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與大屠殺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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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這是一部反思現代性的力作。齊格蒙·鮑曼認為，大屠殺不只是猶太人歷史上的一個悲慘事件，也並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為，而是現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現代性的本質要素，使得像大屠殺這樣滅絕人性的慘劇成為設計者、執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會集體行動。從極端的理性走向極端的不理性，從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蠻，看似悖謬，實則有着邏輯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許就在於：在任何情況下，個體都無條件地承擔起他的道德責任。
作者簡介
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 1926- ）當代最著名的社會家與哲學家之一，是「後現代主義」概念的主要創造者。他出生于波蘭，曾任華沙大學社會系教授，1968年離開波蘭，1969-1971年在特拉維夫和海法大學任教，後前往英國，任利茲大學終身教授，同時也在柏克利、耶魯、堪培拉等大學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闡釋學與社會科學》（1987）、《現代性與大屠殺》（1989）、《現代性與矛盾》（1991）、《後現代性其不滿》（1997）、《全球化：人類後果》（1998）。
原文摘錄
在盲人谷，獨眼人就是國王。在現代官僚體制的理性世界裡，非理性的冒險家就是獨裁者。 如米格拉姆所說，只有當你得到了一個權威…它自由地行動，除了受害者的抗議之外不用抵抗任何壓力，這樣你才會對權威有最純粹的回應。當然在真實生活當中，你被混合很多相互抵償的對抗性壓力當中。米格拉姆肯定想用「真實生活」來指代處於民主社會當中且外在於總體制度的生活：更準確地說，是在多元主義條件下的生活。從米格拉姆整套實驗中得出的一個最突出結論就是，多元主義是防止道德上正常的人在行動上出現道德反常的最好的良藥。納粹必須首先消除了政治多元主義的殘餘才着手實施像大屠殺這樣的計劃，在這之中普通人預料之中的做出不道德與無人性行徑的傾向已經肯定被計算為必需的也是可得到的一一資源當中。在蘇聯，也只有當已經根除了社會自治的殘餘以及對它有影響的政治多元主義之後，才迫不及待地開始系統地消滅系統中真正公認的敵人。除非多元主義已經在全球社會的範圍內被消滅，否則帶有犯意圖、需要確保其成員在實施明顯不道德的行動時具有持之不懈地服從意識的組織，就得去建造密不透風的人為障礙，將其成員與各色標準、觀點所帶來的「軟化」影響隔絕開來。而只有在政治與社會紛爭的嘈雜中，才能最清楚地聽到個人的道德良知發出的聲音。
書評
這本來是一篇作業，現在也就直接複製粘貼，帶着濃厚的學院風，而且寫得也不咋樣，不過自認雖然囉嗦了一點，對文章的思路梳理地還是挺清楚的，大家且湊合着看唄。
