他中狀元之前，浙江民間便流傳着一種說法，說浙江的狀元在大清朝是「始於史，終於鍾。」殿試時，他的試卷被主考官擬為第三，皇上御覽時，十分推崇他的書法，說：「此人楷書工整，必定是個正人君子。」於是欽定他為狀元。巧合的是，浙江所出的最後一個狀元叫 鍾駿聲，驚人地驗證了「始於史，終於鍾」的說法。
嚴我斯，生於崇禎二年（1629），卒年不詳。字就思，號存庵。浙江歸安（今湖州）人。康熙三年（1664）狀元。
蔡啟僔(1619—1683)，字碩公，號昆暘，浙江省德清縣人。康熙九年(1670)狀元。
這三人陸續被點狀元，給熊伯龍身前身後帶來了相當的聲譽。但這些聲譽與幾千年封建歷史上的那些名臣名將比較起來，則有小巫大巫之比，不足以讓其成為影響深遠的「不朽」人物。
讓熊伯龍「不朽」的是他的
學術成就
熊伯龍「尤精字母反切之學，知西洋天文算法，又通佛經，解翻譯。其雜著似唐荊川，律詩類《中州集》（註：金詩總集，金代元好問編）。楷法篆隸，弓馬琴棋，無一不工。對客揮塵，宋人理學，晉人清談，兼而有之。」（《無何集·衡衡子書》）是明末清初時的博學多才之士。特別是八股文的寫作，即所謂「制藝」，文字典麗，氣勢恢弘。清人翁方綱題黃鶴樓聯云：「千古題詩到崔李，本朝制藝在熊劉。」崔李即崔顥、李白，劉是指與熊伯龍同科的狀元劉子壯。《清史稿》也說：「開國之初，若熊伯龍、劉子壯、張玉書，為文雄渾博大，起衰式靡。」在順治是十二年中，朝中制冊詔誥多出自其手。清朝《嘉慶漢陽府志》有載：「其（熊伯龍）才學深得順治、康熙二帝賞寵。著有《谷詒堂全集》（一名《熊學士詩文集》，均見錄於《四庫全書總目》和《清史稿·藝文志》），凡詩291首，文78篇。」
但這些「學術成就」的價值和影響都不及一本《無何集》。
熊伯龍在《無何集》的自序和跋中說，他「自幼不信神仙鬼怪，禍福報應之說」，據說在他還是一個苦讀的少年時，有人曾勸慰他：「熊伯龍呀熊伯龍，富貴不能強求，其奈命何！」他則回答說：「命奈我何！」入仕之後於公務之暇，研讀東漢傑出無神論哲學家王充的《論衡》，並撰寫《無何集》，其目的是「欲以醒世之惑於神怪禍福者」。《無何集》一書初步寫成於順治十七年初夏(1660年)。在他生前，這部書一直沒有刊行，只有他的朋友何省齋、劉子壯等少數人讀過手抄本。何省齋說：「讀此數篇，則《無何集》一書，無怪乎當今之世無有稱之者。雖日抉《論衡》之精華，又采輯群書以補仲任之不足，可謂千載之異書，書林之寶笈也；然生於今時，誰其肯信?」劉子壯說：「鍾陵作《無何集》，千載而後，定當與仲任齊名。」
《無何集》全書14卷，前12卷，選輯《論衡》的「神怪禍福之說」，兼錄其他古書中的有關資料，並加以自己的評論。原名《論衡精選》，又名《無何集》。「無何」語出《荀子·天論》：「雲而雨，何也？無何也，猶不雲而雨也。」第13卷，別題《委宛續貂集》，以選錄諸家批佛之說為主，熊伯龍本人所輯。第14卷別題《勿廣余言集》，是無神論言論的拾遺，熊伯龍兒子熊正笏編。該書可謂是自《論衡》後，中國古代無神論思想集大成之作。
熊伯龍編著《無何集》的宗旨在於勸世人不要受惑於神怪禍福。他認為自然界及其秩序是自然而然的，天是自然的，沒有意志，不能干預人事，「災異非天戒」，「祥瑞非天祐」。人的富貴貧賤、壽夭禍福不過是「偶然之遭遇」。他認為所謂聖王受命於天，是自欺欺人的謊言。他肯定精神依附於形體，說「人老而血氣自衰」，死則「精神升天，猶火滅隨風散；骸骨歸土，猶薪炭之灰在地」，否定人死為鬼的謬論。
他還批判了佛教的彼岸世界說，認為佛教宣揚「來世」，「疏漏畔戾而無據」。所謂「天堂地獄」是不存在的。他否定道教的神仙方術，說「血肉之軀，安能長生不死？」熊伯龍揭示了有神論的認識根源，指出鬼神觀念是「思念存想所致」或「疑心所生」。他依據天神天帝的圖像狀如古代帝王的事實，說明人們根據自己的形像塑造鬼神。他還概括了一條與有神論鬥爭的經驗:「凡言神言鬼﹐姑勿辨其妄；就其說而詰之，其理必窮。」 同時，他還努力從神學產生的根源上揭露神學，說：「凡托鬼神斂民錢者，皆奸人射利也。」
從殷周至近代的統治者，無不宣揚天命論與君權神授，借神權來維護皇權，「假天以治人」。而熊伯龍的《無何集》明擺着就是在唱反調。而這，也正是此書的價值所在，由今天看來，這又何嘗不是熊伯龍的生命價值之所在？
《無何集》在熊伯龍離世125年之後，他的六世孫熊培仁的摯友衡衡子看到這本書的手抄本，驚嘆地說：「真千古異書也！」「急為開雕」。這樣，這一部幾遭淹沒的無神論哲學著作，才於乾隆五十九年春(1794年)在湖北刊行。在《無何集》印就之前半年，熊培仁已去世了，他也沒有看到這部書的出版。《無何集》問世131年後，湖北沔陽學者盧弼先生借得北京大學藏本，於1925年予以影印，這是《無何集》一書第二次刊行。《無何集》第三次刊行，是在全國人民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之後的1979年，由中華書局整理點校出版。
以一部著作而名垂青史，代代不乏其人，熊伯龍無疑便是其中的幸運者。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