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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下都
燕下都城建于公元前4世纪，据明弘治年间的《保定郡治》：“燕昭创之于前，子丹踵之于后”推定，应约在战国中期的燕昭王时。考古发现也与记载基本相符。
其时燕国经过“子之乱”，国力大损，燕昭王建“黄金台”招贤纳士，网罗了乐毅等一干能人。
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燕下都位于所筑长城的西北端，西倚太行山，南临易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相较于其都城蓟，是具有军事作用的别都。
战国祇剩下几个大国，最后都让秦给灭了，它们的都城当然也早就不复存在了。在它们的废墟上，不知多少新的城镇被建了起来又被毁灭。唯独位于河北易县易水边的这个燕下都（燕昭王时燕国“三都”之一)的遗址，竟然基本完整地裸露在地面上。断壁残垣、高台故垒历历在目，城墙基础清晰可辨。
1961年，被中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
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同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又将其列入百项重大遗址保护项目。[2]
荆轲由此出发
公元前227年，太子丹为了保全燕国，派了壮士荆轲去刺杀秦王。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太子丹及其宾客听说荆轲去刺秦王，均白衣冠送至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荆轲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时间将士垂泪，怒发冲冠。荆轲大义凛然“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燕下都遗址
在春秋时期，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小诸侯国。[3] 最后都让秦给灭了，它们的都城当然也早就不复存在了。在它们的废墟上，不知多少新的城镇被建了起来又被毁灭。
唯独位于河北易县易水边的这个燕下都（燕昭王时燕国“三都”之一，另两个为上都蓟城及中都）的遗址，竟然基本完整地裸露在地面上。断壁残垣、高台故垒历历在目，城墙基础清晰可辨。
宫殿都集中在斜歪歪的东城的北端。最大的一个武阳台面宽140米，进深110米。城址长方形，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达4公里，是战国都城中面积最大的一座。
城址中部有一道隔墙，将城分为东、西二城。内外有多处古塔，荆轲塔、燕子塔、白塔等，均为后世佛教遗物，其中“武阳台”为大型宫殿台基，十分壮观。
东城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居民区、墓葬区、古河道区五个部分，文化遗存相当丰富，保存较好。
西城为一防御性的附城，遗存较少。城址内除出土有铜器、铁器、陶器、石器等生产、生活用具外，还发现有许多兽首陶水管、筒瓦、板瓦等建筑构件。
遗址分布
位于河北保定易县县城东南，它是已发现的战国都城中面积最大的一座。
遗迹保存较为完整，是战国时期城市发展的代表性遗址，中心区域又称武阳城。中易水（古称易水、武水）和北易水（古称濡水）从南北两侧流过，形成天然屏障的护城河。[4]
燕下都故城呈长方形，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中部有条纵贯南北的古河道，相传为运粮河。河东岸有一道与河道平行的城墙，把燕下都分成东西两城，东城平面近似方城，在中间偏北处，有一道东西向的隔墙把东城又分成南北两部分。
东城和西城由一道厚厚的墙和人工开凿的运土城墙，墙基宽约40米，周长约18公里，中部偏北还有一道东西横亘的隔墙，将宫城分为两部分。墙基宽约20米，全长4460米。
西城即郭城，由北、西、南三道城墙及运粮河组成，西墙较直，北墙有拐弯，在西斗村西、村北和村东几经拐折，形成一个复斗形，南墙由燕子村西折向南，涉易水至龙湾头村西口复东行，与运粮河西岸相接，城墙基宽40米。三面城墙全长14公里。
建筑特点
动的中心，分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市民居住区和墓葬区。[5]
宫殿区
在城址东北部，有3组建筑群组成。大型主体建筑武阳台，坐落在宫殿区中心，东西最长处140米，南北最宽处110米，在燕下都夯土建筑基址中，规模最为宏大。这种建筑形式直至汉代仍很流行。在地平面上用夯土技术建立起高度不同、体积不同的高台，再在高台上建造宫殿，高低错落，巍峨壮观。此种建筑式样在战国青铜纹饰上多次出现。燕下都的夯土台，高大而且数量多。城内外已探明的高台有50多个，其中最高大的“武阳台”宽深110×140米，残高11米，“老姆台”宽深90×110米，残高12米。小型的如“望景台”宽深26×40米。可以想像当初燕下都的雄伟气魄及宫殿建筑的豪华与排场。
武阳台以北有望景台、张公台和老姆台，坐落在一条中轴线上。以高大的夯土台作为主体建筑物的基址，是战国中期城市建筑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在武阳台的东北、东南和西南，还有3组大型宫殿建筑群遗存。
手工业作坊区
围绕著宫殿区，
墓葬区
设在东城的西北部。西城区时为加强东城区的安全而设的防御性附城，城址内遗存较少。
武阳台周围分布著许多兵器、铸铁、制玉、烧陶遗址，表明当时燕都经济文化的繁盛。
城周围筑有高大的板筑夯土城墙，全长40多公里。西城西墙保存较为完整，现存3717米，高出地面最高处约6米。
出土文物
燕下都文物遗存十分丰富，从民国初年开始，出土文物十万馀件。齐侯四器、铜龙等珍贵文物引起了国际轰动。
1929年至1949年，考古学家马衡教授带队，对燕下都遗址进行了专题调查，并对老姆台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燕下都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得到重视，先后对遗址进行了4次一般性考察，2次全面重点探查，6次重点考古探查，7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和清理，29次考古发掘工作。发掘总面积22598平方米，占遗址总面积的053%。围绕燕下都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已经出版三部专著，发表学术报告和研究文章100多篇。[6]
这些文物以其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填补了多项历史空白。城南丛葬墓群，有许多处“人头坑”，史称“京观”，准确说不是坑，而是高岗。(古代为炫耀武功，聚集敌尸，封土而成高冢，就是京观。)晋楚邲之战，楚军大胜，杀晋军无数，当时有个叫潘党的建议楚王收集晋军尸体，筑造京观，被楚王拒绝。京观，在燕下都有多处，以凌云册乡解村为最著名，文保碑表述为“丛葬墓群”。是中国唯一的人头丛葬墓。
1964年到1978年对东城墓葬区的发掘，即出土文物3800多件，其中很多文物是很精致、很珍贵的。在老姆台东出土的青铜立凤蟠龙纹铺首（宫门上的装饰品），高74.5厘米，重22公斤，上面刻有龙、凤、蛇等禽兽图案，为考古文物所罕见。由此也可推测宫殿规模之宏伟宽大。[7]
1965年，在武阳台附近发掘了一个丛葬坑，墓中出土文物1480件，其中铁制兵器，如剑、矛、戟以及铁盔、铁甲散片占绝大多数。经过对其中剑、矛、戟等7种9件兵器的分析，其中6件为纯铁或钢制品，3件为经过柔化处理或未经处理的生铁制品。这说明，在战国晚期，中国就能制造高碳钢，并懂得了淬火技术。燕下都淬火钢剑的发现，比《汉书》记载的王褒上汉宣帝书中的“清火淬其锋”的时间提早了两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