鮑曼以嚴謹的筆調向我們揭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現代文明，就其內在的機制而言，存在着一種可怕的潛能，所謂大屠殺，便是這種潛能的一次展示。鮑曼所提及的，現代社會的運行機制對於道德的壓制，這不僅有大屠殺作為例證，更有米格拉姆的實驗作為證據，我們實在無法否認。還有所謂現代防衛體系，的確如鮑曼所說，把所有暴力手段都集中到了國家的手中。所以，這種可怕的潛能是一個事實，哪怕我們一生都沒有碰到這樣的事情，我們也無法否認這種潛能的存在。鮑曼的反思直接抵達了現代性在制度層面的本質，並且是就在我們身邊的本質。關于思想層面的現代性，我們早就破除了對它的迷信，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相信科學的萬能和完美社會的構想，對於理性我們也早已走出了崇拜的狀態。但是，對於制度層面的現代性，我們還沒有從迷信中走出來，事實上它還處在上升的過程中，人們對它的力量深信不疑。所謂現代的制度，不過是針對前現代的制度而言，這種制度給我們帶來了效率和財富，但絕不代表它是完美的。鮑曼的《現代性與大屠殺》便是祛除這種制度迷信中重要的一步，他向我們指出，現代性的制度也有缺陷，而且這種缺陷一旦爆發將具有更加悲劇的後果。從這個角度上講，鮑曼可以被列入那些時代前沿的思想家，他擴展了我們的視野，讓我們的視線從現代性之中解放出來，就像啟蒙思想家把我們從自然中解放出來一樣。
齊格蒙•鮑曼的《現代性與大屠殺》這本書，考察了現代性的諸多要素在猶太人大屠殺之中的作用，並以此來反思內在於現代性之中的隱患。我在前幾日讀完該書，深有感慨，在此且對書的內容做一個梳理，並和各位交流一下我的感受。
《現代性與大屠殺》就其主要內容來說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章導論為第一部分，對以往研究大屠殺的視角提出質疑，並且提出自己對於大屠殺和現代性的理解。第二部分從第二章到第五章，是對大屠殺各個環節之中現代性所起作用的具體分析。第三部分則是第六、七章，分析大屠殺所揭示的現代社會機制的隱患——對道德的壓制，作者還藉此指出了傳統社會學之道德學說的缺陷，他試圖重建道德理論。至於第八章，可以算作後論，它和文章主體論述的關係已經不大。 第一部分 在《大屠殺之後的社會學》之中，鮑曼首先對以往的大屠殺研究做出了批評。他認為這些研究不外是兩種方法，要麼把大屠殺看作僅僅和猶太人相關，看作反猶主義的集中爆發；要麼是把大屠殺看作人類罪惡秉性的一次發作，是偏離了文明的結果。而這兩種做法效果都是一樣的，就是免除了現代性的責任，免除了大多數人的責任，但是我們也因此失去了嚴肅思考現代性的機會。社會學研究尤其如此，它遵循着社會學的固有模式，對大屠殺的研究遲遲不能深入，這種模式的思想是：「大屠殺是現代性的一個失敗，而不是它的一個產物」，鮑曼認為這更多地是出於社會學的預設，而不是根據事實。事實上，對於大屠殺的研究，充分暴露了傳統社會學的缺陷，鮑曼也要藉此契機，為社會學引進一些革命性的觀念。 鮑曼認為，大屠殺不是現代文明的對立面，相反，它們的關係像一個硬幣的兩面，大屠殺，正是對現代社會潛在可能性的一種檢驗。因此，他極力批判那種「病因學神話」，即認為所有的過錯都是「不夠文明」，之前對於大屠殺的解釋也是這種神話的表現。實際上，正是所謂的「文明」讓大屠殺成為了區別於人類歷史眾多屠殺的獨一無二的現象。鮑曼首先舉官僚體系，他認為納粹的計劃之所以從「清洗」、「放逐」猶太人轉變為「滅絕」猶太人，是官僚體系一步步推動的結果。選擇肉體消滅是官僚體系的理性面對環境變化所採取的選擇。而官僚體制，正是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是我們所稱為「文明」的東西。