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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文照片来自 王大文脸书

王大文 （Dawen Wang，1981年10月28日－），西北大学古典音乐系英美文学双主修，美国华裔创作歌手及台北国际社区广播电台 (ICRT) 节目主持人，2013年12月24日在台湾发行第一张华语专辑《你好》。

在美国出生成长的移民第二代、接受良好的教育，王大文的人生就像是“美国梦”的完美典型。但他迈向创作歌手的过程，却因天生的凤眼与黄皮肤而屡屡碰壁。即使如此，转行，从来不是他的选项。多年的搏斗，意外让太平洋彼岸的台湾音乐圈看见他的潜力，一纸唱片合约，让他来到台湾从零开始。 “这里有好多声音，但只有一张嘴，没办法跟著唱下去了。”五岁那年，王大文听见了车里收音机播放的贝多芬〈第六号交响曲〉，他开心地哼唱著，但当各种乐器陆续加入，他只能沮丧地向驾驶座上的母亲童元方求助。与音乐的这场邂逅，让王大文一步步走进创作与表演的世界，十八岁那年获得奖学金进了芝加哥西北大学，主修古典音乐与英美文学。

展现音乐表演天分 难以越过种族的藩篱

“我从小就以为自己要去百老汇，站在舞台唱歌表演。但在大学遇到一些挫折，让我决定创作，想用自己的音乐说自己的故事。”王大文说，“但不管我怎么努力融入，对很多人来说我永远像外星人。在表演这个行业，状况特别严重。”虽一心想成为创作歌手，王大文大学毕业后，仍先留在熟悉的芝加哥寻找机会。 “我的第一个角色，是个有暴牙、戴眼镜的香港学生，英文很烂，头上还插著一支日本国旗。”王大文龇牙咧嘴地形容著角色，“出场台词是用广东话说：‘大家好，我是风水。’够驴了吧！观众一看见我全都笑了。”尽管语气搞笑，但王大文眼神充满了无奈。 王大文所受的无形压力，母亲全看在眼里。“我知道他的辛苦和痛，但也只能勉励他，把所有的窝囊，转化成艺术。”现任东海大学文学院院长童元方说。 经过四年尝试，王大文理解自己很难在表演艺术上大放异彩，带著录音设备搬到流行音乐产业更密集的洛杉矶，制作个人专辑。这破釜沉舟式的豪赌，没能让他一举翻身，这张由母亲童元方投资两千美元，在空衣柜里录音的《American me》，只卖了两百多张。 “有个朋友告诉我，我的创作太严肃了。一般人只想要用音乐放松，不关心种族歧视。”但王大文却不后悔，“因为所有歌曲就是我看到的、想讨论的故事。” 之后三年，王大文到处寄送试听带投石问路，争取在小型展演空间或酒吧的表演机会，收入不稳定的他，不时还得向母亲或哥哥求助。

台湾唱片招手 打开歌手梦的一扇窗

“我常常半夜冒著冷汗醒来，瞪著天花板问自己‘我到底在干嘛？’这条路还走得下去吗？”看著同学、朋友的事业都逐渐上轨道，王大文的焦虑更深，“有人建议我转行做个律师或上班族，但这不是我要的。”王大文继续顽固地寄试听带、在只有十几位观众的舞台上卖力演出，也在社群平台上分享个人音乐与翻唱作品。 二○一二年初，台湾音乐制作人阿弟仔无意间在YouTube上看见王大文的影片；片中的他，唱著当红创作歌手Bruno Mars的歌曲，让阿弟仔留下深刻印象，大力向唱片圈同业推荐。 当年王大文在YouTube帐号信箱里，发现一封自称台湾唱片公司的短信时，还以为是诈骗集团。“唱片公司说愿意帮我发片，唯一的条件是要搬到台湾把中文学好。”想到有机会实现等了八年的歌手梦，王大文毫不犹豫地飞来台湾，从实习生做起。 刚到台湾的王大文，中文程度比国小生还不如，但他的学习态度，很快打动了身边所有人，“他诚恳不多话，但既认真又有天分，具备了好音乐人该有的特质。”喜欢音乐总经理陈子鸿这么观察。

王大文照片来自大纪元

现场歌迷合唱 激励更多创作的能量

此后三年，王大文在台湾出了两张唱片，跑了超过两百场巡回演出。“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在苗栗表演，现场大约两千人，我唱到一半觉得耳机回音特别大，后来才发觉，是好多人正和我一起合唱。这感觉太奇妙了，以前只要三十个人听我唱，就很了不起了。”王大文伸展双臂又收拢，形容两千人和三十人的差距。 换了新环境，王大文的创作就像开了一扇洒满阳光的窗，他更努力地学习中文、细读母亲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希望有天能包办专辑的填词工作。 这几年，常有人对王大文说“你变得好正面”，他却认为“唱歌是一种沟通的方式，有人因为我的歌感动很好，但听众的反应也会回头鼓励或影响我。” 就这么转了个弯，王大文找到听众，也发现全新的世界。没人能预期机会何时降临，你所能做的，就只有坚持下去。

歌手王大文2018年发行两首新单曲，除了上电台通告，特地带著电子琴与乌克丽丽，到原民文创品牌《花生骚》店面进行直播，他一直对于环保、保育的议题相当关心，接触《花生骚》让他认识原住民文化，每一个故事都仔细阅读，并从中找寻创作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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