接下來，鮑曼分析大屠殺中道德冷漠和道德盲視產生的社會原因，這和現代性也是緊密相連的，具體內容後面還有詳述。總之，文明化進程存在這具有破壞潛能的一面，這種潛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理性化的趨勢帶來了道德的緘默，從而失去了限制惡行的力量，而大屠殺便是這種潛能爆發的體現。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體部分，具體論述現代性和大屠殺的關係，在這裡，大屠殺被分成三個有機的部分：納粹種族滅絕的觀念、滅絕的現代實施方法以及受害者的合作，鮑曼分別論述了現代性在這三個部分里所扮演的角色。
種族滅絕觀念的產生 首先是現代性在納粹種族滅絕觀念形成之中的作用，也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鮑曼認為現代性內在於形成這個觀念的幾個重要元素之中，它們是種族主義、科學的實踐、完美社會的計劃以及現代實施方法。 關於種族主義，這裡的種族主義指的是專門針對猶太人的種族主義，而不是更廣泛意義上的。在敘述種族主義觀念之前，鮑曼花了近一章的篇幅來論述「猶太人」概念在歐洲的變遷，一方面這裡的種族主義就是針對猶太人而言的，另一方面猶太人的淵源很深，概念的變化很複雜。鮑曼所着重強調的一點是猶太人的「粘性」，或者說是「猶太人」概念的不協調性。這種「粘性」來自猶太人大遷徙所具有的歷史時間的絕對跨度，他們很早就進入歐洲，但分布很零散，且難以融入歐洲社會，這就形成了一種「內部的外人」觀念。另一方面，猶太教是基督教的發源之處，但猶太人卻不信仰基督，甚至侮辱基督教，這又是精神世界裡「內部的外人」。所以，歐洲人感覺猶太人這個概念具有不協調性，他把幾種本應該分離的含義集中與一身，這種不協調性使所有想要「劃分界限」的力量失敗，它是一種威脅秩序的形象。不過，在前現代它還沒有衝擊到歐洲人的世界，因為當時的國家是各個部分相互分離的，猶太人被順利地隔離在固定的區域。 在現代性上升的過程中，猶太人概念的不協調性增加了現代的層面，這就形成了一種更強大的「元不協調性」。猶太人在這一過程中從事商業，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他們本是貴族的僕人，現在地位上升，混淆了等級的界限。另外，猶太人信仰自由主義，但他們處在國家和社會的虛空之中，想要獲取公民權必須依靠國家強權，這又造成了自由和強權的混淆。最為重要的是，他們是「無民族的民族」，他們勢力分散，處在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空白帶上。以上都是猶太人概念在現代化過程之中獲取的不協調性，更為重要的是，這些不協調在現代社會之中真正成為問題。由於本身的這種「粘性」，猶太人成為一個「三稜鏡」群體，即不同的人對於他們有差異巨大的認識，隨着現代化展開，國家和社會的中心化，這些認識被匯合到一處，從而造成了認知的失調。在這種情況之下，歐洲就有一種強烈的想要劃分界限的衝動，但是猶太人不能公然被隔離，現代國家拒絕把隔離合法化，並且，猶太人在通過現代生活和信仰的轉變迅速轉化為歐洲人。歐洲人急需尋找一種新的界限，這是種族主義一大來源。另一方面，猶太人由於和資本的密切聯繫被捲入到前現代和現代的衝突之中，反現代主義的力量被導向猶太人，他們一度成為資本主義的化身。對於舊社會之中被現代性壓制者而言，猶太人被認為是現代破壞前現代的中心。前現代雖然之後被現代鎮壓，但對於現代性的焦慮以對猶太人的焦慮保存了下來。因此，反猶主義還帶有一層前現代和現代對抗的色彩，這又是種族主義誕生的一大動力。 但是，如上所述，猶太人的「元不協調性」讓劃分界限的努力十分困難，新的界限必須超越教化潛力的界限，到達自然規律的層面。所謂種族主義應運而生，它的哲學本質是：「人就是他行動之前的樣子；無論他做什麼都改變不了他的本質」，根據這套哲學，猶太人被認為天性是低劣的，一條界限在猶太人和歐洲人之間劃分開來。在種族主義形成的這個過程之中，現代性增加了猶太人的「粘性」，也加深了歐洲人對於猶太人的焦慮，它讓種族主義成為一種需要。另一方面，反猶太的種族主義和反現代情緒有着內在的親和性，它被選來作為後者表達自身的載體，這又說明種族主義是現代性的派生物，現代性讓種族主義成為可能。所以，鮑曼總結道：「種族主義是在前現代或至少是不完全現代的鬥爭中所使用的徹頭徹尾的現代武器」。 種族主義之外，催生滅絕計劃的還有納粹完美社會的設計，即所謂「千年德意志帝國」。在這一設計之中，「種族血統」是關鍵環節，它要求保證種族的健康和血統的純正。響應這些要求，科學家們認為可以「通過系統選擇並消滅不健康因素以促進健康血統的傳播」來「改善我們後人的體質」，這樣一種信念以及方法被納粹運用到實踐之中，他們創建了很多「安樂死所」，處理那些對於種族健康不利的「無價值生命」。出於人們的反對，「安樂死所」很快被撤銷，不過他們隨後繼續得到了使用——在猶太人身上。猶太人同樣被認為是「無價值的人」，因為他們是一個反種族的群體，他們不僅腐蝕特定民族的認同，還侵蝕其自身的種族秩序。在清洗猶太人的觀念里，種族主義、醫學實踐、完美社會的計劃走到了一起，種族主義和醫學作為理論的支撐，醫學實踐作為方法和手段，完美社會作為最終目標。種族主義我們已經談過，它是一個現代的產物，醫學實踐和完美社會的計劃同樣如此，他們有比種族主義更鮮明的現代性，他們內在於現代性的世界觀之中。科學不用多說，它認為人類可以認識和改造自然，現在不過是把視角轉向人類社會，在清洗猶太人中，它發展到了這最終的一步。而所謂完美計劃，它是人類對於社會的理性、積極的管理態度到達極致的表現。這裡的醫學實踐和完美計劃，都是現代性本身固有的內容走向極端的情況。 種族主義、科學和完美社會計劃，這幾個要素所具有的深刻的現代性，使得「反猶主義的滅絕計劃應該被看作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現代現象。」但是，「種族主義即使和現代思想的技術傾向結合起來，也不足以完成大屠殺這個壯舉」，它還仍然停留在理論層面。這個時候還只有一種模糊的觀念，即要把猶太人從德國驅逐出去，肉體消滅猶太人作為一種選擇還沒有浮出水面，即使是驅逐，具體怎麼驅逐出去，猶太人如何集中，如何運輸，驅逐到什麼地方，這些都沒有落實。只有等到官僚體系開始運轉，驅逐計劃才一步步發展到肉體消滅。也就是說，雖然清洗的觀念一開始產生於種族主義、科學和完美社會計劃，但滅絕猶太人作為一個計劃，還是由官僚體系來逐漸完善的，所以，滅絕計劃在具體操作上和現代性有着更為深刻的聯繫，這種聯繫在第四章得到了詳細的闡述。
滅絕的現代實施方法 第四章以探討大屠殺與前現代屠殺相比的獨特性開始。鮑曼認為，大屠殺的獨特性就在於它的現代烙印，它缺少自生自發性、具有理性的設計、作為一個完美計劃的因素，「就像按現代方式所做的其他事情一樣，大屠殺使它的前現代等價物黯然失色」。事實上，大屠殺還有另外一種獨特性，就是對於現代世界的獨特性，產生大屠殺的各種要素都在現代性之中，但是它們的結合是偶然的，這就造成了大屠殺相對於現代其它事件的獨特性。鮑曼認為，大屠殺是現代性精神最一致、最無拘無束的體現，它沒有受到社會多元化的限制。但是，大屠殺除了這種獨特性，還有它的常態性，即促成大屠殺的因素中有一些是現代性最基本的東西，直到今天也沒有改變。在這些具有常態性的構成因素之中，鮑曼圍繞着其中最關鍵的一個，技術——官僚的行為模式，在下文展開論述。這種行為模式有兩個突出的特點：勞動等級與功能劃分和官僚體系對象的非人化，這兩種特性合力，拉開了執行者和對象的心理和身體距離，使手段和目的的道德評價脫節，讓技術責任代替了道德責任，最終讓對象成為一個純粹的、無質的規定性量度。所以，這種行為模式包含了種族滅絕所需的所有技術要素，並且，官僚體系在大屠殺之中的貢獻不僅在於它的技能，也在於它的不足。這種體系本身對於道德的壓制讓大屠殺順利避過了執行者本身的道德譴責，讓它成為屠殺的高效工具。事實上，鮑曼認為，「大屠殺在觀念與實施之間的空白被官僚體系填滿，它以自己的形象造成了大屠殺」。 令人震驚的是，面對這一體系對道德的踐踏，現代性本身並沒有阻止惡行的工具。官僚體系自不必說，它無法認識到自己的局限。而所謂現代防衛體系，只是表面看起來和平，這種表面和平的代價是所有暴力手段集中於國家，一旦國家偏離正規，民眾根本無力抵抗。被寄予厚望的科學也無法阻止暴行，它是道德中立的，一定程度上是反道德的，它在大屠殺之中甚至還充當了幫凶的角色。此外，旁觀者們的冷漠證明「文明的行為舉止顯示出與集體屠殺令人驚異的和平與協調共處的能力」。所以，最後的結論是，「（現代）文明無法保證他所形成的可怕力量被道德地使用」，真正能限制這種暴行的東西在現代性之外，那就是社會的多元化，它可以有效防止政治國家的過度膨脹，納粹之所以順利執行了種族滅絕，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政治國家之外其他力量的缺乏，這讓現代性得以發揮自己全部的可怕潛能。面對現代性的這種潛能，鮑曼不禁反問道，我們今天的社會是否有足夠的力量可以限制暴行。他的答案是否定的，社會多元化的力量仍然不夠強大，為滅絕計劃效勞的機構今天仍在運轉而鮮有改變，是道德盲目發生的原因，今天更加強化。在這裡，他表達了對現代社會深深的憂慮。
受害者的理性 大屠殺另外一個不能忽視的環節便是受害者的反應，如果受害者們奮起抵抗，那種族屠殺就不成其為屠殺，可能會演變成德國和猶太人的武裝暴力衝突。但事實是，猶太人沒有抵抗，他們看起來就像是在配合着屠殺的行動，情況為何如此，鮑曼給出了答案：理性。官僚體系利用了猶太人的理性，通過精心的、一環套一環的設計，猶太人的理性被導向自我滅絕。猶太人的理性成為了官僚體系可資利用的資源，大大減少了屠殺工作所需的消耗。鮑曼給我們還原了官僚體系這一精心的設計，也展示了所謂理性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計劃首先從封鎖受害者開始，這是進一步行動的基礎。官僚機構實現了完全的專門化，即專門針對猶太人；反猶主義的宣傳把猶太人從公眾心目之中驅逐出去；在法律上精確定義猶太人。在這些措施之下，猶太人被徹底孤立，完全在納粹機構的支配之下，這是官僚機構得以利用猶太人理性的重要條件。另外一個重要的條件是：信息不透明，猶太人不知道納粹正在實行的是一個種族滅絕的計劃，他們直到最後一刻都相信自己獲得解救的可能，這為理性發揮作用提供了條件。此外，在每一個階段，納粹都給了猶太人選擇的機會，而不是直接的硬性規定，這給理性的發揮留下了空間。在這三個前提之上，猶太人的理性開始了自己的表演。 首先，納粹政府規定具有特殊貢獻的猶太人可以獲得赦免，猶太人便紛紛托關係以圖得到解救，很多猶太人確實得到了解救，於是猶太人趨之若鶩。這種做法的另一面是，承認獲得解救的特權，也就等於承認了屠殺猶太人這一總體計劃的合法性，這種合法性在隨後逐漸增強。並且，為了獲得赦免，每一個猶太人或者群體都堅持自身的獨特性，這極大削弱了猶太人的團結，大規模的反抗被消融於無形之中。 其次，作為猶太人中的社會精英，納粹並沒有消滅他們，而是把他們任命為所在地區猶太人的領導人，即所謂委員會，他們在當地享有很大的權力，不過處於納粹的完全控制之下。這一個群體一開始同意猶太人區的計劃，讓猶太人順利被隔離；他們組織猶太人給德國軍隊做工；他們負責管理屠殺的準備工作；他們最終也走向毀滅。這些行為皆是出於理性，接受猶太人區是為了逃離充滿敵意的環境和猶太人自我管理；為軍隊做工是為了希求納粹的憐憫；準備屠殺是因為納粹「否則殺死所有人」的威脅。但是他們的理性成為了納粹利用的工具，他們也成了屠殺同胞的幫凶。 最後，納粹還充分動用每個人自我保全的理性。納粹通過減少食物供給和高頻的屠殺，製造了猶太人區里極端惡劣的生存環境，讓猶太人經常面對這樣的極端挑戰：「要麼死，要麼讓別人死」，在這種挑戰之中理性內在的道德冷漠被推向了極致。而這種理性，同樣為納粹的屠殺提供了便利。 回頭再看整個過程，猶太人的每一步莫不是出於理性，但為什麼最後卻把自己導向了滅亡？因為主導着他們的是一個非理性的力量，在一個非理性的環境之下，理性註定將是失敗的。鮑曼指出，行動者之理性和行動之理性，二者需要一致才能導出好的結果，而二者的一致取決於行動的場景，場景取決於當時的規則和資源，而這兩者均不為行動所控制。在大屠殺的例子之中，就是官僚機構完全控制了規則和資源，最終讓行動者的理性變成荒謬。在鮑曼看來，大屠殺是現代官僚充分利用對象之理性的範例，如果不是因為禁忌，它完全可以進入管理學的教科書。所以，不光是官僚體系本身存在着缺陷，在現代性的理性話語之下，官僚體系和對象的互動模式同樣是危險的，在大屠殺之中，管理體系和受害者的理性全都成為了納粹的工具，受害者根本無力抵抗如此強大的理性機器，最終走向毀滅。 以上完成了對大屠殺各個環節的分析，種族滅絕的觀念、現代的實施方法、受害者的理性，這些因素莫不具有深刻的現代性，所以，大屠殺和現代性是密不可分的，沒有現代性的觀念和制度體系，大屠殺可能根本不會發生，即使發生了，屠殺的規模也不會到達如此程度，更不會是以如此高效的方式來完成。大屠殺不是對現代性的一次偏離，它的基本元素內在於現代性之中，它是現代性所具有的可怕潛能的一次徹底的展示。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則是對大屠殺之中一些現代性因素的反思。大屠殺的現代實施方法這個方面給鮑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且和我們今天也有極大的聯繫，他的分析反思也主要在於這裡。在反思現代性的同時，鮑曼也在反思社會學這個學科，分析它在研究大屠殺之中暴露的問題，他也想藉此機會來某一個方面重建社會學理論。在第六章，鮑曼通過對米格拉姆實驗的分析驗證了這樣一個道理：「殘酷與一定社會互動模式的關係比與個性的關聯更大」。也就是說，現代性的體制，這裡主要指官僚體系，它的組織本身的結構，促進了人類殘酷的釋放，並且造成了實際的悲劇後果。人類的邪惡天性是一個「沉睡者」，而現代性的體制安排則喚醒了這個「沉睡者」，並且成為它作惡的有力工具。這種體制最大的缺陷，在鮑曼看來，就是對道德的壓制，他在這裡結合米格拉姆的實驗對這一現象有詳細的分析，涉及到很多地社會學術語和方法，這裡不再展開。 接下來的第七章關注的同樣是這個問題，即社會體制與道德之間的關係。鮑曼批判了傳統社會學把道德看作社會衍生物的觀點，這種學說在解釋大屠殺時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因為大屠殺說明了道德外在於社會體制的可能。鮑曼因此認為，社會化的進程不在於生產道德能力，而在於操縱道德能力，道德的起源不應該在社會中尋找，而應該在社交之中尋找。他從列維納斯的觀點出發，認為道德來自對他人無條件的責任（這種責任來自與他人的接近）它的產生是前社會的，它內在於主體關係的基本結構之中。而作為社會機制，壓制道德的手段便是拉大距離，包括心理距離和社會距離，這正是大屠殺之中官僚體系所做的事情。大屠殺完成的條件在於弱化基本的道德驅力，它達成這一條件的方法有：利用行動中介和精細的勞動分工增加執行者和受害者的距離，使技術道德化，利用專家的權威來拉大與受害者的心理距離。這些便是官僚機構順利實行大屠殺的秘訣，而這些東西都內在於現代性的理性趨勢之中，它們現在仍存在我們的生活之中，也就是說，他仍然具有可怕的潛能。這就是鮑曼通過對大屠殺的詳細分析想要給我們揭示的現代性的另一面。至於我們應當如何面對這種可怕的潛能，鮑曼沒有給出解決的方法，這個問題並不容易，不是一個學者在書桌前就能解決的，它需要全人類在實踐之中的努力，鮑曼所做的在於，向我們警示現代性這種可能的威脅，讓我們不致於偏離方向。
評述及感想 在評述鮑曼這本書之前，首先需要釐清書中「現代性」這一概念，它在書中出現的頻率非常高，而且居於全書思想體系的核心。鮑曼並沒有直接闡明自己的現代性觀念，這可能說明他使用的是一般意義上的「現代性」，這個觀念在鮑曼那裡具體內容究竟指什麼，可以通過本書的內容進行回溯。首先，這個現代性具有思想的層面，關於這種思想的論述是貫穿在全書之中的。在第二部分論述種族滅絕觀念的產生，鮑曼便提及了現代性在思想層面的內容。納粹的醫學實踐展示出人類認識一切、改造一切的精神，完美的社會計劃體現出人類對自身社會積極的管理態度。在論及大屠殺的現代實施方法時，鮑曼強調這個體系高效、理性的精神。而在論述受害者的合作時，鮑曼一直在提及理性。所以這裡的現代性，指的是一種理性的精神，指人類擺脫自然本能的控制而自己管理自己，其向外擴張，便是人類自主管理社會直至人類管理和控制大自然。其次，這裡的現代性還有制度的層面，它指的是現代的社會組織形態，這種組織形態是在理性的原則之下組織起來的，但它自誕生之後對現代性所產生的影響其實更為深遠。關於社會組織形態，鮑曼這裡主要強調的是官僚體系。從開始到最後，鮑曼不斷地在強調官僚體系在大屠殺之中所發揮的作用，在第四章和第六章他還詳細分析了這種體系的特點和缺陷。除了官僚體系之外現代性在制度層面當然還有其他的內容，比如說現代經濟體制，但是鮑曼並沒有給予他們足夠多的關注。 或許因為鮑曼是一個社會學家，他對現代性的制度層面更加關注，他認為在整個大屠殺之中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現代的實施方法，他對現代實施方法的主體——官僚體系進行了剖析，他不斷提醒我們這些制度因素還停留在我們身邊。不過總體來說，鮑曼這裡所說的現代性是一種廣義上的現代性，包含了思想和制度兩個層面，只不過他對現代性的反思更偏重在制度層面。 搞清楚了所謂「現代性」，我們就可以開始評述鮑曼對於大屠殺和現代性的分析。不得不說，從現代性的角度來分析大屠殺，探討現代性和大屠殺的聯繫，這是全書原創性最大的來源。正如鮑曼所說，之前的研究把大屠殺看作是一次對文明的偏離，現代文明和大屠殺本質上沒有關係，但是鮑曼意識到，大屠殺和現代性有着深刻的聯繫，在思想上和制度上都是如此。這種敏銳的意識讓鮑曼發展出了一套獨特的大屠殺和現代性相互聯繫的觀念。不過，僅僅是這樣一種觀念還不夠，這種觀念前人已經產生了，但是還沒有具體的闡發，觀念需要被擴展成一個體系。現代性和大屠殺的聯繫究竟在於什麼地方，支持這種聯繫的證據又是什麼，總體來說現代性對於大屠殺應該負什麼樣的責任，這些問題都是這個體系所要面對的。應該說，鮑曼出色完成了建構體系的任務，他把大屠殺分為三個環節，分析現代性在各個環節中發揮的作用，得出現代性在大屠殺中所應負的責任。重要的是，對於現代性在大屠殺各個環節之中的角色，鮑曼的解讀非常透徹，並且有相當紮實的論據支持，這些論據，如鮑曼在前言之中所說，很大一部分來自歷史學家們的研究成果。鮑曼用了很長的事件來研究專業學者們的成果，這讓他的幾乎每一個論點都有充足的證據支持。 不過，就我個人觀點來說，鮑曼的論證之中還是有一些令人不滿的成分，比如說他在論及種族滅絕觀念的誕生時。他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來論述「猶太人」概念在歐洲的變遷，在論述過程之中他非常多地使用了隱喻的手法：把猶太人看作「粘性」物質，看作邊界和秩序的威脅者，不斷的強調猶太人概念的「不協調性」。鮑曼想要表達的是，猶太人的這種「粘性」、「不協調性」讓人們有一種想要強烈的劃分界限的衝動，這是種族主義的一大來源。他想表明，現代性上升的過程讓猶太人的「粘性」逐漸增加，這是種族主義產生的歷史淵源。但是，這種論證的方法太過抽象，真正的說服力其實也有限，讀者很難在「粘性」和種族主義之間建立起聯繫，也無法對現代性在這一過程之中所起的作用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即使這裡探討的是一種思想的變遷，我也覺得隱喻並不是好的論證方法，猶太人和種族主義之間，需要某種更為實在的聯繫，這種聯繫，很遺憾，鮑曼沒有給出。但是，所謂種族滅絕的觀念，它的產生是具有某種偶然性的，而且還是停留在觀念層面，沒有明確的計劃，計劃真正展開和實行還要等到官僚體系的加入。從這個程度上來說，種族滅絕的觀念在整個大屠殺的全景之中並不是具有決定意義的角色，所以，鮑曼在這裡的一點模糊的論證並沒有影響到整個體系的力量。作為一個體系來講，鮑曼的現代性和大屠殺理論是非常細緻和嚴謹的，也是非常具有啟發和警醒作用的。 鮑曼以嚴謹的筆調向我們揭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現代文明，就其內在的機制而言，存在着一種可怕的潛能，所謂大屠殺，便是這種潛能的一次展示。鮑曼所提及的，現代社會的運行機制對於道德的壓制，這不僅有大屠殺作為例證，更有米格拉姆的實驗作為證據，我們實在無法否認。還有所謂現代防衛體系，的確如鮑曼所說，把所有暴力手段都集中到了國家的手中。所以，這種可怕的潛能是一個事實，哪怕我們一生都沒有碰到這樣的事情，我們也無法否認這種潛能的存在。鮑曼的反思直接抵達了現代性在制度層面的本質，並且是就在我們身邊的本質。關于思想層面的現代性，我們早就破除了對它的迷信，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相信科學的萬能和完美社會的構想，對於理性我們也早已走出了崇拜的狀態。但是，對於制度層面的現代性，我們還沒有從迷信中走出來，事實上它還處在上升的過程中，人們對它的力量深信不疑。所謂現代的制度，不過是針對前現代的制度而言，這種制度給我們帶來了效率和財富，但絕不代表它是完美的。鮑曼的《現代性與大屠殺》便是祛除這種制度迷信中重要的一步，他向我們指出，現代性的制度也有缺陷，而且這種缺陷一旦爆發將具有更加悲劇的後果。從這個角度上講，鮑曼可以被列入那些時代前沿的思想家，他擴展了我們的視野，讓我們的視線從現代性之中解放出來，就像啟蒙思想家把我們從自然中解放出來一樣。 至於我們應當如何面對這種可怕的潛能，鮑曼在書中已經指出，社會多元主義是防止這種潛能爆發最可靠的限制力量，民主、自治、文化多元、經濟力量，這些都是社會多元主義的內容。如此說來，我們也不必悲觀，因為我們已經走在正確的路上。 [1]